成大事必備9種能力、9種手段、9種心態
一：沉穩
⋯⋯
（1）不要隨便顯露你的情緒。
（2）不要逢人就訴說你的困難和遭遇。
（3）在徵詢別人的意見之前，自己先思考，但不要先講。
（4）不要一有機會就嘮叨你的不滿。
（5）重要的決定儘量有別人商量，最好隔一天再發佈。
（6）講話不要有任何的慌張，走路也是。
二：細心
（1）對身邊發生的事情，常思考它們的因果關係。
（2）對做不到位的執行問題，要發掘它們的根本癥結。
（3）對習以為常的做事方法，要有改進或優化的建議。
（4）做什麼事情都要養成有條不紊和井然有序的習慣。
（5）經常去找幾個別人看不出來的毛病或弊端。
（6）自己要隨時隨地對有所不足的地方補位。
三：膽識
（1）不要常用缺乏自信的詞句
（2）不要常常反悔，輕易推翻已經決定的事。
（3）在眾人爭執不休時，不要沒有主見。
（4）整體氛圍低落時，你要樂觀、陽光。
（5）做任何事情都要用心，因為有人在看著你。
（6）事情不順的時候，歇口氣，重新尋找突破口，就結束也要乾淨俐落。
四：大度
（1）不要刻意把有可能是夥伴的人變成對手。
（2）對別人的小過失、小錯誤不要斤斤計較。
（3）在金錢上要大方，學習三施（財施、法施、無畏施）
（4）不要有權力的傲慢和知識的偏見。
（5）任何成果和成就都應和別人分享。
（6）必須有人犧牲或奉獻的時候，自己走在前面。
五：誠信
（1）做不到的事情不要說，說了就努力做到。
（2）虛的口號或標語不要常掛嘴上。
（3）針對客戶提出的“不誠信"問題，拿出改善的方法。
（4）停止一切“不道德"的手段。
（5）耍弄小聰明，要不得！
（6）計算一下產品或服務的誠信代價，那就是品牌成本。
六：擔當
（1）檢討任何過失的時候，先從自身或自己人開始反省。
（2）事項結束後，先審查過錯，再列述功勞。
（3）認錯從上級開始，表功從下級啟動
（4）著手一個計畫，先將權責界定清楚，而且分配得當。
（5）對“怕事"的人或組織要挑明瞭說。
（6）因為勇於承擔責任所造成的損失，公司應該承擔
成大事的九種手段：
1、敢於決斷－－克服猶豫不定的習性
很多人之所以一事無成，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敢於決斷的手段，總是左顧右盼、思前想後，從而錯失成功的最佳時機。成大事者在看到事情的成功可能性到來時，敢於做出重大決斷，因此取得先機。
2、挑戰弱點－－徹底改變自己的缺陷
人人都有弱點，不能成大事者總是固守自己的弱點，一生都不會發生重大轉變；能成大事者總是善於從自己的弱點上開刀，去把自己變成一個能力超強的人。一個連自己的缺陷都不能糾正的人，只能是失敗者！
3、突破困境－－從失敗中撮成功的資本
人生總要面臨各種困境的挑戰，甚至可以說困境就是“鬼門關”。一般人會在困境面前渾身發抖，而成大事者則能把困境變為成功的有力跳板。
4、抓住機遇－－善於選擇、善於創造
機遇就是人生最大的財富。有些人浪費機遇輕而易舉，所以一個個有巨大潛力的機遇都悄然溜跑，成大事都是絕對不允許溜走，並且能縱身撲向機遇。
5、發揮強項－－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
一個能力極弱的人肯定難以打開人生局面，他必定是人生舞臺上重量級選手的犧牲品；成大事者關於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充分施展才智，一步一步地拓寬成功之路。
6、調整心態－－切忌讓情緒傷害自己
心態消極的人，無論如何都挑不起生活和重擔，因為他們無法直面一個個人生挫折，成大事者則關於高速心態，即使在毫無希望時，也能看到一線成功的亮光。
7、立即行動－－只說不做，徒勞無益
一次行動勝過百遍心想。有些人是“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所以看不到更為實際現實的事情在他身上發生；成大事者是每天都靠行動來落實自己的人生計畫的。
8、善於交往－－巧妙利用人力資源
一個人不懂得交往，必然會推動人際關係的力量。成大事者的特點之一是：善於靠借力、借熱去營造成功的局勢，從而能把一件件難以辦成的事辦成，實現自己人生的規劃。
9、重新規劃－－站到更高的起點上
人生是一個過程，成功也是一個過程。你如果滿足于小成功，就會推動大成功。成大事者懂得從小到大的艱辛過程，所以在實現了一個個小成功之後，能繼續拆開下一個人生的“密封袋”。
以上轉載自網路.
2012年11月30日 星期五
2012年11月29日 星期四
伊斯蘭金融大商機
所謂伊斯蘭金融（Islamic Finance），是以遵循「回教律法」（《Shariah》）為前提的金融體系，其最大特點是「嚴禁利息」。
無法收付利息的「伊斯蘭金融」到底如何運作？如何投資？本書除了介紹伊斯蘭金融的核心國家（馬來西亞、埃及、阿聯的杜拜、沙烏地阿拉伯），還介紹包括英國、新加坡、香港、印尼、土耳其以及其他中東國家如何發展「伊斯蘭金融」。目前的伊斯蘭金融市場，已有大批中東油元資金湧入；而非伊斯蘭教國家也競相投入商品開發、基礎建設的計畫。伊斯蘭金融是否會席捲全球金融市場？本書將解釋伊斯蘭金融的所有精髓。
●最大特點是禁止「利息」交易
●與豬肉、賭博、煙、酒，武器、情色等相關行業的交易也在禁止之列
●伊斯蘭金融有四種交易模式
●伊斯蘭金融的核心國家為MEDUSA——馬來西亞（M）、埃及（E）、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DU）、沙烏地阿拉伯（SA）
●2005年，伊斯蘭金融的總資產規模達8,050億美元；2006年回教債券發行餘額已超過200億美元
●為什麼伊斯蘭金融不容易造成「泡沫經濟」？
●個人投資者最關心的「符合回教律法之個股」為何？
第1章 伊斯蘭金融，知道這些就夠了 21
伊斯蘭金融，就是沒有利息交易的金融體系 22
《Shariah》是一切行為的準則 24
回教律法不存在全球標準 26
專門委員合格者，全球不滿百人 28
不收利息照樣營利的4種交易模式 30
發行「回教債券」以籌措資金 34
伊斯蘭保險「Takaful」是「喜捨」的行為 38
穆斯林的消費金融領域正在快速崛起 40
巨額油元資金的停泊港 45
專欄 什麼？明天起是齋戒月？ 47
第2章 MEDUSA蓄勢待發 49
伊斯蘭金融的後金磚四國 50
全球最大伊斯蘭金融國家──馬來西亞 52
回教保險已有顯著發展 56
揚棄固定匯率後，馬幣一路挺升 58
優惠馬來人政策埋下導火線 59
埃及藉外資之力創造高成長 62
伊斯蘭銀行起源於埃及 68
中東、北非地區最大的行動電話市場 70
麵包不足，動搖穆巴拉克政權 72
杜拜，全世界的人、物、錢皆聚焦在此 74
阿布達比，成功引進羅浮宮美術館分館 77
沙迦，杜拜的衛星城市 80
杜拜發光，澤被其他酋長國 82
沙烏地阿拉伯，全世界最大的原油生產國 83
國王經濟城計畫，有賴海外資金共襄盛舉 84
阿爾拉吉喜銀行，全球首屈一指的伊斯蘭銀行 86
無法放手讓本國貨幣對美元升值的苦衷 87
次貸風暴之後，MEDUSA股價照樣上漲 90
專欄 馬來西亞的偉大願景──MSC計畫 93
第3章 全球眼光聚焦在此 95
擦亮「伊斯蘭金融」招牌，主權財富基金跟著來 96
汶萊，伊斯蘭金融發展歷史久遠的國家 97
巴林，志在建立伊斯蘭法的國際標準 100
新加坡，搶當伊斯蘭金融國際據點 101
香港，沒有穆斯林人口依舊野心勃勃 103
英國，意在族群融合創造和諧社會 105
伊朗，所有銀行一律為伊斯蘭銀行 108
蘇丹，高經濟成長因達富爾危機而蒙塵 110
巴基斯坦，重工業開始起飛 112
前總理布托遇刺，政局動盪加劇 115
印巴關係，融冰時機成熟？ 117
「哈瓦拉」，地下勢力也愛用的匯款系統 118
巴基斯坦的伊斯蘭金融，成長空間仍大 120
孟加拉，鄉村銀行對抗貧窮居首功 121
印尼，全世界最大的伊斯蘭國家 128
印尼文版《花花公子》雜誌停刊事件 131
新投資法上路，盼重獲外資青睞 132
目標指向亞洲第一生質能源大國 134
振興伊斯蘭金融，拉近與中東的距離 136
土耳其，跨越經改之苦，喜迎高成長 138
TOYOTA等各大汽車廠也展開卡位動作 141
土耳其是全世界最親日的國家 143
恐怖活動頻仍，觀光收入低迷 144
掌握土耳其經濟命脈的大型財團 146
小小頭巾引發政教分合之爭 149
土耳其金融市場，油元資金亦垂青有加 151
黎巴嫩經濟是否風雲再起，決戰點在伊斯蘭金融 154
奈及利亞，寄望穆斯林的「衣櫃存款」早日出櫃 156
科威特，主權財富基金也成立伊斯蘭銀行 157
約旦，全方位等距外交造就經濟成長 159
敘利亞，社會主義國家也向伊斯蘭金融招手 161
中國，穆斯林人口3,911萬人的國家 162
索馬利亞，內戰綿延殃及他國 164
專欄 首位女性議員何時誕生？ 166
第4章 基礎建設投資案，緊緊抓住伊斯蘭資金！ 167
中國，以強化鐵路建設為先 170
巴西，捉襟見肘中力抗貧窮 173
索契冬季奧運，俄羅斯政府展豪氣 176
印度，符合回教律法個股眾多 178
埃及基礎建設，油元資金來挹注 184
東西走廊加南北走廊，中南半島經濟圈隱然成形 185
南非電力不足，助長黃金、白金飆漲 187
GCC國家，擺脫石油國體質，此其時也 189
積極採用回教債券、專案融資 192
專欄 會不會形成另一個泡沫？ 194
結語 日本經濟與伊斯蘭金融 195
與美國版全球化資本主義分庭抗禮 195
日本有穆斯林人口18萬人 196
杜拜主權財富基金，大買SONY股票 197
日本企業，回教債券發行頭一遭 199
伊斯蘭金融：網路資源參考 201
索引（企業、機構） 203
索引（人名、地名、專有名詞） 211
金融市場的新興勢力
金錢的借貸為什麼得牽涉到利息？
近幾年來，世人開始對「伊斯蘭金融」（Islamic Finance）投以關愛的眼神。對於積極開發「伊斯蘭金融」的國家，也同樣保持高度關心，因為這些國家是繼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與VISTA五國（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之後，日本企業新近搶攻之地區；而從個人投資者的角度來說，亦是他們資金進駐的目標。此外，「伊斯蘭金融」一詞，也受到新聞媒體熱烈捧場，報章雜誌、電視節目以此為題的專訪報導明顯日益增多。
儘管如此，或許是因為「伊斯蘭金融」近期才剛開始成為焦點的關係吧，直到現在，恐怕絕大多數的人還是感到納悶：「最近不時聽到『伊斯蘭金融』，這到底是什麼啊？」
〈12〉
「伊斯蘭金融」是指以遵從回教律法《Shariah》的教義為前提，而從事的金融交易。
關於《Shariah》的內容，第一章會詳細解說。回教律法禁止穆斯林（伊斯蘭教徒）投資那些買賣豬肉、含酒精飲料，以及從事利息的交易、賭博、情色行業。伊斯蘭金融商品僅限於符合回教律法者。
「伊斯蘭金融」和一般我們耳熟能詳的金融交易相較之下，最大差異是不存在利息的概念。對於身處資本主義世界的人來說，交易會牽涉到利息是理所當然的概念。例如，錢存入銀行一段時間之後，本金將會孳生利息。儘管現階段日本的利率水準超低，活期存款利率僅有本金的0.2%，然而，過去也曾有過利率10%的時期。
反之，向銀行或者消費金融業者借錢時，未來必須清償的金額則為本金附帶利息。貸款購入自宅時，也一樣得連本帶利一起清償。
這個世界上存在許多坐擁閒錢的個人或企業；另方面，資金匱乏，為錢所苦的個人與企業也不在少數。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作用就是居間仲介，使金錢的過與不足得到調節。
〈13〉
同時，金錢借貸發生之際，所決定的借貸價格——錢的價格就是利息。正常情況下，當利率上揚時，想把錢出借的人增加，而考慮借錢的人會減少；反過來說，當利率下降時，想把錢出借的人減少，而想借錢的人則會增加。於是，最後的利率會落在金錢的供給與需求達到均衡的水平。這個機制基本上與財貨、服務的價格決定並無不同。財貨與服務的價格，也是決定於出售者的供給意願，以及購買者的需求意願達到一致之處。
說得更簡單一點，利息是對於克制用錢慾望所給予的報酬，或者，也可說是對於得到使用金錢之便而支付的謝禮。
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亦發揮助長效果
很多人恐怕無法想像「利息不存在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其實，說起來利息交易的趨於普及，還是近代的事情。儘管這個答案可能讓你大感意外，不過，截至中世紀為止，利息交易被視為罪惡，這件事並不只發生於回教世界。
利息交易是一種罪惡，這個說法最早見於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著作《政治學》當中。
〈14〉
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當中，對利息交易提出嚴厲批判，他說：「金錢繁衍金錢，猶如說明金錢具有繁殖能力一般，此一概念極其怪異，故而，利息交易當予以嚴重譴責。」
因此，直至中世紀為止，靠借貸以賺取利息為業的人，多半遭到社會的輕蔑與歧視。就如莎士比亞名作《威尼斯商人》當中，所描寫的一個為社會所唾棄的角色——放高利貸的猶太人夏洛克，一個凶狠毒辣、貪得無厭的人。故事中他借給威尼斯商人安東尼奧三千塊金幣，然而，期限到了安東尼奧卻還不出錢來。由於兩人當初所簽的借貸合約明定：「當借方無法如期清償時，應以胸口的一磅肉為償」，夏洛克欲藉此將安東尼奧置於死地，於是一狀告上法院。法院判決夏洛克可以割安東尼奧的肉，卻不能讓他流下任何一滴血。故事的結局是夏洛克財產盡失，一無所有。
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與貨幣經濟的快速發展，「收付利息＝罪惡」的觀念逐漸淡薄，信奉資本主義的國家也理所當然地接受了利息交易。
另方面，伊斯蘭世界仍持續堅守嚴禁收付利息的立場，於是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與伊斯蘭世界的金融體系就此步上迥然不同的道路。只是，儘管伊斯蘭世界禁止牽涉利息的交易，事實上類似的交易仍然存在。
談到「伊斯蘭金融」開始快速發展的起點，並不是在遙遠的過去。「伊斯蘭金融」的原型可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巴基斯坦、埃及，而近代的伊斯蘭金融則源於1975年成立的杜拜伊斯蘭銀行（Dubai Islamic Bank）。
那麼，近代的「伊斯蘭金融」誕生之前，穆斯林（伊斯蘭教徒）如何進行金融交易呢？「伊斯蘭金融」還未臻成熟的年代，伊斯蘭法學家運用「希也勒（Hiyal） 」的方法設計變通之道，這種方式持續沿用於伊斯蘭社會。
所謂「希也勒」，是將實際上涉及利息的金融交易，包裝為物品交易的一種行為。「希也勒」是一種統稱，實際上還可加以細分，「Mohatra contracts」就是其中一種。「Mohatra contracts」的意思，是將商品以賒帳的方式高價售出，同時以低價買回。
〈16〉
舉例來說，假設A、B兩人簽訂了書籍的買賣契約，B以1,000元的代價向Ａ買書，並承諾於三個月後支付書的價金（1,000元）。同時，Ａ當場將賣給Ｂ的書買回，購回價格為800元。
試著從B的角度來了解錢的流向：B向A收取800元，並在三個月後支付1,000元。A將自己的書賣給了B之後，又立刻買回，因此，書其實從頭到尾都在A的手上。
仔細想想，這樁交易乍看之下像是書，亦即物品的交易，然而事實上根本和金錢借貸沒兩樣。B原先借款800元，三個月後還1,000元，差額200元就相當於借款期間3個月的利息。過去穆斯林就藉著巧妙運用諸如此類的「變通」之道，而實際從事種種涉及利息的金融交易。
即使在近代的「伊斯蘭金融」誕生之後，仍有很長一段時間由於穆斯林大多對於「伊斯蘭金融」所知有限，導致其普及速度緩慢，因而他們多半與收付利息的一般銀行往來。為了避免違反伊斯蘭教義，穆斯林只好把錢存在零息的支存帳戶；要不就是把錢存入活存帳戶，再將孳生的利息捐出。
〈17〉
「伊斯蘭金融」正式開始發展，是在1990年代以後。
根據「伊斯蘭金融」的專業研究機構伊斯蘭研究及訓練機構 （Islamic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IRTI）與伊斯蘭金融服務理事會（Islamic Financial Services Board，IFSB）所估計，2005年底「伊斯蘭金融」的總資產規模達8,050億美元。
這個金額超過荷蘭整個國家的經濟規模（該國2007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為7,687億美元）。重創全球經濟的美國次級房貸（主要對象為信用評等較差，無法通過一般住宅貸款審核者）風暴，造成的金融商品累計損失恐超過8,000億美元，而「伊斯蘭金融」的資產規模正與此相當。1995年至2004年之間，「伊斯蘭金融」以10?15%的年成長率持續大幅躍進。
尤其是2000年以來，「伊斯蘭金融」更是快速崛起。21世紀之後，「伊斯蘭金融」急速擴張的原因何在？原因眾多，其中一項是2001年9月11日美國所發生的恐怖攻擊事件。
事件發生之後，穆斯林擔心原先存在美國金融機構的龐大金融資產可能隨時會遭到凍結，於是開始將資金大舉撤離先進國家。撤離的資金於是流向「伊斯蘭金融」。另方面，恐怖攻擊事件引發穆斯林身分認同的危機感，而亟思「回歸伊斯蘭教義」，這也對「伊斯蘭金融」產生了推波助瀾的效果。
此外，21世紀以來各種創新型態的「伊斯蘭金融」商品出現，也是「伊斯蘭金融」加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假設今後「伊斯蘭金融」仍以15%的年成長率持續擴大，則2010年底的總資產可望達到1兆6,200億美元的規模。
或許，這數字龐大到讓人無從想像，具體來說，根據2007年5月底為止的數據，1兆6,200億美元相當於全球避險基金的總資產餘額（約1兆6,000億美元）。
可以想見未來「伊斯蘭金融」將在全球金融市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伊斯蘭金融」較為發達的部分新興國家，極可能藉著搭上主權財富基金的順風車輕鬆引進中東油元資金，而提升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並帶動經濟起飛。
伊斯蘭金融預告世界經濟的動向
本書焦點鎖定持續高成長的「伊斯蘭金融」，提供一本淺顯易懂的入門書，讓不了解伊斯蘭世界的讀者也能輕鬆跨入門檻。
當然，內容並不侷限於「伊斯蘭金融」，對於大力推動「伊斯蘭金融」的國家，將從不同角度、更多重面向地詳細介紹其社會與經濟。
本書與筆者前著《超平易近人的世界經濟入門》（幻冬舍出版）起用同樣的串場人物：家住東京的一對尋常日本夫婦，36歲的佐藤良雄和他31歲的太太佐藤佳子。基於各位可能沒看過這本書，容我再次簡介人物背景，佐藤先生是一位普通的上班族，而佐藤太太則是家庭主婦。
此外，本書也多了一位新成員，寄住在佐藤夫婦家的馬來西亞留學生阿布多拉（22歲）。這三個人物的日常對話，將帶領大家逐漸加深對「伊斯蘭金融」以及伊斯蘭經濟的了解。
關於各章節內容，首先，第一章將針對「伊斯蘭金融」的複雜機制，盡可能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說明；並順帶提及「伊斯蘭金融」的理論根據——伊斯蘭教。
第二章將介紹「伊斯蘭金融」的重點國家，亦即筆者所主持的BRICs經濟研究院於2008年1月所提出的「MEDUSA」國家。所謂「MEDUSA」，是由馬來西亞（M）、埃及（E）、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DU）、以及沙烏地阿拉伯（SA）等4國的國名字首組合而來。
第三章將說明非「MEDUSA」國家對於「伊斯蘭金融」的參與情形，及其經濟發展情況與未來展望。近來，包括英國、新加坡、香港等在內，各國政府均高度關注龐大油元資金的動向，不遺餘力發展「伊斯蘭金融」。
最後的第四章，將探討金磚四國等新興國家大規模從事基礎建設的現況，以及透過「伊斯蘭金融」籌措基礎建設所需資金的可能性。
面對持續快速成長的「伊斯蘭金融」，期許本書能提供一個有效掌握精髓的途徑。
無法收付利息的「伊斯蘭金融」到底如何運作？如何投資？本書除了介紹伊斯蘭金融的核心國家（馬來西亞、埃及、阿聯的杜拜、沙烏地阿拉伯），還介紹包括英國、新加坡、香港、印尼、土耳其以及其他中東國家如何發展「伊斯蘭金融」。目前的伊斯蘭金融市場，已有大批中東油元資金湧入；而非伊斯蘭教國家也競相投入商品開發、基礎建設的計畫。伊斯蘭金融是否會席捲全球金融市場？本書將解釋伊斯蘭金融的所有精髓。
●最大特點是禁止「利息」交易
●與豬肉、賭博、煙、酒，武器、情色等相關行業的交易也在禁止之列
●伊斯蘭金融有四種交易模式
●伊斯蘭金融的核心國家為MEDUSA——馬來西亞（M）、埃及（E）、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DU）、沙烏地阿拉伯（SA）
●2005年，伊斯蘭金融的總資產規模達8,050億美元；2006年回教債券發行餘額已超過200億美元
●為什麼伊斯蘭金融不容易造成「泡沫經濟」？
●個人投資者最關心的「符合回教律法之個股」為何？
第1章 伊斯蘭金融，知道這些就夠了 21
伊斯蘭金融，就是沒有利息交易的金融體系 22
《Shariah》是一切行為的準則 24
回教律法不存在全球標準 26
專門委員合格者，全球不滿百人 28
不收利息照樣營利的4種交易模式 30
發行「回教債券」以籌措資金 34
伊斯蘭保險「Takaful」是「喜捨」的行為 38
穆斯林的消費金融領域正在快速崛起 40
巨額油元資金的停泊港 45
專欄 什麼？明天起是齋戒月？ 47
第2章 MEDUSA蓄勢待發 49
伊斯蘭金融的後金磚四國 50
全球最大伊斯蘭金融國家──馬來西亞 52
回教保險已有顯著發展 56
揚棄固定匯率後，馬幣一路挺升 58
優惠馬來人政策埋下導火線 59
埃及藉外資之力創造高成長 62
伊斯蘭銀行起源於埃及 68
中東、北非地區最大的行動電話市場 70
麵包不足，動搖穆巴拉克政權 72
杜拜，全世界的人、物、錢皆聚焦在此 74
阿布達比，成功引進羅浮宮美術館分館 77
沙迦，杜拜的衛星城市 80
杜拜發光，澤被其他酋長國 82
沙烏地阿拉伯，全世界最大的原油生產國 83
國王經濟城計畫，有賴海外資金共襄盛舉 84
阿爾拉吉喜銀行，全球首屈一指的伊斯蘭銀行 86
無法放手讓本國貨幣對美元升值的苦衷 87
次貸風暴之後，MEDUSA股價照樣上漲 90
專欄 馬來西亞的偉大願景──MSC計畫 93
第3章 全球眼光聚焦在此 95
擦亮「伊斯蘭金融」招牌，主權財富基金跟著來 96
汶萊，伊斯蘭金融發展歷史久遠的國家 97
巴林，志在建立伊斯蘭法的國際標準 100
新加坡，搶當伊斯蘭金融國際據點 101
香港，沒有穆斯林人口依舊野心勃勃 103
英國，意在族群融合創造和諧社會 105
伊朗，所有銀行一律為伊斯蘭銀行 108
蘇丹，高經濟成長因達富爾危機而蒙塵 110
巴基斯坦，重工業開始起飛 112
前總理布托遇刺，政局動盪加劇 115
印巴關係，融冰時機成熟？ 117
「哈瓦拉」，地下勢力也愛用的匯款系統 118
巴基斯坦的伊斯蘭金融，成長空間仍大 120
孟加拉，鄉村銀行對抗貧窮居首功 121
印尼，全世界最大的伊斯蘭國家 128
印尼文版《花花公子》雜誌停刊事件 131
新投資法上路，盼重獲外資青睞 132
目標指向亞洲第一生質能源大國 134
振興伊斯蘭金融，拉近與中東的距離 136
土耳其，跨越經改之苦，喜迎高成長 138
TOYOTA等各大汽車廠也展開卡位動作 141
土耳其是全世界最親日的國家 143
恐怖活動頻仍，觀光收入低迷 144
掌握土耳其經濟命脈的大型財團 146
小小頭巾引發政教分合之爭 149
土耳其金融市場，油元資金亦垂青有加 151
黎巴嫩經濟是否風雲再起，決戰點在伊斯蘭金融 154
奈及利亞，寄望穆斯林的「衣櫃存款」早日出櫃 156
科威特，主權財富基金也成立伊斯蘭銀行 157
約旦，全方位等距外交造就經濟成長 159
敘利亞，社會主義國家也向伊斯蘭金融招手 161
中國，穆斯林人口3,911萬人的國家 162
索馬利亞，內戰綿延殃及他國 164
專欄 首位女性議員何時誕生？ 166
第4章 基礎建設投資案，緊緊抓住伊斯蘭資金！ 167
中國，以強化鐵路建設為先 170
巴西，捉襟見肘中力抗貧窮 173
索契冬季奧運，俄羅斯政府展豪氣 176
印度，符合回教律法個股眾多 178
埃及基礎建設，油元資金來挹注 184
東西走廊加南北走廊，中南半島經濟圈隱然成形 185
南非電力不足，助長黃金、白金飆漲 187
GCC國家，擺脫石油國體質，此其時也 189
積極採用回教債券、專案融資 192
專欄 會不會形成另一個泡沫？ 194
結語 日本經濟與伊斯蘭金融 195
與美國版全球化資本主義分庭抗禮 195
日本有穆斯林人口18萬人 196
杜拜主權財富基金，大買SONY股票 197
日本企業，回教債券發行頭一遭 199
伊斯蘭金融：網路資源參考 201
索引（企業、機構） 203
索引（人名、地名、專有名詞） 211
金融市場的新興勢力
金錢的借貸為什麼得牽涉到利息？
近幾年來，世人開始對「伊斯蘭金融」（Islamic Finance）投以關愛的眼神。對於積極開發「伊斯蘭金融」的國家，也同樣保持高度關心，因為這些國家是繼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與VISTA五國（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之後，日本企業新近搶攻之地區；而從個人投資者的角度來說，亦是他們資金進駐的目標。此外，「伊斯蘭金融」一詞，也受到新聞媒體熱烈捧場，報章雜誌、電視節目以此為題的專訪報導明顯日益增多。
儘管如此，或許是因為「伊斯蘭金融」近期才剛開始成為焦點的關係吧，直到現在，恐怕絕大多數的人還是感到納悶：「最近不時聽到『伊斯蘭金融』，這到底是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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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金融」是指以遵從回教律法《Shariah》的教義為前提，而從事的金融交易。
關於《Shariah》的內容，第一章會詳細解說。回教律法禁止穆斯林（伊斯蘭教徒）投資那些買賣豬肉、含酒精飲料，以及從事利息的交易、賭博、情色行業。伊斯蘭金融商品僅限於符合回教律法者。
「伊斯蘭金融」和一般我們耳熟能詳的金融交易相較之下，最大差異是不存在利息的概念。對於身處資本主義世界的人來說，交易會牽涉到利息是理所當然的概念。例如，錢存入銀行一段時間之後，本金將會孳生利息。儘管現階段日本的利率水準超低，活期存款利率僅有本金的0.2%，然而，過去也曾有過利率10%的時期。
反之，向銀行或者消費金融業者借錢時，未來必須清償的金額則為本金附帶利息。貸款購入自宅時，也一樣得連本帶利一起清償。
這個世界上存在許多坐擁閒錢的個人或企業；另方面，資金匱乏，為錢所苦的個人與企業也不在少數。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作用就是居間仲介，使金錢的過與不足得到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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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金錢借貸發生之際，所決定的借貸價格——錢的價格就是利息。正常情況下，當利率上揚時，想把錢出借的人增加，而考慮借錢的人會減少；反過來說，當利率下降時，想把錢出借的人減少，而想借錢的人則會增加。於是，最後的利率會落在金錢的供給與需求達到均衡的水平。這個機制基本上與財貨、服務的價格決定並無不同。財貨與服務的價格，也是決定於出售者的供給意願，以及購買者的需求意願達到一致之處。
說得更簡單一點，利息是對於克制用錢慾望所給予的報酬，或者，也可說是對於得到使用金錢之便而支付的謝禮。
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亦發揮助長效果
很多人恐怕無法想像「利息不存在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其實，說起來利息交易的趨於普及，還是近代的事情。儘管這個答案可能讓你大感意外，不過，截至中世紀為止，利息交易被視為罪惡，這件事並不只發生於回教世界。
利息交易是一種罪惡，這個說法最早見於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著作《政治學》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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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當中，對利息交易提出嚴厲批判，他說：「金錢繁衍金錢，猶如說明金錢具有繁殖能力一般，此一概念極其怪異，故而，利息交易當予以嚴重譴責。」
因此，直至中世紀為止，靠借貸以賺取利息為業的人，多半遭到社會的輕蔑與歧視。就如莎士比亞名作《威尼斯商人》當中，所描寫的一個為社會所唾棄的角色——放高利貸的猶太人夏洛克，一個凶狠毒辣、貪得無厭的人。故事中他借給威尼斯商人安東尼奧三千塊金幣，然而，期限到了安東尼奧卻還不出錢來。由於兩人當初所簽的借貸合約明定：「當借方無法如期清償時，應以胸口的一磅肉為償」，夏洛克欲藉此將安東尼奧置於死地，於是一狀告上法院。法院判決夏洛克可以割安東尼奧的肉，卻不能讓他流下任何一滴血。故事的結局是夏洛克財產盡失，一無所有。
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與貨幣經濟的快速發展，「收付利息＝罪惡」的觀念逐漸淡薄，信奉資本主義的國家也理所當然地接受了利息交易。
另方面，伊斯蘭世界仍持續堅守嚴禁收付利息的立場，於是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與伊斯蘭世界的金融體系就此步上迥然不同的道路。只是，儘管伊斯蘭世界禁止牽涉利息的交易，事實上類似的交易仍然存在。
談到「伊斯蘭金融」開始快速發展的起點，並不是在遙遠的過去。「伊斯蘭金融」的原型可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巴基斯坦、埃及，而近代的伊斯蘭金融則源於1975年成立的杜拜伊斯蘭銀行（Dubai Islamic Bank）。
那麼，近代的「伊斯蘭金融」誕生之前，穆斯林（伊斯蘭教徒）如何進行金融交易呢？「伊斯蘭金融」還未臻成熟的年代，伊斯蘭法學家運用「希也勒（Hiyal） 」的方法設計變通之道，這種方式持續沿用於伊斯蘭社會。
所謂「希也勒」，是將實際上涉及利息的金融交易，包裝為物品交易的一種行為。「希也勒」是一種統稱，實際上還可加以細分，「Mohatra contracts」就是其中一種。「Mohatra contracts」的意思，是將商品以賒帳的方式高價售出，同時以低價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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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假設A、B兩人簽訂了書籍的買賣契約，B以1,000元的代價向Ａ買書，並承諾於三個月後支付書的價金（1,000元）。同時，Ａ當場將賣給Ｂ的書買回，購回價格為800元。
試著從B的角度來了解錢的流向：B向A收取800元，並在三個月後支付1,000元。A將自己的書賣給了B之後，又立刻買回，因此，書其實從頭到尾都在A的手上。
仔細想想，這樁交易乍看之下像是書，亦即物品的交易，然而事實上根本和金錢借貸沒兩樣。B原先借款800元，三個月後還1,000元，差額200元就相當於借款期間3個月的利息。過去穆斯林就藉著巧妙運用諸如此類的「變通」之道，而實際從事種種涉及利息的金融交易。
即使在近代的「伊斯蘭金融」誕生之後，仍有很長一段時間由於穆斯林大多對於「伊斯蘭金融」所知有限，導致其普及速度緩慢，因而他們多半與收付利息的一般銀行往來。為了避免違反伊斯蘭教義，穆斯林只好把錢存在零息的支存帳戶；要不就是把錢存入活存帳戶，再將孳生的利息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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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金融」正式開始發展，是在1990年代以後。
根據「伊斯蘭金融」的專業研究機構伊斯蘭研究及訓練機構 （Islamic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IRTI）與伊斯蘭金融服務理事會（Islamic Financial Services Board，IFSB）所估計，2005年底「伊斯蘭金融」的總資產規模達8,050億美元。
這個金額超過荷蘭整個國家的經濟規模（該國2007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為7,687億美元）。重創全球經濟的美國次級房貸（主要對象為信用評等較差，無法通過一般住宅貸款審核者）風暴，造成的金融商品累計損失恐超過8,000億美元，而「伊斯蘭金融」的資產規模正與此相當。1995年至2004年之間，「伊斯蘭金融」以10?15%的年成長率持續大幅躍進。
尤其是2000年以來，「伊斯蘭金融」更是快速崛起。21世紀之後，「伊斯蘭金融」急速擴張的原因何在？原因眾多，其中一項是2001年9月11日美國所發生的恐怖攻擊事件。
事件發生之後，穆斯林擔心原先存在美國金融機構的龐大金融資產可能隨時會遭到凍結，於是開始將資金大舉撤離先進國家。撤離的資金於是流向「伊斯蘭金融」。另方面，恐怖攻擊事件引發穆斯林身分認同的危機感，而亟思「回歸伊斯蘭教義」，這也對「伊斯蘭金融」產生了推波助瀾的效果。
此外，21世紀以來各種創新型態的「伊斯蘭金融」商品出現，也是「伊斯蘭金融」加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假設今後「伊斯蘭金融」仍以15%的年成長率持續擴大，則2010年底的總資產可望達到1兆6,200億美元的規模。
或許，這數字龐大到讓人無從想像，具體來說，根據2007年5月底為止的數據，1兆6,200億美元相當於全球避險基金的總資產餘額（約1兆6,000億美元）。
可以想見未來「伊斯蘭金融」將在全球金融市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伊斯蘭金融」較為發達的部分新興國家，極可能藉著搭上主權財富基金的順風車輕鬆引進中東油元資金，而提升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並帶動經濟起飛。
伊斯蘭金融預告世界經濟的動向
本書焦點鎖定持續高成長的「伊斯蘭金融」，提供一本淺顯易懂的入門書，讓不了解伊斯蘭世界的讀者也能輕鬆跨入門檻。
當然，內容並不侷限於「伊斯蘭金融」，對於大力推動「伊斯蘭金融」的國家，將從不同角度、更多重面向地詳細介紹其社會與經濟。
本書與筆者前著《超平易近人的世界經濟入門》（幻冬舍出版）起用同樣的串場人物：家住東京的一對尋常日本夫婦，36歲的佐藤良雄和他31歲的太太佐藤佳子。基於各位可能沒看過這本書，容我再次簡介人物背景，佐藤先生是一位普通的上班族，而佐藤太太則是家庭主婦。
此外，本書也多了一位新成員，寄住在佐藤夫婦家的馬來西亞留學生阿布多拉（22歲）。這三個人物的日常對話，將帶領大家逐漸加深對「伊斯蘭金融」以及伊斯蘭經濟的了解。
關於各章節內容，首先，第一章將針對「伊斯蘭金融」的複雜機制，盡可能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說明；並順帶提及「伊斯蘭金融」的理論根據——伊斯蘭教。
第二章將介紹「伊斯蘭金融」的重點國家，亦即筆者所主持的BRICs經濟研究院於2008年1月所提出的「MEDUSA」國家。所謂「MEDUSA」，是由馬來西亞（M）、埃及（E）、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DU）、以及沙烏地阿拉伯（SA）等4國的國名字首組合而來。
第三章將說明非「MEDUSA」國家對於「伊斯蘭金融」的參與情形，及其經濟發展情況與未來展望。近來，包括英國、新加坡、香港等在內，各國政府均高度關注龐大油元資金的動向，不遺餘力發展「伊斯蘭金融」。
最後的第四章，將探討金磚四國等新興國家大規模從事基礎建設的現況，以及透過「伊斯蘭金融」籌措基礎建設所需資金的可能性。
面對持續快速成長的「伊斯蘭金融」，期許本書能提供一個有效掌握精髓的途徑。
價格戰爭：評估地球價值的新方式
今日世人知道每一件事物的價格，卻無法瞭解任何事物的價值。
─王爾德
重新認識民主與自由
這兩年我跑了上百場以「公平貿易」為主題的演講，每次開場我總會先問聽眾一個問題：「臺灣人到咖啡館很愛喝曼特寧，甚至罐裝咖啡、即溶咖啡都有曼特寧風味，就算不喝咖啡的人都聽過曼特寧，到底曼特寧這三個字是咖啡風味的形容詞，還是咖啡產地的名稱？如果是形容詞，它是形容口感還是香氣？如果曼特寧是地名，它又在哪裡？」
經過上百次的經驗、問過數千名聽眾，能夠正確解答的聽眾還真是寥寥無幾，所以這個題目變得非常具有暖場的娛樂效果。究竟曼特寧是什麼？或許各位讀者下一次可以問一下賣咖啡給您的店家，他們應該要跟您說的。只是從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發現咖啡產業一個有趣的現象，那些在咖啡市場中具有主導能力、行銷能力的大型咖啡商，經常以塞納河左岸或米蘭咖啡館來形塑他們所賣的飲料具有歐洲浪漫風情的幸福想像，但他們永遠不告訴我們咖啡產業背後的真實。
炫目的價格遊戲
觀察臺灣近年來的咖啡產業變化，咖啡外帶吧開始流行之後，咖啡產業進入低價競爭的時代，便利超商也進場賣咖啡，連吧臺手的高超技術、烘焙師的獨門手藝、店老闆的用心陳設似乎也不重要了，更別說咖啡產地貧窮問題與消費者的關係似乎更遙遠了。價格主宰了市場，兩倍以上的價格差距徹底顛覆了臺灣的咖啡市場。
有消費者以為一杯一百多元的咖啡店是賺取暴利，一杯咖啡的價格不應該這麼貴；殊不知外帶吧的型態是用騎樓的公共空間做為自己的營業空間使用，而且沒有冷氣與昂貴的裝潢，與傳統咖啡店的經營成本完全不同。連鎖超商賣的咖啡價位鎖定跟咖啡外帶吧一樣，可是外帶吧至少還要支付租金與人事成本，超商咖啡只是擺了臺全自動咖啡機，沒有額外的租金與人事成本，工讀生隨手按個鈕，就可以收跟外帶吧一樣的價錢。超商咖啡的營業成本應該比外帶吧還要低，價格不是應該可以再低一點？
本書作者在第一章就開宗明義解釋了「價格」與「價值」的差異，以《全民估價王》這個老少咸宜的電視節目為例，消遣了這個時代「價格」與「價值」的錯亂，這個節目的樂趣就是在於參與猜價格遊戲的來賓，必須要察覺願意支付的價格，而非商品的效用或成本（價值）。這也就可以解釋，儘管超商咖啡的經營成本比外帶吧的型態還低，卻沒有反應在價格上；因為消費者既然已經覺得一杯四十元的咖啡已經夠便宜且願意支付了，又何必照營業成本的差異來照比例降價。所以，在競爭市場中，價格是由利潤決定的，而不是成本、效用或價值。當利潤不符合預期時，店家就會把商品降價求售；當生意好時，價格就會穩定鎖定在一個很好的毛利。
所以，到底一杯咖啡合理的價格是多少？在這個價格市場混亂的情況下，消費者對於價值與價格的關係是愈來愈模糊了。無論如何，一杯咖啡的末端售價與咖啡豆的原料成本關聯性很低，跟最末端的加工成本與經營型態有高度關係。同樣的咖啡烘焙廠將咖啡豆賣到咖啡店、外帶吧、便利超商，末端價格卻截然不同。既然原料成本與末端售價的關聯性不高，給予原料的生產者一個合理的報酬又有何妨？因為我們這裡多付一塊，對於原料生產者來講，收入可能是增加一倍。來一杯喝的人享受芬芳、種的人也感到芬芳的咖啡不是很美好！
商品背後的真實成本
要消費者多付一塊錢，這不是損害消費者權益？我想，自從兩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後，許多消費者已經開始知道，天底下沒有便宜又好的東西。如果消費者只在意價格，商人就會進行削價競爭，削價競爭的結果，不是生產者倒楣、就是土地倒楣，也有可能是消費者自己倒楣。消費者的權益如果只是以價格來衡量，躲在價格背後那些看不見的外部成本，將讓全體社會於日後付出更龐大的代價。
我們在咖啡店喝到一杯好咖啡，通常會稱讚吧臺臺手的技術好，在餐廳吃到一盤好菜，也會稱讚廚師的手藝好，鮮少人會說農民種的好。如果農民的勞動價值不被肯定，農產品的交易價格肯定好不起來。農產品集中交易市場依據供給需求量來判斷交易的價格（如：咖啡期貨市場），但市場中的供給需求量，是看不見商品背後生產者的勞動成本與種植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損耗成本。當農產品的價格不是農民能夠決定而且沒有實現合理的成本，農民唯一能夠增加收入的方式就只有增加產量；而擴大耕地面積、或是多下點農藥及化學肥料，就是一般農民要增加產量的最普遍耕作方式。儘管沒有消費者會希望農民是砍伐雨林或過量使用農藥來耕作，可是我們當前的商業體系最終卻會把農民推向剝削土地或剝削自己的方向走。
本書作者拉吉．帕特爾（Raj Patel）在其成名作《糧食戰爭》中舉了一個案例，市售二十七種即時麥片，有二十六種含糖量過高。也就是說，當那些包裝上寫著幫助腦部發育、促進骨骼強壯等等功效都是次要的，商品的真正目的是讓我們的小孩吃了會上癮。Discovery有發行一部紀錄片《巧克力大戰》，內容提到全世界八○％的巧克力盡歸兩間公司所有（Mars和Hershey’s），市面上許多巧克力品牌，其實大部分都是他們的子公司。巧克力的原料是可可豆，而全世界六○％的可可豆來自於迦納，可是採集與運送可可豆卻大量使用身手矯健的童工。所以，我們很難在市場上買到沒有童工參與的巧克力。
在這看起來自由的市場中，消費者看似擁有充分的選擇權，有人偏好價格、有人偏好品牌、有人選擇包裝……其實，我們都只是在商人設計好的選項裡面做選擇而已。特別是廣大的一般性商品中，我們有限的自由能夠展現消費者權力的機會只是在比價與殺價的過程，如果消費者與商品的關係只是展現在價格上，那我們會整天不斷地被《全民估價王」》的遊戲所愚弄。我們迎接整個城市都是咖啡館的同時，每天也有二十個足球場大面積的雨林因為咖啡不見了，而且未來我們會在愈來愈熱的城市裡面喝咖啡。
駭掉私有才是真自由
如何掙脫這種有可能把人類玩殘的價格遊戲？作者延續前一本書《糧食戰爭》的立場，消費者必須要更積極介入這些遊戲背後的權力關係，改變不合理的商業市場與公權力之間千絲萬縷的勾結。
作者引述博蘭尼（Karl Polanyi）在《鉅變》一書的觀點，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發展的因素，就是它把土地與勞動力給商品化了，當金錢成為衡量價值的依據時，資本家與國家在累積金錢的共同目標下，把人從耕地上趕到工廠做工，把土地變成私人資產來謀取財富。金融危機發生後，那些口口聲聲要捍衛自由的銀行或企業，卻依賴政府與納稅人的資產來紓困。所以，經濟從來不是獨自且自由地發展，而是靠不斷扭曲社會關係來累積財富，現在甚至連水、二氧化碳都可以被量化計價。那些關乎公共資產移轉成私有財產的過程，那些靠傷害公共資產來累積私人財富的過程，是必須要靠人民更積極的介入來扭轉，我們必須要重新審視現在的民主形式。
我們時常聽到一些冠以「自由」的名詞，例如：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自由市場、自由經濟。這些冠以自由的名詞都是以自利為假設，私有財產為基礎所設想的社會型態。這些名詞只要加上自由兩字，就好像天經地義、理所當然變成一個普世價值，好像每個人在這個市場中都擁有權利、機會與自由追逐自己的最大利益。作者以哈定於一九六八年提出「共有財的悲劇」為例說明，過分強調私有財產的觀念是導致共有財被破壞殆盡的因素，我們的海洋資源、森林資源、水資源就是如此被耗盡。
難道人類文明就一定要建立在這種自我毀滅遊戲上？還是我們有其他的選擇？
本書提到幾個不是奠基在私有財產為基礎的機制，還是可以創造出一個持續進步且滿足公眾利益的偉大社群，例如：南非的棚戶居民組織、巴西阿雷格港的參與式預算、自由軟體運動、維基百科、創用CC運動等等，可見私有制不見得是人類文明邁向進步的必要條件。開放參與、鼓勵分享都是那些社群的基本運作方式。享用不一定需要擁有，如此才能永遠享用上天賦予的公共資產、人類數千年累積的無窮智慧。
奪回人民的權力
在這商品化的世界裡，我們太習慣把每樣東西都標上價格，私有資產貼上價格後就是財富積累的成果，就算水、空氣等公共財也可以當作未來的財富。這種標價而後交換的規則，發展出炫目的價格遊戲，滿足了我們自以為擁有的掌控權；其實價格的背後潛藏著太多看不到的價值正在流失，遊戲的背後也隱藏著早已設計好的劇本。我們以為冠以自由為名的遊戲是公平的，其實它從來都是以權力做為基礎的金錢遊戲，有錢的人可以跟有權的人一起點石成金，把公共財變到自己的口袋。
自由，不是為少數人累積個人財富，而後推卸社會責任的藉口。
民主，不是為少數人掌握個人權力，而後拒絕人民參與的遊戲。
民主與自由，那些少數人時常掛在嘴上的，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奪回屬於人民的權力！
徐文彥╱公平貿易倡議者、生態綠創辦人
農業的另一種價值
農產品的價格應該來自於：農民、中盤商、消費者、環境的決定，任何單一方面的取決，都會為其他三者帶來嚴重的傷害。
應該要有一個「合理」的價格，不要再像咖啡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十年來咖啡產地生豆的價格下跌了九成，但是末端的價格卻上漲了一倍。問自己一個問題，那中間的價差去了哪？而咖啡農的人權是否受到重視與保障，請大家看一下「血咖啡」、「圖佛之死」就會明瞭的。
價格對我來說，有一個最鮮明的時候。二○○五年的某一天下午，看著報紙，吃著火龍果，身旁收著一碗泡麵，而報紙上的一則新聞吸引了我的目光：印度北部爆發嚴重的日本腦炎，許多孩童因得不到藥物治療而失去了生命，令我震撼的新聞附圖，是一位父親抱著他的小孩，站在醫院門口，圖說注明這位父親付不起預防日本腦炎的疫苗，價格是一美元，在孩子感染日本腦炎之後，無助地站在醫院門口，等待著他的孩子，在他懷中死去。
合理的價格來自於各方有一個平等的對價關係，現今很多人在討論「公平貿易」，對我來說，什麼叫公平貿易？其實很簡單，就是農友種植的作物，在出售之後：一、可以養得活家人，二、小孩子可以上學受教育，三、生病了可以看醫生。這是一個基本的要求，但是社會有給予到這一點嗎？請大家記得一件事，世上最嚴重的疾病和奪走最多人生命的疾病是「飢荒」。每五秒鐘就有一個不滿五歲的小孩，因「餓」而失去生命。在二○○八年世界糧食危機發生的同時，中南美洲的國家，還源源不絕地輸出經濟作物「花卉與咖啡」，就為了滿足先進國家對於「低價」的需求。那是何等的殘忍！
農業的價值在現在被社會大眾所低估！以稻田的種植為例，收成對農民是實質的收入，但是在種植的過程裡，農民在稻田裡放水，連帶的好處是：一、田裡的水會下滲，所以具有補充地下水的功能。二、水會蒸發，過程中會帶走熱量，進而會調整地區的微型氣候。白話來說，就是大家會覺得住在田邊比城市要來得「氣候怡人」。據研究報告指出，一甲的水田，夏天等於六百臺的家用冷氣，一年可以省下約二萬度的電。三、由於氣候愈來愈不穩定，聖嬰或是恩索現象造成「一次性大雨或豪雨」出現的機會與頻率增加。就水田或是耕地來說，每一區的間隔都有田埂，形成獨立的區塊，就某種程度上，有「滯洪」的功能。四、有水就有生物，農友使用正確的種植方式，會為「生物多樣性」帶來可能。
除此之外，農業的價值還包括：五、來自於糧食安全的考量，一個國家沒有穩定的糧食供應，就容易發生動盪。所謂「飢寒起盜心」，從古至今，政權的變革最大的因素來自於「農民起義」。六、鄉村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社會中，成為社會安定的來源，一旦經濟走向疲弱時，「農村會成為城市失業的海綿」，適時吸納許多暫時失去工作的人，有一個回歸的地方。如書中提到的，巴基斯坦有句諺語：「當你走投無路，大海總有生路。」簡單來說，農業的結構，在沒有金錢交易時，人還是可以依靠土地與農村社群結構而存活下來！七、來自於景觀，大家要記得農村景觀不是天生的，而是源自於農民的維護。在歐盟的話，在WTO的架構下，會使用「綠色補助」來感謝農民對於景觀的維護。而我的記憶有跡可尋，也要謝謝農民的維護。如果我們失去了農村，那黃土水先生的水牛、賴和先生的詩、鍾理和先生描述的農村景象……我們的下一代誰會懂？這豈是價格可以衡量的！
楊儒門∕248農學市集發起人
人類不能「市場說了算」！
一九九九年，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為《一九八四》出版五十周年舉辦了一場重要的論文發表討論會，那次會議真是當代各學科重量級學者華集，好一場學術盛會，各家所學的論文二○○○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
在那次會上，賓夕凡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金融教授赫曼（Edward S. Herman），從語言及意識形態支配的角度著眼，他指出在歐威爾寫作那個時刻，政治支配當道，因而遂有了小說裡的「雙重言說」（Double speaking），那是一種藉著控制媒體的灌輸而造成的結果。赫曼教授認為這是「新聞說了算」（Newspeak）的時代，但到了後來，這種「新聞說了算」卻讓位給了「市場說了算」（Marketspeak），藉著控制市場而主宰價值和選擇，已成了意識形態操縱的最大手段。研究經濟、商學及管理的都知道賓大華頓商學院長期皆為美國商學院排名第一，而赫曼教授專研金融及公司權力，更對政治及思想控制成一家之言。他與反抗大師杭士基（Noam Chomsky）曾合著《製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已成研究思想宰制的經典之作。他在那次會議裡所提出的「市場說了算」這個概念，在二○○八年次貸風暴和金融海嘯後，已愈來愈得到人們的共感。因為一九三○年代之後的這次危機已使得人們警惕到，這次危機絕非意外，而是整個體制的積弊所致，而其源頭則是當代經濟思維與實踐已走到一條奇怪的單向道，富人及公司假借自由市場之名而綁架國家，遂行其「利潤歸私，成本歸公」的圖謀，於是實質上是「不自由」的所謂「自由市場」遂成了二十世紀後半段起最大的「政治正確」。這也是「重新思考經濟學」的主張日益茁壯的原因。人們已察覺到一種倒果為因的「市場製造意見」（Markets make opinions），「意見製造經濟學」（Opinions make economics）早已形成，當原本應該經世濟時、增加人類福祉的學科，已墮落為替私利背書，為少數人所製造出來的社會災害及生態災難做合理化的工具，人們又豈能不對經濟的整個思維邏輯與其實踐痛切反省呢？這也是最近一年多來，歐美許多經濟及商學院會開始反省並強調批判反思的原因！到了這時，赫曼教授所謂的「市場說了算」的警告，甚或最早的前代經濟思想家高伯瑞（J. K. Galbraith）認為當代經濟思維裡充滿了「看起來無辜的詐騙」，他們這些說法裡的先見之明才被人體會。
目前整個經濟學領域，誠可謂「反省當道」。各家批判之聲崛起茁壯。在新興批判人物裡，拉吉．帕特爾（Raj Patel）可說有著相當的代表性，他出身牛津大學，讀哲學、政治與經濟，而後進倫敦經濟學院，最後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獲得發展社會學博士學位。他先後在世銀、世界貿易組織工作，也參加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在地人民運動，這種理論與實務兼具，又有第一線抗爭的經驗，遂使他稍早前寫出相當受人重視的《糧食戰爭》一書，將當今世界整個糧食發展如何被塑造，它的被扭曲以及不公義做了揭發與探討；而他接著所寫的現在這本書，除了延續《糧食戰爭》的主軸外，更企圖將他的論點拉高到經濟哲學和當代理論經濟學的某些方向，這也使得本書有了更多知識思辨的空間。
在這本《價格戰爭》新書裡，拉吉．帕特爾一開始就由引發當前危機的金融衍生性商品切入。今天我們已普遍知道，在金融衍生性商品形成之初，此案曾在美國參院被討論質疑，當時的聯準會理事主席葛林斯潘曾前往作證，他當時即明言「市場有效論」，將自動掌控它可能產生的風險，而不必由聯邦政府介入調控監督。政府的徹底放任，業者的無限貪婪，信評公司的協同詐欺，以及接下來各大投資銀行和投顧公司廣泛聘用數學系所碩士畢業生擔任所謂的「量化設計師」（Quarts），設計出複雜無比，縱使專案人員也不懂的投資商品，於是龐鉅無比的集體詐欺結構遂告形成，這乃是當今危機的主因。從全球金融海嘯迄今，八大工業國多次高峰會，好幾位歐洲大國元首都明言這是必須國際究辦的詐欺案，因而提案要求調查，但我們也知道這個詐欺案若被確定，必會引發天文數字的求償訴訟與究責，將成為美國政府不可能承擔之重，於是所有這方面的提案皆陸續遭到封鎖，以至於演變成後來所謂的「放火的擔任救火員」這種新的爭論，以及全球靠著「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印鈔票，用國家預算的無限增加企圖吸收那些私人公司所製造出的危機，這也就是所謂的「利潤歸私，成本則歸社會與國家」的道理。目前全球的各國債務危機日增，其因果歷歷，人們都已耳熟能詳，無庸再多做表述。
而《價格戰爭》此書，即由這點出發，而論及整個「市場」的知識缺陷及制度性集體詐欺，帕特爾由衍生性金融商品而論及葛林斯潘，再由葛林斯潘而回溯到主張極端放任的教母安蘭德（Ann Rand），而後再將重心轉到九二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acker）。由於我曾對安蘭德以及蓋瑞．貝克的中文版譯著都寫過長篇討論，對他（她）們並非不熟悉，安蘭德徹底非法化了國家的調控角色，也徹底美化了公司富人這種保守主義所謂的「私人」，這乃是一切問題的終極原因。至於貝克，當今另一主要經濟學家巴洛（Robert J. Barro）在《沒有什麼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新千禧年的經濟理念》文集裡即已指出，貝克乃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因為他將經濟的「效用」理念無限放大，企圖把「市場」觀念用到解釋幾乎一切人類行動上，包括移民、監獄吸毒、女性問題上，這是種方法學上的帝國主義，產生了許多言之成理，其實卻極荒誕的觀點。
接續上述的有關理論上的探討，帕特爾進一步深入到當今的世界經濟現象上，一切的貧富不均、現代奴隸、對自然的剝削，將來可能的資源危機和糧食危機等，都有了更清楚的思考架構。而可能最值得注意的，乃是帕特爾雖然不排除某些人所強調的，「將國家職能重新找回帶進來」（Bring the states back in），但做為一個經濟民主及環境問題的運動者，帕特爾其實更關心糧食主權、土地權利等新型人民運動，也只有更加注重公共福祉和公共擁有，人類或許才有可能為當今問題找到更好的另類選擇！本書的後面兩部分，乃是我們並不熟悉的新概念和新做法，也是本書最值得省思的部分。而他所想的許多問題，我認為因臺灣最近所出現的土地及生態抗爭，我們對許多問題似乎也該重新思考了！
內文1
第一章 缺陷
如果上帝是藉由戰爭讓美國民眾認識世界地理，那麼經濟衰退就是祂為芸芸眾生上了一堂經濟學入門課。
全球金融體系的大崩壞昭告世人：這個由一群數學天才在大資本家支持之下打造的體系，看似一部能夠帶動無止境繁榮的火車頭，其實卻只是一輛由交易、交換與對賭拼裝成的小丑車，最終命運是四分五裂、七零八落。這場經濟衰退的起因並不是經濟學知識的匱乏，而是特定經濟學知識的氾濫成災，資本主義精神的過度發揮。自由市場的五光十色遮蔽了我們的視野，使我們無法以其他方式來看待這個世界。一百多年前英國作家王爾德一語道破：「今日世人知道每一件事物的價格，卻無法瞭解任何事物的價值。」價格是一個靠不住的嚮導：二○○八年不但金融海嘯撲天蓋地，也爆發了糧食與原油價格危機。儘管如此，我們至今似乎仍然只能透過「市場」這道扭曲的三稜鏡，來觀照整個世界或衡量其價值。
一件事非常清楚：當初導致我們陷入困境的思維觀念，如今不可能解救我們擺脫困境。或許差堪告慰的是，幾個過去備受推崇的人物，已經被迫開始省思自己的錯誤觀念。其中最難堪的案例可能就是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在美國聯邦眾議院監督暨政府改革委員會一場座無虛席的聽證會上，葛林斯潘自白他的世界觀如何畫下錯誤句點。
葛林斯潘曾擔任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主席將近二十年，被公認為當代世界經濟的「立法者」之一。葛林斯潘也是自由市場陣營的旗手，曾拜在思想家蘭德（Ayn Rand）門下。蘭德過世於一九八二年，儘管她在美國之外的地區默默無聞，然而影響力始終居高不下。她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出版於一九五七年，最近又登上暢銷書排行榜，書中將企業大亨塑造成英雄，描述他們如何對抗官員和工會人士的迫害壓制。蘭德認為利他主義（altruism）猶如一種「道德上的同類相食」，因此全力倡導極端的自由市場放任主義，稱之為「客觀主義」（Objectivism）。葛林斯潘就是受到這種天花亂墜的思想吸引，成為蘭德學派的一員，還因為有趣的舉止和衣著風格，被取了一個綽號「葬儀社老闆」（The Undertaker）。後來葛林斯潘從事公職，感覺就像反戰嬉皮加入陸戰隊，他早年的朋友一直無法原諒他的墮落。儘管如此，葛林斯潘大體上還是秉持蘭德的思想，深信個人主義能夠造就最理想的世界，任何形式的限制都會導致災難。
二○○八年將近尾聲，美國國會傳喚葛林斯潘出席一場探討金融危機的聽證會。他的聯準會主席任期如此漫長、聲望如此崇高，國會想知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葛林斯潘開始唸證詞的時候，整個人看起來沒精打彩，皮膚鬆垂，彷彿原本讓他容光煥發的活力已經消失殆盡。不過葛林斯潘還是大言不慚，第一回合，他將重點放在自己依據的資訊：只要輸入適當的資訊，他的經濟模式還是可以運作，做出更準確的預測。葛林斯潘如是說：
衍生性金融商品（derivatives）市場的發展基礎是一套價格模式，提出它的學者曾經獲得諾貝爾獎肯定（譯註：指一九九七年獲獎的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與默頓［Robert Merton］）。這個現代風險管理典範數十年來一直居於主流地位，然而去年夏天，整個理論體系土崩瓦解，原因在於輸入風險管理模式的資料，基本上只涵蓋過去二十年的經濟繁榮時期。如果這套模式能夠……更適切地考量歷史上的經濟困頓時期，那麼它對資本額的要求會提高許多，今日金融業的情況也會改善許多；這是我的看法。
葛林斯潘的說法等於是「垃圾進、垃圾出」：模式本身並沒有問題，但是對風險與資料有錯誤的認知，只局限於經濟繁榮時期，最後導致錯誤的結果。葛林斯潘在委員會的死對頭魏克斯曼（Henry Waxman）眾議員不肯罷休，迫使他做出更深刻的結論。兩人之間有一段精采的對話：
魏克斯曼：「我要問你的問題是，你有一種意識型態，自由與競爭是你的信仰。你自己在證詞中也這麼說：『我有一種意識型態。我認為自由、競爭的市場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不二法門。我們曾經嘗試進行監督管制，然而結果乏善可陳。』這是你自己的話。對於引發次級房貸風暴的浮濫借貸，當年你擁有權力可以防患未然，許多人也曾建議你這麼做。然而時至今日，整個經濟要為你的無所作為付出代價。你是否認為，當時你的意識型態導致你做出如今悔不當初的決定？」
葛林斯潘：「嗯，我們應該先釐清意識型態的本質。它是一種觀念架構，讓人們藉以面對現實世界。每個人都有一套意識型態，閣下也不例外。人只要活著就需要意識型態，因此真正的問題在於意識型態是否正確。現在我想表達的是，的確，我發現自己的意識型態有缺陷，雖然還不確定它的嚴重程度，是否根深柢固，但這樣的事實令我非常困擾。」
魏克斯曼：「你發現一個缺陷？」
葛林斯潘：「可以這麼說，我認為世界的運作必須倚賴一個非常重要的架構模式，後來卻發現這個模式有缺陷。」
魏克斯曼：「換句話說，你發現你的世界觀，你的意識型態，其實並不正確，無法運作。」
葛林斯潘：「的確如此，這也是令我大感震驚的原因；過去四十年甚至更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有相當充分的證據顯示，這個模式的運作非常順暢，可圈可點。」
老實說，葛林斯潘的缺陷並不是資料有瑕疵的小問題，也不是塔雷伯（Nassim Taleb）等作家討論的「黑天鵝」問題：無法解釋某些可能性非常低、但是一旦發生就會後果不可收拾的事件。葛林斯潘的缺陷涉及更基礎的層面，扭曲了他關於世界組織方式、市場社會生態的觀點。而且葛林斯潘並不是獨行俠，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的首席經濟顧問桑默斯（Larry Summers）也必須面對類似的錯誤：他關於市場在本質上能夠自我穩定的觀念已經「遭遇致命打擊」。美國前任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的財政部長鮑爾森（Hank Paulson）也有類似的反應，對自己的錯誤表示無可奈何。連ＣＮＢＣ電視台《瘋錢》（Mad Money）節目主持人克瑞莫（Jim Cramer）都以認輸的口氣說：「對於今天的經濟情勢，只有馬克思（Karl Marx）未卜先知。」用市場的術語來說，這些自由市場的標竿人物一個接一個恍然大悟，自己的觀念必須「修正」。
世人對葛林斯潘認錯的已經耳熟能詳。打開財經媒體的讀者投書版，觸目所及盡是和葛林斯潘如出一轍的專家分析，大談風險的價格如何被錯估（的確錯得離譜），監管措施的欠缺如何導致金融體系恐慌（的確是一片恐慌），誘因架構如何鼓勵交易者將財務風險轉嫁到遙遠的未來（他們的確是這麼做），自由市場的信徒如何廢除原本有助於改善今日局勢的防範措施（他們也的確這麼做了）。然而這類反應背後隱含的思維都是「如果我們做好規劃，問題就能迎刃而解」。我不確定人們是否能夠真正理解葛林斯潘認錯的意義。人們無法承受這樣的震撼：政府與經濟體系的基本政策已經誤入歧途，而且至今找不到別的出路。
打個比方，這種情形就像有天早晨你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蟑螂。這是卡夫卡（Franz Kafka）中篇小說《蛻變》（The Metamorphosis）的基本情節。小說開場描述一整晚噩夢連連的年輕推銷員薩姆沙（Gregor Samsa），早晨醒來時發現自己變成一隻巨大的蟲。薩姆沙的反應發人深省，可以促使我們坦然面對自身的真面目。由人變蟲之後，薩姆沙做了哪些舉動？他並沒有尖叫著逃出房間，或者思索這一切是如何發生，這樣的蛻變有什麼意義，明天自己還會變成什麼模樣。一言以蔽之，薩姆沙的反應是：「我慘了！我的工作怎麼辦？」
面對當前這場經濟危機，我們的反應正是如此。
雖然你我並沒有一覺醒來變成蟲，但的確發現這個世界已經翻天覆地。過去大家都認為對我們有利的事物，如今原形畢露。葛林斯潘的「缺陷」意義深遠，要想透徹理解，就必須全面檢討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不僅要以新的方式來設定對社會和經濟的期望，涵蓋更豐富的人性要素；而且我們還需要另一套意識型態，來主導商品與服務的交易過程。
在葛林斯潘的世界，價格對意識型態的影響既深且廣。價格提供一種角度，讓我們掌握這個小小星球上的集體需求與資源。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經濟學思想正是如此，價格猶如一種卷鬚（tendril），讓需求和需要得以互通聲息。科幻小說與電影迷其實已經很熟悉這樣的場景，《駭客任務》（The Matrix）中得到解放的人類（以及追殺他們的電腦程式）能夠看出世界的原始面貌：由無數符號與訊號組成的「數位雨」。這既是科幻情節，也是經濟宰制的事實。螢幕上川流不息的資料，是全球金融交易鉅子的關注焦點，他們的目光在螢幕之間穿梭，試圖參透玄機、獲取利潤。《駭客任務》中的螢幕訊息是真實世界的模擬，但與其說是傳播事實，不如說是隱瞞藏匿。當代商業活動的問題在於，這種不可靠的數位訊息運作，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舞台道具。
我們以歐洲汽車業鉅子福斯集團（Volkswagen）為例。二○○八年十月，福斯一部車都不必賣，就登上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寶座。當時的經濟情勢仍然一洩千里，股市投資人對福斯的前景也並不看好。他們盯著螢幕上的資料，認定福斯和汽車業其他難兄難弟一樣，日子只會愈來愈難過。想像你是一個股市投資人，雖然深信福斯的股價將一路走跌，但你還是可以靠它賺錢，方法就是先賣掉持股，等到股價下挫之後再買回。如果你手中沒有福斯的股票，不妨求助持有這檔股票的人，例如法人投資者。你以一定價格向他們借股票來操作，並承諾很快就會償還。法人投資者樂意配合，因為出借股票可以賺錢，而且保有股票的所有權。你也樂此不疲，因為你可以先賣股票，等股價下跌再買回，償還出借的法人之後仍然有利可圖，支付摩納哥遊艇的分期付款綽綽有餘。這種買賣手法就叫做「放空」（shorting）。
問題來了，福斯的對手保時捷（Porsche）當時正在暗中收購福斯的股票，企圖掌握七五％的股權。保時捷的大舉買進行動曝光之後，大家很快就發現市場上的福斯股票奇貨可居，幾乎快被保時捷一掃而空，於是福斯的股價不跌反漲。放空投資人賣出的福斯股票都由保時捷收購，等到保時捷表明入主福斯的意圖，放空投資人開始驚慌，引發所謂的「軋空」（short squeeze），也就是投資人發現操作方向錯誤，試圖以買進股票來彌補損失。他們原本預期福斯的股價會和其他同業一樣，受到經濟衰退拖累而下跌，後來卻發現儘管福斯在汽車市場表現欠佳，在股市卻一路長紅，空頭炒手為了彌補損失，只能爭先恐後買進。
各方大買特買，福斯的股價一發不可收拾，躍升為德國法蘭克福指數DAX 30成分股之中市值最高的公司。然後這樁消息又引發一波搶進潮，但主角不是投機的股市炒手，而是與他們遙遙相對、平日作風保守的法人投資者。以退休基金為例，它們的投資著眼於長期收益，寧可慢工出細活累積財富，不願冒太大風險。它們保持投資組合均衡的方法之一，就是非藍籌股（blue chip）不買。屬於藍籌股的公司最能夠承受股市無可避免的劇烈震盪，它們的市值在公開市場名列前茅，被各種指數納為成分股。當福斯被列入法蘭克福指數成分股，法人投資者也自動自發，下海尋寶，價錢再高都買得下手。結果如何？短短一個星期之內，福斯從一股兩百歐元狂飆到一千歐元，等於市值膨脹到三千億歐元（三千八百六十億美元），一時間竟超越市值「只有」三千四百三十億美元的艾克森美孚（Exxon-Mobil）。福斯不費吹灰之力，榮登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寶座。
後來法蘭克福指數修改規則，福斯股價塵埃落定，二○○九年時反而將保時捷併吞。人們很容易從幾個觀點來詮釋這個故事：法人投資者偷雞不著蝕把米、市場規模的相關資訊不夠完整、短期與長期投資的遊戲規則糾纏不清。然而如果我們更加深入檢視，就會發現故事背後有一個觀念架構，而且是每一個樓起樓塌、盛極而衰的故事共有的架構。人們對於經濟泡沫化的理解帶有一個前提：當泡泡破滅，一切都會回歸常態，讓價格更準確地反映價值。從一七二○年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到二○○八年的房地產市場崩盤，每一個景氣泡沫化的故事都如出一轍。人們普遍認為，劫後餘生的世界經濟終將再度踏上正軌。然而這種共同觀念的基礎，都是把泡沫化視為例外情況，違背市場衡量價值的標準（與成功）程序。然而如果就像葛林斯潘所云，這種市場程序是有缺陷的，那麼我們對於墜落之後平安著陸的信心就成了幻想，因為我們腳下根本沒有堅實的陸地。
價格並不等於價值，經濟學家一直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它與利潤決定價格的概念密不可分。價格與價值的落差讓我們坐立不安。價格的不確定性正是萬事達卡（MasterCard）系列廣告趣味的來源，大家一定耳熟能詳：「果嶺費：二四○美元；課程：五○美元；球桿：一一○美元；樂趣：無價。」然而更深層的笑話卻是：我們完全無法從事物的價格來衡量它的價值。這種不安的直覺已經轉化為一種娛樂。今天如果有個外星人光臨地球，一件事情會讓他百思莫解：一個利用事物價值錯亂大做文章的電視節目《全民估價王》（The Price Is Right），居然會風靡地球上數十個國家。參加節目的觀眾面對各式各樣的消費性耐久財，一件一件猜測它們的零售價。最重要的一點是，輸贏的關鍵不在於能否猜對商品的效用或成本，而在於能否覺察廠商認為你願意支付的價格。
在基金管理這個行業，價值與價格的系統性錯亂能夠帶來可觀的財富。基金經理人的薪酬決定於他們能否干冒風險，賺取高於市場期望的收益，也就是他們為客戶帶來的「超額收益」（alpha）。假設我幫客戶賭擲銅板，賠率是二比一，我押注人頭，因此我每擲出一次人頭就可以贏兩塊錢。長時間來看，因為人頭出現的機率大約是一半，所以我的每一塊錢賭注可以贏一塊錢。然而如果我能夠為客戶贏到一塊五毛錢，那就太神奇了，而且這筆神奇的收益會透過獎金與加薪，轉化為我的個人收入。然而要變出這種神奇戲法談何容易，就基金管理而言，能夠創造附加價值的方法屈指可數：買進原先受到低估、後來大放異彩的股票；投資足以改變市場遊戲規則的創新產品或服務；創造出新的資產，吸引法人投資者下注。換句話說，超額收益應該是難能可貴，事實也的確如此。但是在薰心利欲的驅使之下，許多人創造出虛假的超額收益，他們設下的賭局看似可以長期帶來漂亮收益，其實潛藏可能造成巨大損失的小型風險。而且如果將這筆損失計算進去，所謂的超額收益就會煙消雲散，因此基金經理人會刻意忽略風險，以免影響滾滾而來的獎金。金融業鉅子彼此稱兄道弟，主宰經濟體系，利用監管法規薄弱之便大發利市，賺進以十億美元為單位的身價。他們利用一套名為「依模型計價」（mark to model）的會計手法，今天的收入來自根據他們預測、明天才會發生的結果。他們的做法總是可以自圓其說，一言以蔽之：市場萬能（markets know best）。
市場萬能是一個比較新近的觀念，拜意識型態的大力宣揚與政治的大力操作之賜，成為各國政府的傳統信條。一九六○年代的「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已經將市場萬能觀念發揮得淋漓盡致，假說提出者法瑪（Eugene Fama）當時還是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博士班研究生。就意識型態的基礎而言，效率市場假說是金融業的強心針，我們不妨把它視為另一個版本的《阿特拉斯聳聳肩》，只是多加了幾條經濟學的方程式。
效率市場假說認為，金融資產的價格反映了市場對於現況和前景的所有訊息。但所謂的「價格」反映的並不是資產未來的表現，而是現在市場對於資產未來表現的預測。價格總是帶有賭注成分，我們也知道市場的預測能力非常短視，然而效率市場假說解釋了為什麼經濟學家會覺得一個笑話好笑：
問題：更換一個燈泡需要幾個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
答案：一個都不需要。因為如果燈泡必須更換，市場早就換好了。
效率市場假說的問題在於它站不住腳。如果它能夠成立，那麼我們根本沒有必要花經費進行研究，因為市場已經以某種神奇的方式先馳得點。格羅斯曼（Sanford Grossman）與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兩位經濟學家在一九八○年就已指出這一點，數百項後續研究也顯示效率市場假說如何悖離現實，其中幾篇最重要的論文正是出自法瑪本人。市場可能會以非理性的方式運作，投資人可能會盲目追逐某一檔股票，以完全與股票本身無關的方式推升股價。
儘管眾多經濟學證據顯示效率市場假說是一個假象，然而相關概念仍然大受各國政府歡迎。除了葛林斯潘之外，還有許多人也發現這個假說雖然虛假，但是很好利用。市場人士促使管制機構弄假成真，依循效率市場假說行事，好讓他們進行天文數字的豪賭。一時間，錢潮果然風生水起。一九九○年代中期，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每月發行一份名為《消費指南》（How to Spend It）的增刊，幫荷包爆滿的讀者減輕負擔。過去十年經濟景氣的魔力，也讓中產階級受惠。房屋從單純的住所演變成金融資產、金融磨坊的糧草，於是將中產階級吸入經濟泡沫。不過和金融業者相比，一般的房屋擁有者是小巫見大巫：政府承諾會幫金融業者收拾爛攤子，因此對它們的豪賭推波助瀾。而且政府信守承諾，當業者的賭局拖垮整個體系，它們先前贏取的賭資仍然分文不減。換言之，利潤私有化，風險社會化。金融家的大發利市讓全世界付出高昂的代價，但是二○○九年頂尖對沖基金（hedge fund）經理人的獲利，卻創下史上第三高紀錄：索羅斯（George Soros）就形容自己「在這場危機中過得非常愜意」，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的員工也笑納公司創業一百四十年來最優渥的獎金。
這種情形告訴我們，「自由市場」的說法主張其實是一種偽裝，掩飾了許多根本與市場不相干的行為。高盛的員工之所以進帳豐厚，是因為公司祭出許多非關市場的伎倆。《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記者泰比（Matt Taibbi）以他慣有的熱切筆調揭露，高盛已經「買下」美國政府。歐巴馬政府的財經團隊與金融業水乳交融，讓華爾街備感欣慰。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二○○八年擔任紐約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董事長期間，曾經為摩根大通銀行（JPMorgan Chase）安排歷史性的二百九十億美元貸款，協助它併吞瀕臨破產的投資銀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歐巴馬的首席經濟顧問桑默斯曾在華爾街大型對沖基金蕭氏公司（D. E. Shaw & Co.）任職，每星期只需上班一天，兩年下來至少進帳五百二十萬美元。蓋特納和桑默斯在歐巴馬政府的新職，使兩人成為美國經濟叢林中的泰山，而華爾街也的確有理由樂觀其成。高盛曾經大手筆投資美國國際集團（AIG），然而這家創業九十年的保險業鉅子，二○○八年差一點被自家的金融產品部門拖垮，所幸美國政府及時伸出援手，讓高盛投資的一百三十億美元完璧歸趙。相較之下，克萊斯勒汽車（Chrysler）公司的投資人只能拿回二九％的本錢。
華爾街與美國政府的合作天衣無縫，任何一個關心民主政治的人都應該擔憂。至少我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可以懷疑，當初造成這場金融危機的體制，恐怕無法收拾殘局。塔雷伯指出其中的荒謬性：「一個校車司機如果矇著眼駕駛並且撞毀車子，就不能再給他一輛新校車。」不過問題來了，我們的經濟並沒有真正受到民主機制監控，政治更是如此，因此校車司機永遠來自同一家駕訓班。
儘管華爾街繼續挾持政府，不過有個消聲匿跡近一個世代的字眼，近來再度從政治人物的嘴巴冒出來：監管（regulation）。的確，高盛等業者在金融崩盤中大發國難財，但是政治人物也警覺到，市場已經有如脫韁野馬。克萊恩（Naomi Klein）的《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一針見血，揭示災難如何化身為極度自由市場政策的溫床，書中的分析頭頭是道，解釋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今日，從加州、華爾街到倫敦西堤區（City of London）的金融掠奪是如何進行。不過現在公眾與部分政治人物已經形成共識，當前的經濟危機代表自由市場的思維已經失敗，而不是必須更加發揚光大。在民意與民怨的壓力之下，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似乎已準備就緒，開始討論如何對市場祭出監管與限制。問題在於他們做得到嗎？而且就算做到了，新出爐的監管機制到底對誰有利？
自由市場從誕生伊始就曾引發不滿，然而今日的情勢仍屬歷來罕見：社會各階層同仇敵愾，廣大群眾認定自由市場政策是災難的罪魁禍首，因此要求變革。美國的「新政」（New Deal）與二戰之後歐洲的福利國家，都有一部分肇因於各種社會力量結合起來，要求對市場設定新的限制，並且重新安排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今日危機情勢與以往不同之處在於，它在全球各地野火燎原，而且時機就在人類設法避免全球氣候災難的關鍵時刻。氣候與金融這兩場危機的廣度與深度，正反映了自由市場文化在人類社會的根深柢固。為了瞭解這個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影響，我們必須先掌握它的根源，探究今日市場為什麼會變成這種型態。
東西的故事
小時候每逢週末假日，我就會到家裡開的便利商店幫忙。我特別喜歡到儲藏室搬東西補貨，因為可以在紙箱和貨架排成的迷宮中找尋糖果點心，然後用標價槍給它們貼上標價。標價槍是塑膠材質，大小和各位眼前這本書差不多，只要一扣扳機，它就會頓一下，吐出一張小小的標籤，上面的數字由槍上的轉盤決定。這把槍讓我玩得好不開心，就像個少年資本家揮舞著一把格洛克（Glock）手槍，隨心所欲標定價格；而且我經常惡作劇，在瑪氏（Mars）巧克力棒貼上九九九．九九英鎊的標價。不過最好玩的還是另一種遊戲：我把價錢訂為○．○一辨士，拿槍追我弟弟，要幫他貼標價。
對於年僅十歲的我，這種遊戲的好玩之處和「喬伊為了足球賽門票，連自己的媽媽都可以賣」這類話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許喬伊真的很想看球賽，而媽媽也是他生命中最珍貴的人，但是他不可能拿兩者來交易。我弟弟的價值也不只○．○一辨士，但我可以為他貼上這個價碼、拿他來交易，這個想法成就了我的遊戲。萬事萬物都可以標定價碼，這樣的想法讓政治與企業菁英愛不釋手，也導致公眾陷入悲劇境遇。
一九二○年，兩名德國教授賓丁（Karl Binding）與霍赫（Alfred Hoche）出版了一本專著《不值得活的生命應予摧毀》（Permission for the Destruction of Life Unworthy of Life），引發極大爭議。他們主張殺害「無藥可治的白癡、腦袋空空的行屍走肉、浪費糧食的廢物」；卸下這些沉重的包袱，國家才能夠蒸蒸日上。賓丁與霍赫振振有辭，詳細計算照顧這些人的成本，結論是他們會耗費「龐大的成本，包括食物、衣服與能源，等於是將國家的一部分生產力浪費在完全不具生產力的用途上。」兩名學者的計算完全正確，結論卻令人作嘔。
對於這套說法最直接的反駁就是，為人類生命標定價格的做法駭人聽聞。然而對政府與企業而言，這卻是家常便飯。英國政府和美國的醫療業在計算醫療成本時，都會斤斤計較一項治療能夠延長多少年的生命。這是因為醫療資源有限，政府與業者希望盡可能增加受惠人數。根據美國政府與保險業精算師的標準，一個美國人的生命約值七百二十萬美元，史迪格里茲與畢爾姆絲（Linda Bilmes）計算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成本時也用了這個數據，結果是超過三兆美元。如果以同樣標準來計算伊拉克人民的損失，結果是八兆六千億美元。儘管他們並不是真的拿七百二十萬美元來兌換一條人命，這些計算還是會讓人坐立難安。賓丁與霍赫的做法更進一步，主張生命的價值並非人人平等，殺害心智障礙者可以幫社會節省開銷。兩人還建議政府採行他們的構想，並且全力落實。的確，這都是國家社會主義（Nazism）的理論基礎，然而將人類生命當成商品、依據利潤高低來交易或銷毀，這類觀念並不是國家社會主義獨有，美國與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曾經藉奴隸交易謀利。
隨著時代改變，雖然人口走私在二十一世紀依然猖獗，二○○六年估計規模達四百二十億美元，但是仍然認同「人命有價」這種觀念的地方已經不多，合法的人口市場已經絕跡，而且世人普遍同意這是良性發展。法律甚至禁止人們在市場上販賣自己，例如我們對自己的器官只能捐贈，不能出賣。
奴隸制度的歷史告訴我們，在市場上，不僅容許買賣的商品可能改變，界定市場內涵的觀念也會被推翻。過去人類容許奴隸制度，如今則否。換言之，買賣商品以獲取利潤，並且讓市場決定其價值，這些行為絕不是天經地義。商品在成為買賣標的之前，必須先在人們的觀念中設定為可以買賣的對象。
今日我們買賣的大部分事物，在過去並不具備商品意義，從土地、音樂、勞力、照護、人口到糧食，都曾經處於比較曖昧的狀態，後來藉由複雜、層遞的過程而成為商品，送進市場，依據特定條件來買賣。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事方殷，一位匈牙利異議分子在英國振筆疾書，針對這類過程發表歷來最精闢的著作。
博蘭尼（Karl Polanyi）的《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解析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英國歷史，深入討論一個頗有十八世紀學究味的歷史現象：史賓翰連法（Speenhamland laws）。史賓翰連法是英國的「濟貧法」（poor law），立法宗旨在於藉由提供與麵包價格連動的福利措施，來濟助英國鄉村的赤貧民眾。不過博蘭尼的論述遠超出前維多利亞時期（pre-Victorian）的社會安全網，他指出市場與其周遭的社會緊密相連。博蘭尼的觀點和葛林斯潘正好相反：資本主義需要各種社會體制，兩者的關係非常特殊。為了讓市場能夠運作，社會必須授權將事物轉化為能夠在經濟體系內買賣的商品。博蘭尼的書名也是由此而來。「鉅變」描述的是強大的社會群體如何試圖將土地與勞力轉化為「虛構商品」，其本質和那些已經在市場上交易的商品大相逕庭。
現代人的工作與租金和薪資息息相關，以「虛構」的角度來看待土地或勞力或許很奇怪，不過這正顯示博蘭尼探討的變化有多巨大，它讓社會安排（social arrangement）徹底改頭換面，使人再也無法以其他角度來看待它們。換言之，這場鉅變不僅改變了社會，也改變了我們，改變了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看待我們在其中之地位的方式。
鉅變必然伴隨劇烈的社會變遷。為了讓土地能夠交易，原本使用土地的人必須驅離。這種圈地（enclosure）過程有時會訴諸暴力，農民被迫離開公有土地，移居城市，出賣勞力來換取收入，變成消費者來製造需求。換句話說，鉅變徹底改寫了土地與勞動的社會規則，並且衍生出新的事物讓人們擁有、定價。這個過程沒完沒了，來到二十一世紀，打造新型金融產品的工程師繼續推動這場鉅變。設計二氧化碳總量管制與交易（cap-and-trade）政策來對治全球氣候變遷的人士也是如此，因為他們將汙染的權利變成商品。
博蘭尼的論點不僅有助於理解為什麼經濟與社會是殊途同歸，也可以解釋我們為什麼會誤以為市場與社會可以截然二分。在博蘭尼眼中，全心追求利潤的市場文化是一種「市場自我調節迷思」，它倚賴社會的程度，其實遠超過表面現象。然而自我調節的市場如果想發揚光大，就必須大力鼓吹經濟與社會截然二分的迷思。我們通常不認為一對連體雙胞胎可以為彼此動手術，然而市場的迷思讓人們相信，不僅這對連體雙胞胎可以分割，而且一個是醫生，一個是病人。
這個迷思在危機時期比較容易被世人看穿。畢竟每當銀行業爆發嚴重問題，如果沒有政府支撐大局，經濟危機將一發不可收拾。資本主義既不能自立自強，也無法靠自身的力量擺脫困境。市場永遠倚賴社會，因此所謂的「大到不能倒」其實就等於「規模太大，所以一旦出問題，社會一定會收爛攤子」。自由放任的理念總是需要一個社會基礎，因此博蘭尼並沒有將我們的生活區分為「政府與自由市場」，在他看來，我們完全生活在「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y）之中。
同樣的道理，市場社會內嵌在自然界之中；市場自我調節迷思對這一點一視同仁，也試圖加以否認。人類文明倚賴地球的生態，雖然我們壓榨地球生態無所不用其極；有學者估計，人類將物種滅絕的速度提高了一千倍。我們毫不留情地圈占自然資源，摧殘地球環境，而且如果許多氣候學家的竊竊私語不幸而言中，想要挽救已經為時太晚。對於經濟成長永無止境的追求，導致維繫地球生機的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ic service）受到忽視，將人類變成滅絕其他事物的工具。生態經濟學先驅戴利（Herman Daly）指出：「當前的經濟成長已經和整個世界脫鉤，因此不再具有正面意義；更糟的是，經濟成長變成一個盲目的嚮導。」簡而言之，人類的經濟將許多事物視為理所當然，免費取用，而且無法償付這種做法的代價。
安氏盲
改以市場的角度來看世界，反而讓我們陷入五里霧中。這場鉅變的影響是如此深遠，因此當我們要衡量事物價值並加以管理時，除了標定事物價格、放任市場自由運作之外，幾乎想不到其他的方法。儘管市場自我調節的迷思問題叢生，我們還是緊抓不放，生怕沒有這些迷思就會迷失。在衡量事物價值的時候，我們只有一具指北針可用，它雖然很少指出正確的方向，卻讓我們以為自己知道何去何從。
這情形就好比我們集體罹患「安氏盲」（Anton’s blindness）。這是一種罕見的疾病，名稱來自奧地利神經科學家安東（Gabriel Anton），通常是在腦中風或腦部受傷之後發生，患者其實已經失明，但卻堅信自己仍然看得到，又名「安巴二氏症候群」（Anton-Babinski syndrome）。醫生在治療這種病症的時候，病患總是堅持自己沒病，只不過偶爾會產生一些奇怪的幻覺，看到無法解釋的影像。一位病患說她看到窗外出現一座新村莊，卻想不起來是什麼時候建造的；另一回則是看到屋子裡有個飢腸轆轆的陌生女孩。安氏盲患者經常跌跌撞撞受傷，但辯稱原因是手腳笨拙或者心不在焉，而不是視力喪失。他們以虛構扭曲現實，連受傷都可以合理化，因此也為這種病症提供診斷方法。另一方面，堅持自由市場是照亮人世的明燈，並且為它們的一敗塗地百般辯解，就和失明的人辯稱自己看得見一樣，也是一種虛構扭曲。
安氏盲在臨床上被歸類為「病覺缺失」（anosognosia），這個術語最早是由法國神經科學家巴賓斯基（Joseph Babinski）提出，字源出自古希臘文，意為「對疾病沒有知覺」，不僅會讓盲人對視覺產生錯覺，也會影響其他身體機能。一項研究找來三位左半邊身體癱瘓的病覺缺失患者，請他們站在鏡子前面，然後要他們舉起手臂，結果三位患者雖然手臂紋風不動，卻堅稱自己有舉手回應。接下來，一位沒有癱瘓的研究助理坐在患者旁邊，接受舉手、放下的指令，但是不做任何動作，結果三位患者中有兩人堅稱看到助理舉手之後放下。安氏盲之類的病覺缺失不僅影響個人，也影響社會；不僅改變我們看待自身的方式，也改變我們看清他人真實面貌的可能性。透過市場來觀看整個世界，不僅扭曲我們對自身的觀感，也將我們自身的障蔽投射到所有人身上。
安氏盲可以視為一個隱喻，有助於我們明白當前的經濟為何如此難以理解。我們落入一個文化與政治的陷阱，其信條堅持自由市場是衡量事物價值的不二法門，供應與需求的無限制運作能夠讓世界愈來愈美好。這不僅是一種錯誤認知，也扭曲了我們看待世人的方式。只把人看成消費者會遮蔽人我之間更深層的連結，扭曲我們的政治選擇。身為糧食的消費者，你只能表達抗議或者拒絕購買，但是無法重新談判、讓每個人都得到供應，也不可能成為糧食的共同生產者。唯一的選擇就是呼籲改變，或者一走了之。不久前我在倫敦的伊朗大使館外面，聽到一位年輕示威者正是使用這種的貧乏的消費主義政治語彙。當時伊朗剛爆發總統選舉舞弊疑雲，這位小姐說他們的示威目的在於要求伊朗政府「改正做法」，就好像這個政府的客戶服務做得不好，消費者只要向某某人的上司投訴一番，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並不主張要市場從這個世界消失。做為一個讓不同需求的人們交易商品的地方，市場的概念見於人類的每一個文明。今日市場最主要的特質在於，驅動交易行為的力量不是需求，而是利潤。認為社會運作的不二法門就是讓市場追逐利潤，而市場運作的不二法門則是盡可能減少干預，這是一種純粹的意識型態。市場的運作規則是由有權有勢者設定，我們坐視這種情況發生，因此釀成悲劇。這也是一種盲目，一種病覺缺失，我們全然信賴一種經常失靈的機能，以為由利潤驅動的市場可以帶領我們找到真正的價值，其實大錯特錯。
因此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才能夠治癒自己？歷史告訴我們，治療方法不能全靠政府，必須促成市場社會內部的變化。博蘭尼指出自由市場誕生的前提是嚴重的暴力，但他也觀察到另一個現象：人們會反抗。英國政府施行史賓翰連法，是為了平息鄉村民眾對於圈地行為猖獗的憤怒。自我調節市場有辦法將新事物變成可供交易的商品，但濟貧法並不是這種能力的產物，而是人們在自我調節市場年代對社會需求的回應。博蘭尼闡述人們如何反抗不斷擴張的市場。在這場拉鋸戰之中，史賓翰連法代表博蘭尼所謂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將土地與勞力轉化為可以交易的商品，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權利剝奪（disenfranchisement），這是第一運動；第二運動則是社會的反應，要療癒自我調節市場造成的傷害。兩種運動都是發生在市場社會的架構之中。
第二運動是第一運動的反制運動（countermovement），其相對強度變化不定，然而我們不應該將第一運動視為市場將社會帶向未來，第二運動則是將社會帶回過去的反制運動，兩者展開一場拉鋸戰。反制運動是以人們現有的政治運作為基礎，並且從這些政治運作與相關的機構出發，建立起全新的社會體制，例如美國的新政與歐洲的福利國家。依據博蘭尼的模式，社會變革並不是進一步、退一步的過程，有如一場集體進行的查爾斯登舞（Charleston），在一連串動作之後回到原點。社會變革比較像是一首永無休止的交響曲，從這一個樂章衍生出下一個樂章。
今日的反制運動會利用推特（twitter）與部落格，除了像舊日一樣直接採取行動，也援引最新穎的理念與科技，全力奮鬥爭取一個與以往不同、可以永續存在的世界。人類的未來決定於我們是否願意設想一個不一樣的市場社會，以及新的、不需要自由市場的衡量價值方式。本書第二部分將勾勒二十一世紀反制運動的輪廓，探討全球社會運動與社會組織如何遏制市場的力量、抗衡市場最強有力的代言人，從而重新定義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不過我們在治癒自身的盲目之前，必須先進一步釐清自由市場文化如何影響我們，萬事萬物如何變成可以買賣交易的商品，人類如何集體淪為現代市場社會的盲目觀眾：消費者。
─王爾德
重新認識民主與自由
這兩年我跑了上百場以「公平貿易」為主題的演講，每次開場我總會先問聽眾一個問題：「臺灣人到咖啡館很愛喝曼特寧，甚至罐裝咖啡、即溶咖啡都有曼特寧風味，就算不喝咖啡的人都聽過曼特寧，到底曼特寧這三個字是咖啡風味的形容詞，還是咖啡產地的名稱？如果是形容詞，它是形容口感還是香氣？如果曼特寧是地名，它又在哪裡？」
經過上百次的經驗、問過數千名聽眾，能夠正確解答的聽眾還真是寥寥無幾，所以這個題目變得非常具有暖場的娛樂效果。究竟曼特寧是什麼？或許各位讀者下一次可以問一下賣咖啡給您的店家，他們應該要跟您說的。只是從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發現咖啡產業一個有趣的現象，那些在咖啡市場中具有主導能力、行銷能力的大型咖啡商，經常以塞納河左岸或米蘭咖啡館來形塑他們所賣的飲料具有歐洲浪漫風情的幸福想像，但他們永遠不告訴我們咖啡產業背後的真實。
炫目的價格遊戲
觀察臺灣近年來的咖啡產業變化，咖啡外帶吧開始流行之後，咖啡產業進入低價競爭的時代，便利超商也進場賣咖啡，連吧臺手的高超技術、烘焙師的獨門手藝、店老闆的用心陳設似乎也不重要了，更別說咖啡產地貧窮問題與消費者的關係似乎更遙遠了。價格主宰了市場，兩倍以上的價格差距徹底顛覆了臺灣的咖啡市場。
有消費者以為一杯一百多元的咖啡店是賺取暴利，一杯咖啡的價格不應該這麼貴；殊不知外帶吧的型態是用騎樓的公共空間做為自己的營業空間使用，而且沒有冷氣與昂貴的裝潢，與傳統咖啡店的經營成本完全不同。連鎖超商賣的咖啡價位鎖定跟咖啡外帶吧一樣，可是外帶吧至少還要支付租金與人事成本，超商咖啡只是擺了臺全自動咖啡機，沒有額外的租金與人事成本，工讀生隨手按個鈕，就可以收跟外帶吧一樣的價錢。超商咖啡的營業成本應該比外帶吧還要低，價格不是應該可以再低一點？
本書作者在第一章就開宗明義解釋了「價格」與「價值」的差異，以《全民估價王》這個老少咸宜的電視節目為例，消遣了這個時代「價格」與「價值」的錯亂，這個節目的樂趣就是在於參與猜價格遊戲的來賓，必須要察覺願意支付的價格，而非商品的效用或成本（價值）。這也就可以解釋，儘管超商咖啡的經營成本比外帶吧的型態還低，卻沒有反應在價格上；因為消費者既然已經覺得一杯四十元的咖啡已經夠便宜且願意支付了，又何必照營業成本的差異來照比例降價。所以，在競爭市場中，價格是由利潤決定的，而不是成本、效用或價值。當利潤不符合預期時，店家就會把商品降價求售；當生意好時，價格就會穩定鎖定在一個很好的毛利。
所以，到底一杯咖啡合理的價格是多少？在這個價格市場混亂的情況下，消費者對於價值與價格的關係是愈來愈模糊了。無論如何，一杯咖啡的末端售價與咖啡豆的原料成本關聯性很低，跟最末端的加工成本與經營型態有高度關係。同樣的咖啡烘焙廠將咖啡豆賣到咖啡店、外帶吧、便利超商，末端價格卻截然不同。既然原料成本與末端售價的關聯性不高，給予原料的生產者一個合理的報酬又有何妨？因為我們這裡多付一塊，對於原料生產者來講，收入可能是增加一倍。來一杯喝的人享受芬芳、種的人也感到芬芳的咖啡不是很美好！
商品背後的真實成本
要消費者多付一塊錢，這不是損害消費者權益？我想，自從兩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後，許多消費者已經開始知道，天底下沒有便宜又好的東西。如果消費者只在意價格，商人就會進行削價競爭，削價競爭的結果，不是生產者倒楣、就是土地倒楣，也有可能是消費者自己倒楣。消費者的權益如果只是以價格來衡量，躲在價格背後那些看不見的外部成本，將讓全體社會於日後付出更龐大的代價。
我們在咖啡店喝到一杯好咖啡，通常會稱讚吧臺臺手的技術好，在餐廳吃到一盤好菜，也會稱讚廚師的手藝好，鮮少人會說農民種的好。如果農民的勞動價值不被肯定，農產品的交易價格肯定好不起來。農產品集中交易市場依據供給需求量來判斷交易的價格（如：咖啡期貨市場），但市場中的供給需求量，是看不見商品背後生產者的勞動成本與種植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損耗成本。當農產品的價格不是農民能夠決定而且沒有實現合理的成本，農民唯一能夠增加收入的方式就只有增加產量；而擴大耕地面積、或是多下點農藥及化學肥料，就是一般農民要增加產量的最普遍耕作方式。儘管沒有消費者會希望農民是砍伐雨林或過量使用農藥來耕作，可是我們當前的商業體系最終卻會把農民推向剝削土地或剝削自己的方向走。
本書作者拉吉．帕特爾（Raj Patel）在其成名作《糧食戰爭》中舉了一個案例，市售二十七種即時麥片，有二十六種含糖量過高。也就是說，當那些包裝上寫著幫助腦部發育、促進骨骼強壯等等功效都是次要的，商品的真正目的是讓我們的小孩吃了會上癮。Discovery有發行一部紀錄片《巧克力大戰》，內容提到全世界八○％的巧克力盡歸兩間公司所有（Mars和Hershey’s），市面上許多巧克力品牌，其實大部分都是他們的子公司。巧克力的原料是可可豆，而全世界六○％的可可豆來自於迦納，可是採集與運送可可豆卻大量使用身手矯健的童工。所以，我們很難在市場上買到沒有童工參與的巧克力。
在這看起來自由的市場中，消費者看似擁有充分的選擇權，有人偏好價格、有人偏好品牌、有人選擇包裝……其實，我們都只是在商人設計好的選項裡面做選擇而已。特別是廣大的一般性商品中，我們有限的自由能夠展現消費者權力的機會只是在比價與殺價的過程，如果消費者與商品的關係只是展現在價格上，那我們會整天不斷地被《全民估價王」》的遊戲所愚弄。我們迎接整個城市都是咖啡館的同時，每天也有二十個足球場大面積的雨林因為咖啡不見了，而且未來我們會在愈來愈熱的城市裡面喝咖啡。
駭掉私有才是真自由
如何掙脫這種有可能把人類玩殘的價格遊戲？作者延續前一本書《糧食戰爭》的立場，消費者必須要更積極介入這些遊戲背後的權力關係，改變不合理的商業市場與公權力之間千絲萬縷的勾結。
作者引述博蘭尼（Karl Polanyi）在《鉅變》一書的觀點，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發展的因素，就是它把土地與勞動力給商品化了，當金錢成為衡量價值的依據時，資本家與國家在累積金錢的共同目標下，把人從耕地上趕到工廠做工，把土地變成私人資產來謀取財富。金融危機發生後，那些口口聲聲要捍衛自由的銀行或企業，卻依賴政府與納稅人的資產來紓困。所以，經濟從來不是獨自且自由地發展，而是靠不斷扭曲社會關係來累積財富，現在甚至連水、二氧化碳都可以被量化計價。那些關乎公共資產移轉成私有財產的過程，那些靠傷害公共資產來累積私人財富的過程，是必須要靠人民更積極的介入來扭轉，我們必須要重新審視現在的民主形式。
我們時常聽到一些冠以「自由」的名詞，例如：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自由市場、自由經濟。這些冠以自由的名詞都是以自利為假設，私有財產為基礎所設想的社會型態。這些名詞只要加上自由兩字，就好像天經地義、理所當然變成一個普世價值，好像每個人在這個市場中都擁有權利、機會與自由追逐自己的最大利益。作者以哈定於一九六八年提出「共有財的悲劇」為例說明，過分強調私有財產的觀念是導致共有財被破壞殆盡的因素，我們的海洋資源、森林資源、水資源就是如此被耗盡。
難道人類文明就一定要建立在這種自我毀滅遊戲上？還是我們有其他的選擇？
本書提到幾個不是奠基在私有財產為基礎的機制，還是可以創造出一個持續進步且滿足公眾利益的偉大社群，例如：南非的棚戶居民組織、巴西阿雷格港的參與式預算、自由軟體運動、維基百科、創用CC運動等等，可見私有制不見得是人類文明邁向進步的必要條件。開放參與、鼓勵分享都是那些社群的基本運作方式。享用不一定需要擁有，如此才能永遠享用上天賦予的公共資產、人類數千年累積的無窮智慧。
奪回人民的權力
在這商品化的世界裡，我們太習慣把每樣東西都標上價格，私有資產貼上價格後就是財富積累的成果，就算水、空氣等公共財也可以當作未來的財富。這種標價而後交換的規則，發展出炫目的價格遊戲，滿足了我們自以為擁有的掌控權；其實價格的背後潛藏著太多看不到的價值正在流失，遊戲的背後也隱藏著早已設計好的劇本。我們以為冠以自由為名的遊戲是公平的，其實它從來都是以權力做為基礎的金錢遊戲，有錢的人可以跟有權的人一起點石成金，把公共財變到自己的口袋。
自由，不是為少數人累積個人財富，而後推卸社會責任的藉口。
民主，不是為少數人掌握個人權力，而後拒絕人民參與的遊戲。
民主與自由，那些少數人時常掛在嘴上的，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奪回屬於人民的權力！
徐文彥╱公平貿易倡議者、生態綠創辦人
農業的另一種價值
農產品的價格應該來自於：農民、中盤商、消費者、環境的決定，任何單一方面的取決，都會為其他三者帶來嚴重的傷害。
應該要有一個「合理」的價格，不要再像咖啡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十年來咖啡產地生豆的價格下跌了九成，但是末端的價格卻上漲了一倍。問自己一個問題，那中間的價差去了哪？而咖啡農的人權是否受到重視與保障，請大家看一下「血咖啡」、「圖佛之死」就會明瞭的。
價格對我來說，有一個最鮮明的時候。二○○五年的某一天下午，看著報紙，吃著火龍果，身旁收著一碗泡麵，而報紙上的一則新聞吸引了我的目光：印度北部爆發嚴重的日本腦炎，許多孩童因得不到藥物治療而失去了生命，令我震撼的新聞附圖，是一位父親抱著他的小孩，站在醫院門口，圖說注明這位父親付不起預防日本腦炎的疫苗，價格是一美元，在孩子感染日本腦炎之後，無助地站在醫院門口，等待著他的孩子，在他懷中死去。
合理的價格來自於各方有一個平等的對價關係，現今很多人在討論「公平貿易」，對我來說，什麼叫公平貿易？其實很簡單，就是農友種植的作物，在出售之後：一、可以養得活家人，二、小孩子可以上學受教育，三、生病了可以看醫生。這是一個基本的要求，但是社會有給予到這一點嗎？請大家記得一件事，世上最嚴重的疾病和奪走最多人生命的疾病是「飢荒」。每五秒鐘就有一個不滿五歲的小孩，因「餓」而失去生命。在二○○八年世界糧食危機發生的同時，中南美洲的國家，還源源不絕地輸出經濟作物「花卉與咖啡」，就為了滿足先進國家對於「低價」的需求。那是何等的殘忍！
農業的價值在現在被社會大眾所低估！以稻田的種植為例，收成對農民是實質的收入，但是在種植的過程裡，農民在稻田裡放水，連帶的好處是：一、田裡的水會下滲，所以具有補充地下水的功能。二、水會蒸發，過程中會帶走熱量，進而會調整地區的微型氣候。白話來說，就是大家會覺得住在田邊比城市要來得「氣候怡人」。據研究報告指出，一甲的水田，夏天等於六百臺的家用冷氣，一年可以省下約二萬度的電。三、由於氣候愈來愈不穩定，聖嬰或是恩索現象造成「一次性大雨或豪雨」出現的機會與頻率增加。就水田或是耕地來說，每一區的間隔都有田埂，形成獨立的區塊，就某種程度上，有「滯洪」的功能。四、有水就有生物，農友使用正確的種植方式，會為「生物多樣性」帶來可能。
除此之外，農業的價值還包括：五、來自於糧食安全的考量，一個國家沒有穩定的糧食供應，就容易發生動盪。所謂「飢寒起盜心」，從古至今，政權的變革最大的因素來自於「農民起義」。六、鄉村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社會中，成為社會安定的來源，一旦經濟走向疲弱時，「農村會成為城市失業的海綿」，適時吸納許多暫時失去工作的人，有一個回歸的地方。如書中提到的，巴基斯坦有句諺語：「當你走投無路，大海總有生路。」簡單來說，農業的結構，在沒有金錢交易時，人還是可以依靠土地與農村社群結構而存活下來！七、來自於景觀，大家要記得農村景觀不是天生的，而是源自於農民的維護。在歐盟的話，在WTO的架構下，會使用「綠色補助」來感謝農民對於景觀的維護。而我的記憶有跡可尋，也要謝謝農民的維護。如果我們失去了農村，那黃土水先生的水牛、賴和先生的詩、鍾理和先生描述的農村景象……我們的下一代誰會懂？這豈是價格可以衡量的！
楊儒門∕248農學市集發起人
人類不能「市場說了算」！
一九九九年，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為《一九八四》出版五十周年舉辦了一場重要的論文發表討論會，那次會議真是當代各學科重量級學者華集，好一場學術盛會，各家所學的論文二○○○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
在那次會上，賓夕凡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金融教授赫曼（Edward S. Herman），從語言及意識形態支配的角度著眼，他指出在歐威爾寫作那個時刻，政治支配當道，因而遂有了小說裡的「雙重言說」（Double speaking），那是一種藉著控制媒體的灌輸而造成的結果。赫曼教授認為這是「新聞說了算」（Newspeak）的時代，但到了後來，這種「新聞說了算」卻讓位給了「市場說了算」（Marketspeak），藉著控制市場而主宰價值和選擇，已成了意識形態操縱的最大手段。研究經濟、商學及管理的都知道賓大華頓商學院長期皆為美國商學院排名第一，而赫曼教授專研金融及公司權力，更對政治及思想控制成一家之言。他與反抗大師杭士基（Noam Chomsky）曾合著《製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已成研究思想宰制的經典之作。他在那次會議裡所提出的「市場說了算」這個概念，在二○○八年次貸風暴和金融海嘯後，已愈來愈得到人們的共感。因為一九三○年代之後的這次危機已使得人們警惕到，這次危機絕非意外，而是整個體制的積弊所致，而其源頭則是當代經濟思維與實踐已走到一條奇怪的單向道，富人及公司假借自由市場之名而綁架國家，遂行其「利潤歸私，成本歸公」的圖謀，於是實質上是「不自由」的所謂「自由市場」遂成了二十世紀後半段起最大的「政治正確」。這也是「重新思考經濟學」的主張日益茁壯的原因。人們已察覺到一種倒果為因的「市場製造意見」（Markets make opinions），「意見製造經濟學」（Opinions make economics）早已形成，當原本應該經世濟時、增加人類福祉的學科，已墮落為替私利背書，為少數人所製造出來的社會災害及生態災難做合理化的工具，人們又豈能不對經濟的整個思維邏輯與其實踐痛切反省呢？這也是最近一年多來，歐美許多經濟及商學院會開始反省並強調批判反思的原因！到了這時，赫曼教授所謂的「市場說了算」的警告，甚或最早的前代經濟思想家高伯瑞（J. K. Galbraith）認為當代經濟思維裡充滿了「看起來無辜的詐騙」，他們這些說法裡的先見之明才被人體會。
目前整個經濟學領域，誠可謂「反省當道」。各家批判之聲崛起茁壯。在新興批判人物裡，拉吉．帕特爾（Raj Patel）可說有著相當的代表性，他出身牛津大學，讀哲學、政治與經濟，而後進倫敦經濟學院，最後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獲得發展社會學博士學位。他先後在世銀、世界貿易組織工作，也參加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在地人民運動，這種理論與實務兼具，又有第一線抗爭的經驗，遂使他稍早前寫出相當受人重視的《糧食戰爭》一書，將當今世界整個糧食發展如何被塑造，它的被扭曲以及不公義做了揭發與探討；而他接著所寫的現在這本書，除了延續《糧食戰爭》的主軸外，更企圖將他的論點拉高到經濟哲學和當代理論經濟學的某些方向，這也使得本書有了更多知識思辨的空間。
在這本《價格戰爭》新書裡，拉吉．帕特爾一開始就由引發當前危機的金融衍生性商品切入。今天我們已普遍知道，在金融衍生性商品形成之初，此案曾在美國參院被討論質疑，當時的聯準會理事主席葛林斯潘曾前往作證，他當時即明言「市場有效論」，將自動掌控它可能產生的風險，而不必由聯邦政府介入調控監督。政府的徹底放任，業者的無限貪婪，信評公司的協同詐欺，以及接下來各大投資銀行和投顧公司廣泛聘用數學系所碩士畢業生擔任所謂的「量化設計師」（Quarts），設計出複雜無比，縱使專案人員也不懂的投資商品，於是龐鉅無比的集體詐欺結構遂告形成，這乃是當今危機的主因。從全球金融海嘯迄今，八大工業國多次高峰會，好幾位歐洲大國元首都明言這是必須國際究辦的詐欺案，因而提案要求調查，但我們也知道這個詐欺案若被確定，必會引發天文數字的求償訴訟與究責，將成為美國政府不可能承擔之重，於是所有這方面的提案皆陸續遭到封鎖，以至於演變成後來所謂的「放火的擔任救火員」這種新的爭論，以及全球靠著「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印鈔票，用國家預算的無限增加企圖吸收那些私人公司所製造出的危機，這也就是所謂的「利潤歸私，成本則歸社會與國家」的道理。目前全球的各國債務危機日增，其因果歷歷，人們都已耳熟能詳，無庸再多做表述。
而《價格戰爭》此書，即由這點出發，而論及整個「市場」的知識缺陷及制度性集體詐欺，帕特爾由衍生性金融商品而論及葛林斯潘，再由葛林斯潘而回溯到主張極端放任的教母安蘭德（Ann Rand），而後再將重心轉到九二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acker）。由於我曾對安蘭德以及蓋瑞．貝克的中文版譯著都寫過長篇討論，對他（她）們並非不熟悉，安蘭德徹底非法化了國家的調控角色，也徹底美化了公司富人這種保守主義所謂的「私人」，這乃是一切問題的終極原因。至於貝克，當今另一主要經濟學家巴洛（Robert J. Barro）在《沒有什麼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新千禧年的經濟理念》文集裡即已指出，貝克乃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因為他將經濟的「效用」理念無限放大，企圖把「市場」觀念用到解釋幾乎一切人類行動上，包括移民、監獄吸毒、女性問題上，這是種方法學上的帝國主義，產生了許多言之成理，其實卻極荒誕的觀點。
接續上述的有關理論上的探討，帕特爾進一步深入到當今的世界經濟現象上，一切的貧富不均、現代奴隸、對自然的剝削，將來可能的資源危機和糧食危機等，都有了更清楚的思考架構。而可能最值得注意的，乃是帕特爾雖然不排除某些人所強調的，「將國家職能重新找回帶進來」（Bring the states back in），但做為一個經濟民主及環境問題的運動者，帕特爾其實更關心糧食主權、土地權利等新型人民運動，也只有更加注重公共福祉和公共擁有，人類或許才有可能為當今問題找到更好的另類選擇！本書的後面兩部分，乃是我們並不熟悉的新概念和新做法，也是本書最值得省思的部分。而他所想的許多問題，我認為因臺灣最近所出現的土地及生態抗爭，我們對許多問題似乎也該重新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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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缺陷
如果上帝是藉由戰爭讓美國民眾認識世界地理，那麼經濟衰退就是祂為芸芸眾生上了一堂經濟學入門課。
全球金融體系的大崩壞昭告世人：這個由一群數學天才在大資本家支持之下打造的體系，看似一部能夠帶動無止境繁榮的火車頭，其實卻只是一輛由交易、交換與對賭拼裝成的小丑車，最終命運是四分五裂、七零八落。這場經濟衰退的起因並不是經濟學知識的匱乏，而是特定經濟學知識的氾濫成災，資本主義精神的過度發揮。自由市場的五光十色遮蔽了我們的視野，使我們無法以其他方式來看待這個世界。一百多年前英國作家王爾德一語道破：「今日世人知道每一件事物的價格，卻無法瞭解任何事物的價值。」價格是一個靠不住的嚮導：二○○八年不但金融海嘯撲天蓋地，也爆發了糧食與原油價格危機。儘管如此，我們至今似乎仍然只能透過「市場」這道扭曲的三稜鏡，來觀照整個世界或衡量其價值。
一件事非常清楚：當初導致我們陷入困境的思維觀念，如今不可能解救我們擺脫困境。或許差堪告慰的是，幾個過去備受推崇的人物，已經被迫開始省思自己的錯誤觀念。其中最難堪的案例可能就是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在美國聯邦眾議院監督暨政府改革委員會一場座無虛席的聽證會上，葛林斯潘自白他的世界觀如何畫下錯誤句點。
葛林斯潘曾擔任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主席將近二十年，被公認為當代世界經濟的「立法者」之一。葛林斯潘也是自由市場陣營的旗手，曾拜在思想家蘭德（Ayn Rand）門下。蘭德過世於一九八二年，儘管她在美國之外的地區默默無聞，然而影響力始終居高不下。她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出版於一九五七年，最近又登上暢銷書排行榜，書中將企業大亨塑造成英雄，描述他們如何對抗官員和工會人士的迫害壓制。蘭德認為利他主義（altruism）猶如一種「道德上的同類相食」，因此全力倡導極端的自由市場放任主義，稱之為「客觀主義」（Objectivism）。葛林斯潘就是受到這種天花亂墜的思想吸引，成為蘭德學派的一員，還因為有趣的舉止和衣著風格，被取了一個綽號「葬儀社老闆」（The Undertaker）。後來葛林斯潘從事公職，感覺就像反戰嬉皮加入陸戰隊，他早年的朋友一直無法原諒他的墮落。儘管如此，葛林斯潘大體上還是秉持蘭德的思想，深信個人主義能夠造就最理想的世界，任何形式的限制都會導致災難。
二○○八年將近尾聲，美國國會傳喚葛林斯潘出席一場探討金融危機的聽證會。他的聯準會主席任期如此漫長、聲望如此崇高，國會想知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葛林斯潘開始唸證詞的時候，整個人看起來沒精打彩，皮膚鬆垂，彷彿原本讓他容光煥發的活力已經消失殆盡。不過葛林斯潘還是大言不慚，第一回合，他將重點放在自己依據的資訊：只要輸入適當的資訊，他的經濟模式還是可以運作，做出更準確的預測。葛林斯潘如是說：
衍生性金融商品（derivatives）市場的發展基礎是一套價格模式，提出它的學者曾經獲得諾貝爾獎肯定（譯註：指一九九七年獲獎的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與默頓［Robert Merton］）。這個現代風險管理典範數十年來一直居於主流地位，然而去年夏天，整個理論體系土崩瓦解，原因在於輸入風險管理模式的資料，基本上只涵蓋過去二十年的經濟繁榮時期。如果這套模式能夠……更適切地考量歷史上的經濟困頓時期，那麼它對資本額的要求會提高許多，今日金融業的情況也會改善許多；這是我的看法。
葛林斯潘的說法等於是「垃圾進、垃圾出」：模式本身並沒有問題，但是對風險與資料有錯誤的認知，只局限於經濟繁榮時期，最後導致錯誤的結果。葛林斯潘在委員會的死對頭魏克斯曼（Henry Waxman）眾議員不肯罷休，迫使他做出更深刻的結論。兩人之間有一段精采的對話：
魏克斯曼：「我要問你的問題是，你有一種意識型態，自由與競爭是你的信仰。你自己在證詞中也這麼說：『我有一種意識型態。我認為自由、競爭的市場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不二法門。我們曾經嘗試進行監督管制，然而結果乏善可陳。』這是你自己的話。對於引發次級房貸風暴的浮濫借貸，當年你擁有權力可以防患未然，許多人也曾建議你這麼做。然而時至今日，整個經濟要為你的無所作為付出代價。你是否認為，當時你的意識型態導致你做出如今悔不當初的決定？」
葛林斯潘：「嗯，我們應該先釐清意識型態的本質。它是一種觀念架構，讓人們藉以面對現實世界。每個人都有一套意識型態，閣下也不例外。人只要活著就需要意識型態，因此真正的問題在於意識型態是否正確。現在我想表達的是，的確，我發現自己的意識型態有缺陷，雖然還不確定它的嚴重程度，是否根深柢固，但這樣的事實令我非常困擾。」
魏克斯曼：「你發現一個缺陷？」
葛林斯潘：「可以這麼說，我認為世界的運作必須倚賴一個非常重要的架構模式，後來卻發現這個模式有缺陷。」
魏克斯曼：「換句話說，你發現你的世界觀，你的意識型態，其實並不正確，無法運作。」
葛林斯潘：「的確如此，這也是令我大感震驚的原因；過去四十年甚至更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有相當充分的證據顯示，這個模式的運作非常順暢，可圈可點。」
老實說，葛林斯潘的缺陷並不是資料有瑕疵的小問題，也不是塔雷伯（Nassim Taleb）等作家討論的「黑天鵝」問題：無法解釋某些可能性非常低、但是一旦發生就會後果不可收拾的事件。葛林斯潘的缺陷涉及更基礎的層面，扭曲了他關於世界組織方式、市場社會生態的觀點。而且葛林斯潘並不是獨行俠，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的首席經濟顧問桑默斯（Larry Summers）也必須面對類似的錯誤：他關於市場在本質上能夠自我穩定的觀念已經「遭遇致命打擊」。美國前任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的財政部長鮑爾森（Hank Paulson）也有類似的反應，對自己的錯誤表示無可奈何。連ＣＮＢＣ電視台《瘋錢》（Mad Money）節目主持人克瑞莫（Jim Cramer）都以認輸的口氣說：「對於今天的經濟情勢，只有馬克思（Karl Marx）未卜先知。」用市場的術語來說，這些自由市場的標竿人物一個接一個恍然大悟，自己的觀念必須「修正」。
世人對葛林斯潘認錯的已經耳熟能詳。打開財經媒體的讀者投書版，觸目所及盡是和葛林斯潘如出一轍的專家分析，大談風險的價格如何被錯估（的確錯得離譜），監管措施的欠缺如何導致金融體系恐慌（的確是一片恐慌），誘因架構如何鼓勵交易者將財務風險轉嫁到遙遠的未來（他們的確是這麼做），自由市場的信徒如何廢除原本有助於改善今日局勢的防範措施（他們也的確這麼做了）。然而這類反應背後隱含的思維都是「如果我們做好規劃，問題就能迎刃而解」。我不確定人們是否能夠真正理解葛林斯潘認錯的意義。人們無法承受這樣的震撼：政府與經濟體系的基本政策已經誤入歧途，而且至今找不到別的出路。
打個比方，這種情形就像有天早晨你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蟑螂。這是卡夫卡（Franz Kafka）中篇小說《蛻變》（The Metamorphosis）的基本情節。小說開場描述一整晚噩夢連連的年輕推銷員薩姆沙（Gregor Samsa），早晨醒來時發現自己變成一隻巨大的蟲。薩姆沙的反應發人深省，可以促使我們坦然面對自身的真面目。由人變蟲之後，薩姆沙做了哪些舉動？他並沒有尖叫著逃出房間，或者思索這一切是如何發生，這樣的蛻變有什麼意義，明天自己還會變成什麼模樣。一言以蔽之，薩姆沙的反應是：「我慘了！我的工作怎麼辦？」
面對當前這場經濟危機，我們的反應正是如此。
雖然你我並沒有一覺醒來變成蟲，但的確發現這個世界已經翻天覆地。過去大家都認為對我們有利的事物，如今原形畢露。葛林斯潘的「缺陷」意義深遠，要想透徹理解，就必須全面檢討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不僅要以新的方式來設定對社會和經濟的期望，涵蓋更豐富的人性要素；而且我們還需要另一套意識型態，來主導商品與服務的交易過程。
在葛林斯潘的世界，價格對意識型態的影響既深且廣。價格提供一種角度，讓我們掌握這個小小星球上的集體需求與資源。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經濟學思想正是如此，價格猶如一種卷鬚（tendril），讓需求和需要得以互通聲息。科幻小說與電影迷其實已經很熟悉這樣的場景，《駭客任務》（The Matrix）中得到解放的人類（以及追殺他們的電腦程式）能夠看出世界的原始面貌：由無數符號與訊號組成的「數位雨」。這既是科幻情節，也是經濟宰制的事實。螢幕上川流不息的資料，是全球金融交易鉅子的關注焦點，他們的目光在螢幕之間穿梭，試圖參透玄機、獲取利潤。《駭客任務》中的螢幕訊息是真實世界的模擬，但與其說是傳播事實，不如說是隱瞞藏匿。當代商業活動的問題在於，這種不可靠的數位訊息運作，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舞台道具。
我們以歐洲汽車業鉅子福斯集團（Volkswagen）為例。二○○八年十月，福斯一部車都不必賣，就登上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寶座。當時的經濟情勢仍然一洩千里，股市投資人對福斯的前景也並不看好。他們盯著螢幕上的資料，認定福斯和汽車業其他難兄難弟一樣，日子只會愈來愈難過。想像你是一個股市投資人，雖然深信福斯的股價將一路走跌，但你還是可以靠它賺錢，方法就是先賣掉持股，等到股價下挫之後再買回。如果你手中沒有福斯的股票，不妨求助持有這檔股票的人，例如法人投資者。你以一定價格向他們借股票來操作，並承諾很快就會償還。法人投資者樂意配合，因為出借股票可以賺錢，而且保有股票的所有權。你也樂此不疲，因為你可以先賣股票，等股價下跌再買回，償還出借的法人之後仍然有利可圖，支付摩納哥遊艇的分期付款綽綽有餘。這種買賣手法就叫做「放空」（shorting）。
問題來了，福斯的對手保時捷（Porsche）當時正在暗中收購福斯的股票，企圖掌握七五％的股權。保時捷的大舉買進行動曝光之後，大家很快就發現市場上的福斯股票奇貨可居，幾乎快被保時捷一掃而空，於是福斯的股價不跌反漲。放空投資人賣出的福斯股票都由保時捷收購，等到保時捷表明入主福斯的意圖，放空投資人開始驚慌，引發所謂的「軋空」（short squeeze），也就是投資人發現操作方向錯誤，試圖以買進股票來彌補損失。他們原本預期福斯的股價會和其他同業一樣，受到經濟衰退拖累而下跌，後來卻發現儘管福斯在汽車市場表現欠佳，在股市卻一路長紅，空頭炒手為了彌補損失，只能爭先恐後買進。
各方大買特買，福斯的股價一發不可收拾，躍升為德國法蘭克福指數DAX 30成分股之中市值最高的公司。然後這樁消息又引發一波搶進潮，但主角不是投機的股市炒手，而是與他們遙遙相對、平日作風保守的法人投資者。以退休基金為例，它們的投資著眼於長期收益，寧可慢工出細活累積財富，不願冒太大風險。它們保持投資組合均衡的方法之一，就是非藍籌股（blue chip）不買。屬於藍籌股的公司最能夠承受股市無可避免的劇烈震盪，它們的市值在公開市場名列前茅，被各種指數納為成分股。當福斯被列入法蘭克福指數成分股，法人投資者也自動自發，下海尋寶，價錢再高都買得下手。結果如何？短短一個星期之內，福斯從一股兩百歐元狂飆到一千歐元，等於市值膨脹到三千億歐元（三千八百六十億美元），一時間竟超越市值「只有」三千四百三十億美元的艾克森美孚（Exxon-Mobil）。福斯不費吹灰之力，榮登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寶座。
後來法蘭克福指數修改規則，福斯股價塵埃落定，二○○九年時反而將保時捷併吞。人們很容易從幾個觀點來詮釋這個故事：法人投資者偷雞不著蝕把米、市場規模的相關資訊不夠完整、短期與長期投資的遊戲規則糾纏不清。然而如果我們更加深入檢視，就會發現故事背後有一個觀念架構，而且是每一個樓起樓塌、盛極而衰的故事共有的架構。人們對於經濟泡沫化的理解帶有一個前提：當泡泡破滅，一切都會回歸常態，讓價格更準確地反映價值。從一七二○年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到二○○八年的房地產市場崩盤，每一個景氣泡沫化的故事都如出一轍。人們普遍認為，劫後餘生的世界經濟終將再度踏上正軌。然而這種共同觀念的基礎，都是把泡沫化視為例外情況，違背市場衡量價值的標準（與成功）程序。然而如果就像葛林斯潘所云，這種市場程序是有缺陷的，那麼我們對於墜落之後平安著陸的信心就成了幻想，因為我們腳下根本沒有堅實的陸地。
價格並不等於價值，經濟學家一直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它與利潤決定價格的概念密不可分。價格與價值的落差讓我們坐立不安。價格的不確定性正是萬事達卡（MasterCard）系列廣告趣味的來源，大家一定耳熟能詳：「果嶺費：二四○美元；課程：五○美元；球桿：一一○美元；樂趣：無價。」然而更深層的笑話卻是：我們完全無法從事物的價格來衡量它的價值。這種不安的直覺已經轉化為一種娛樂。今天如果有個外星人光臨地球，一件事情會讓他百思莫解：一個利用事物價值錯亂大做文章的電視節目《全民估價王》（The Price Is Right），居然會風靡地球上數十個國家。參加節目的觀眾面對各式各樣的消費性耐久財，一件一件猜測它們的零售價。最重要的一點是，輸贏的關鍵不在於能否猜對商品的效用或成本，而在於能否覺察廠商認為你願意支付的價格。
在基金管理這個行業，價值與價格的系統性錯亂能夠帶來可觀的財富。基金經理人的薪酬決定於他們能否干冒風險，賺取高於市場期望的收益，也就是他們為客戶帶來的「超額收益」（alpha）。假設我幫客戶賭擲銅板，賠率是二比一，我押注人頭，因此我每擲出一次人頭就可以贏兩塊錢。長時間來看，因為人頭出現的機率大約是一半，所以我的每一塊錢賭注可以贏一塊錢。然而如果我能夠為客戶贏到一塊五毛錢，那就太神奇了，而且這筆神奇的收益會透過獎金與加薪，轉化為我的個人收入。然而要變出這種神奇戲法談何容易，就基金管理而言，能夠創造附加價值的方法屈指可數：買進原先受到低估、後來大放異彩的股票；投資足以改變市場遊戲規則的創新產品或服務；創造出新的資產，吸引法人投資者下注。換句話說，超額收益應該是難能可貴，事實也的確如此。但是在薰心利欲的驅使之下，許多人創造出虛假的超額收益，他們設下的賭局看似可以長期帶來漂亮收益，其實潛藏可能造成巨大損失的小型風險。而且如果將這筆損失計算進去，所謂的超額收益就會煙消雲散，因此基金經理人會刻意忽略風險，以免影響滾滾而來的獎金。金融業鉅子彼此稱兄道弟，主宰經濟體系，利用監管法規薄弱之便大發利市，賺進以十億美元為單位的身價。他們利用一套名為「依模型計價」（mark to model）的會計手法，今天的收入來自根據他們預測、明天才會發生的結果。他們的做法總是可以自圓其說，一言以蔽之：市場萬能（markets know best）。
市場萬能是一個比較新近的觀念，拜意識型態的大力宣揚與政治的大力操作之賜，成為各國政府的傳統信條。一九六○年代的「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已經將市場萬能觀念發揮得淋漓盡致，假說提出者法瑪（Eugene Fama）當時還是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博士班研究生。就意識型態的基礎而言，效率市場假說是金融業的強心針，我們不妨把它視為另一個版本的《阿特拉斯聳聳肩》，只是多加了幾條經濟學的方程式。
效率市場假說認為，金融資產的價格反映了市場對於現況和前景的所有訊息。但所謂的「價格」反映的並不是資產未來的表現，而是現在市場對於資產未來表現的預測。價格總是帶有賭注成分，我們也知道市場的預測能力非常短視，然而效率市場假說解釋了為什麼經濟學家會覺得一個笑話好笑：
問題：更換一個燈泡需要幾個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
答案：一個都不需要。因為如果燈泡必須更換，市場早就換好了。
效率市場假說的問題在於它站不住腳。如果它能夠成立，那麼我們根本沒有必要花經費進行研究，因為市場已經以某種神奇的方式先馳得點。格羅斯曼（Sanford Grossman）與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兩位經濟學家在一九八○年就已指出這一點，數百項後續研究也顯示效率市場假說如何悖離現實，其中幾篇最重要的論文正是出自法瑪本人。市場可能會以非理性的方式運作，投資人可能會盲目追逐某一檔股票，以完全與股票本身無關的方式推升股價。
儘管眾多經濟學證據顯示效率市場假說是一個假象，然而相關概念仍然大受各國政府歡迎。除了葛林斯潘之外，還有許多人也發現這個假說雖然虛假，但是很好利用。市場人士促使管制機構弄假成真，依循效率市場假說行事，好讓他們進行天文數字的豪賭。一時間，錢潮果然風生水起。一九九○年代中期，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每月發行一份名為《消費指南》（How to Spend It）的增刊，幫荷包爆滿的讀者減輕負擔。過去十年經濟景氣的魔力，也讓中產階級受惠。房屋從單純的住所演變成金融資產、金融磨坊的糧草，於是將中產階級吸入經濟泡沫。不過和金融業者相比，一般的房屋擁有者是小巫見大巫：政府承諾會幫金融業者收拾爛攤子，因此對它們的豪賭推波助瀾。而且政府信守承諾，當業者的賭局拖垮整個體系，它們先前贏取的賭資仍然分文不減。換言之，利潤私有化，風險社會化。金融家的大發利市讓全世界付出高昂的代價，但是二○○九年頂尖對沖基金（hedge fund）經理人的獲利，卻創下史上第三高紀錄：索羅斯（George Soros）就形容自己「在這場危機中過得非常愜意」，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的員工也笑納公司創業一百四十年來最優渥的獎金。
這種情形告訴我們，「自由市場」的說法主張其實是一種偽裝，掩飾了許多根本與市場不相干的行為。高盛的員工之所以進帳豐厚，是因為公司祭出許多非關市場的伎倆。《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記者泰比（Matt Taibbi）以他慣有的熱切筆調揭露，高盛已經「買下」美國政府。歐巴馬政府的財經團隊與金融業水乳交融，讓華爾街備感欣慰。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二○○八年擔任紐約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董事長期間，曾經為摩根大通銀行（JPMorgan Chase）安排歷史性的二百九十億美元貸款，協助它併吞瀕臨破產的投資銀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歐巴馬的首席經濟顧問桑默斯曾在華爾街大型對沖基金蕭氏公司（D. E. Shaw & Co.）任職，每星期只需上班一天，兩年下來至少進帳五百二十萬美元。蓋特納和桑默斯在歐巴馬政府的新職，使兩人成為美國經濟叢林中的泰山，而華爾街也的確有理由樂觀其成。高盛曾經大手筆投資美國國際集團（AIG），然而這家創業九十年的保險業鉅子，二○○八年差一點被自家的金融產品部門拖垮，所幸美國政府及時伸出援手，讓高盛投資的一百三十億美元完璧歸趙。相較之下，克萊斯勒汽車（Chrysler）公司的投資人只能拿回二九％的本錢。
華爾街與美國政府的合作天衣無縫，任何一個關心民主政治的人都應該擔憂。至少我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可以懷疑，當初造成這場金融危機的體制，恐怕無法收拾殘局。塔雷伯指出其中的荒謬性：「一個校車司機如果矇著眼駕駛並且撞毀車子，就不能再給他一輛新校車。」不過問題來了，我們的經濟並沒有真正受到民主機制監控，政治更是如此，因此校車司機永遠來自同一家駕訓班。
儘管華爾街繼續挾持政府，不過有個消聲匿跡近一個世代的字眼，近來再度從政治人物的嘴巴冒出來：監管（regulation）。的確，高盛等業者在金融崩盤中大發國難財，但是政治人物也警覺到，市場已經有如脫韁野馬。克萊恩（Naomi Klein）的《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一針見血，揭示災難如何化身為極度自由市場政策的溫床，書中的分析頭頭是道，解釋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今日，從加州、華爾街到倫敦西堤區（City of London）的金融掠奪是如何進行。不過現在公眾與部分政治人物已經形成共識，當前的經濟危機代表自由市場的思維已經失敗，而不是必須更加發揚光大。在民意與民怨的壓力之下，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似乎已準備就緒，開始討論如何對市場祭出監管與限制。問題在於他們做得到嗎？而且就算做到了，新出爐的監管機制到底對誰有利？
自由市場從誕生伊始就曾引發不滿，然而今日的情勢仍屬歷來罕見：社會各階層同仇敵愾，廣大群眾認定自由市場政策是災難的罪魁禍首，因此要求變革。美國的「新政」（New Deal）與二戰之後歐洲的福利國家，都有一部分肇因於各種社會力量結合起來，要求對市場設定新的限制，並且重新安排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今日危機情勢與以往不同之處在於，它在全球各地野火燎原，而且時機就在人類設法避免全球氣候災難的關鍵時刻。氣候與金融這兩場危機的廣度與深度，正反映了自由市場文化在人類社會的根深柢固。為了瞭解這個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影響，我們必須先掌握它的根源，探究今日市場為什麼會變成這種型態。
東西的故事
小時候每逢週末假日，我就會到家裡開的便利商店幫忙。我特別喜歡到儲藏室搬東西補貨，因為可以在紙箱和貨架排成的迷宮中找尋糖果點心，然後用標價槍給它們貼上標價。標價槍是塑膠材質，大小和各位眼前這本書差不多，只要一扣扳機，它就會頓一下，吐出一張小小的標籤，上面的數字由槍上的轉盤決定。這把槍讓我玩得好不開心，就像個少年資本家揮舞著一把格洛克（Glock）手槍，隨心所欲標定價格；而且我經常惡作劇，在瑪氏（Mars）巧克力棒貼上九九九．九九英鎊的標價。不過最好玩的還是另一種遊戲：我把價錢訂為○．○一辨士，拿槍追我弟弟，要幫他貼標價。
對於年僅十歲的我，這種遊戲的好玩之處和「喬伊為了足球賽門票，連自己的媽媽都可以賣」這類話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許喬伊真的很想看球賽，而媽媽也是他生命中最珍貴的人，但是他不可能拿兩者來交易。我弟弟的價值也不只○．○一辨士，但我可以為他貼上這個價碼、拿他來交易，這個想法成就了我的遊戲。萬事萬物都可以標定價碼，這樣的想法讓政治與企業菁英愛不釋手，也導致公眾陷入悲劇境遇。
一九二○年，兩名德國教授賓丁（Karl Binding）與霍赫（Alfred Hoche）出版了一本專著《不值得活的生命應予摧毀》（Permission for the Destruction of Life Unworthy of Life），引發極大爭議。他們主張殺害「無藥可治的白癡、腦袋空空的行屍走肉、浪費糧食的廢物」；卸下這些沉重的包袱，國家才能夠蒸蒸日上。賓丁與霍赫振振有辭，詳細計算照顧這些人的成本，結論是他們會耗費「龐大的成本，包括食物、衣服與能源，等於是將國家的一部分生產力浪費在完全不具生產力的用途上。」兩名學者的計算完全正確，結論卻令人作嘔。
對於這套說法最直接的反駁就是，為人類生命標定價格的做法駭人聽聞。然而對政府與企業而言，這卻是家常便飯。英國政府和美國的醫療業在計算醫療成本時，都會斤斤計較一項治療能夠延長多少年的生命。這是因為醫療資源有限，政府與業者希望盡可能增加受惠人數。根據美國政府與保險業精算師的標準，一個美國人的生命約值七百二十萬美元，史迪格里茲與畢爾姆絲（Linda Bilmes）計算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成本時也用了這個數據，結果是超過三兆美元。如果以同樣標準來計算伊拉克人民的損失，結果是八兆六千億美元。儘管他們並不是真的拿七百二十萬美元來兌換一條人命，這些計算還是會讓人坐立難安。賓丁與霍赫的做法更進一步，主張生命的價值並非人人平等，殺害心智障礙者可以幫社會節省開銷。兩人還建議政府採行他們的構想，並且全力落實。的確，這都是國家社會主義（Nazism）的理論基礎，然而將人類生命當成商品、依據利潤高低來交易或銷毀，這類觀念並不是國家社會主義獨有，美國與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曾經藉奴隸交易謀利。
隨著時代改變，雖然人口走私在二十一世紀依然猖獗，二○○六年估計規模達四百二十億美元，但是仍然認同「人命有價」這種觀念的地方已經不多，合法的人口市場已經絕跡，而且世人普遍同意這是良性發展。法律甚至禁止人們在市場上販賣自己，例如我們對自己的器官只能捐贈，不能出賣。
奴隸制度的歷史告訴我們，在市場上，不僅容許買賣的商品可能改變，界定市場內涵的觀念也會被推翻。過去人類容許奴隸制度，如今則否。換言之，買賣商品以獲取利潤，並且讓市場決定其價值，這些行為絕不是天經地義。商品在成為買賣標的之前，必須先在人們的觀念中設定為可以買賣的對象。
今日我們買賣的大部分事物，在過去並不具備商品意義，從土地、音樂、勞力、照護、人口到糧食，都曾經處於比較曖昧的狀態，後來藉由複雜、層遞的過程而成為商品，送進市場，依據特定條件來買賣。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事方殷，一位匈牙利異議分子在英國振筆疾書，針對這類過程發表歷來最精闢的著作。
博蘭尼（Karl Polanyi）的《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解析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英國歷史，深入討論一個頗有十八世紀學究味的歷史現象：史賓翰連法（Speenhamland laws）。史賓翰連法是英國的「濟貧法」（poor law），立法宗旨在於藉由提供與麵包價格連動的福利措施，來濟助英國鄉村的赤貧民眾。不過博蘭尼的論述遠超出前維多利亞時期（pre-Victorian）的社會安全網，他指出市場與其周遭的社會緊密相連。博蘭尼的觀點和葛林斯潘正好相反：資本主義需要各種社會體制，兩者的關係非常特殊。為了讓市場能夠運作，社會必須授權將事物轉化為能夠在經濟體系內買賣的商品。博蘭尼的書名也是由此而來。「鉅變」描述的是強大的社會群體如何試圖將土地與勞力轉化為「虛構商品」，其本質和那些已經在市場上交易的商品大相逕庭。
現代人的工作與租金和薪資息息相關，以「虛構」的角度來看待土地或勞力或許很奇怪，不過這正顯示博蘭尼探討的變化有多巨大，它讓社會安排（social arrangement）徹底改頭換面，使人再也無法以其他角度來看待它們。換言之，這場鉅變不僅改變了社會，也改變了我們，改變了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看待我們在其中之地位的方式。
鉅變必然伴隨劇烈的社會變遷。為了讓土地能夠交易，原本使用土地的人必須驅離。這種圈地（enclosure）過程有時會訴諸暴力，農民被迫離開公有土地，移居城市，出賣勞力來換取收入，變成消費者來製造需求。換句話說，鉅變徹底改寫了土地與勞動的社會規則，並且衍生出新的事物讓人們擁有、定價。這個過程沒完沒了，來到二十一世紀，打造新型金融產品的工程師繼續推動這場鉅變。設計二氧化碳總量管制與交易（cap-and-trade）政策來對治全球氣候變遷的人士也是如此，因為他們將汙染的權利變成商品。
博蘭尼的論點不僅有助於理解為什麼經濟與社會是殊途同歸，也可以解釋我們為什麼會誤以為市場與社會可以截然二分。在博蘭尼眼中，全心追求利潤的市場文化是一種「市場自我調節迷思」，它倚賴社會的程度，其實遠超過表面現象。然而自我調節的市場如果想發揚光大，就必須大力鼓吹經濟與社會截然二分的迷思。我們通常不認為一對連體雙胞胎可以為彼此動手術，然而市場的迷思讓人們相信，不僅這對連體雙胞胎可以分割，而且一個是醫生，一個是病人。
這個迷思在危機時期比較容易被世人看穿。畢竟每當銀行業爆發嚴重問題，如果沒有政府支撐大局，經濟危機將一發不可收拾。資本主義既不能自立自強，也無法靠自身的力量擺脫困境。市場永遠倚賴社會，因此所謂的「大到不能倒」其實就等於「規模太大，所以一旦出問題，社會一定會收爛攤子」。自由放任的理念總是需要一個社會基礎，因此博蘭尼並沒有將我們的生活區分為「政府與自由市場」，在他看來，我們完全生活在「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y）之中。
同樣的道理，市場社會內嵌在自然界之中；市場自我調節迷思對這一點一視同仁，也試圖加以否認。人類文明倚賴地球的生態，雖然我們壓榨地球生態無所不用其極；有學者估計，人類將物種滅絕的速度提高了一千倍。我們毫不留情地圈占自然資源，摧殘地球環境，而且如果許多氣候學家的竊竊私語不幸而言中，想要挽救已經為時太晚。對於經濟成長永無止境的追求，導致維繫地球生機的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ic service）受到忽視，將人類變成滅絕其他事物的工具。生態經濟學先驅戴利（Herman Daly）指出：「當前的經濟成長已經和整個世界脫鉤，因此不再具有正面意義；更糟的是，經濟成長變成一個盲目的嚮導。」簡而言之，人類的經濟將許多事物視為理所當然，免費取用，而且無法償付這種做法的代價。
安氏盲
改以市場的角度來看世界，反而讓我們陷入五里霧中。這場鉅變的影響是如此深遠，因此當我們要衡量事物價值並加以管理時，除了標定事物價格、放任市場自由運作之外，幾乎想不到其他的方法。儘管市場自我調節的迷思問題叢生，我們還是緊抓不放，生怕沒有這些迷思就會迷失。在衡量事物價值的時候，我們只有一具指北針可用，它雖然很少指出正確的方向，卻讓我們以為自己知道何去何從。
這情形就好比我們集體罹患「安氏盲」（Anton’s blindness）。這是一種罕見的疾病，名稱來自奧地利神經科學家安東（Gabriel Anton），通常是在腦中風或腦部受傷之後發生，患者其實已經失明，但卻堅信自己仍然看得到，又名「安巴二氏症候群」（Anton-Babinski syndrome）。醫生在治療這種病症的時候，病患總是堅持自己沒病，只不過偶爾會產生一些奇怪的幻覺，看到無法解釋的影像。一位病患說她看到窗外出現一座新村莊，卻想不起來是什麼時候建造的；另一回則是看到屋子裡有個飢腸轆轆的陌生女孩。安氏盲患者經常跌跌撞撞受傷，但辯稱原因是手腳笨拙或者心不在焉，而不是視力喪失。他們以虛構扭曲現實，連受傷都可以合理化，因此也為這種病症提供診斷方法。另一方面，堅持自由市場是照亮人世的明燈，並且為它們的一敗塗地百般辯解，就和失明的人辯稱自己看得見一樣，也是一種虛構扭曲。
安氏盲在臨床上被歸類為「病覺缺失」（anosognosia），這個術語最早是由法國神經科學家巴賓斯基（Joseph Babinski）提出，字源出自古希臘文，意為「對疾病沒有知覺」，不僅會讓盲人對視覺產生錯覺，也會影響其他身體機能。一項研究找來三位左半邊身體癱瘓的病覺缺失患者，請他們站在鏡子前面，然後要他們舉起手臂，結果三位患者雖然手臂紋風不動，卻堅稱自己有舉手回應。接下來，一位沒有癱瘓的研究助理坐在患者旁邊，接受舉手、放下的指令，但是不做任何動作，結果三位患者中有兩人堅稱看到助理舉手之後放下。安氏盲之類的病覺缺失不僅影響個人，也影響社會；不僅改變我們看待自身的方式，也改變我們看清他人真實面貌的可能性。透過市場來觀看整個世界，不僅扭曲我們對自身的觀感，也將我們自身的障蔽投射到所有人身上。
安氏盲可以視為一個隱喻，有助於我們明白當前的經濟為何如此難以理解。我們落入一個文化與政治的陷阱，其信條堅持自由市場是衡量事物價值的不二法門，供應與需求的無限制運作能夠讓世界愈來愈美好。這不僅是一種錯誤認知，也扭曲了我們看待世人的方式。只把人看成消費者會遮蔽人我之間更深層的連結，扭曲我們的政治選擇。身為糧食的消費者，你只能表達抗議或者拒絕購買，但是無法重新談判、讓每個人都得到供應，也不可能成為糧食的共同生產者。唯一的選擇就是呼籲改變，或者一走了之。不久前我在倫敦的伊朗大使館外面，聽到一位年輕示威者正是使用這種的貧乏的消費主義政治語彙。當時伊朗剛爆發總統選舉舞弊疑雲，這位小姐說他們的示威目的在於要求伊朗政府「改正做法」，就好像這個政府的客戶服務做得不好，消費者只要向某某人的上司投訴一番，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並不主張要市場從這個世界消失。做為一個讓不同需求的人們交易商品的地方，市場的概念見於人類的每一個文明。今日市場最主要的特質在於，驅動交易行為的力量不是需求，而是利潤。認為社會運作的不二法門就是讓市場追逐利潤，而市場運作的不二法門則是盡可能減少干預，這是一種純粹的意識型態。市場的運作規則是由有權有勢者設定，我們坐視這種情況發生，因此釀成悲劇。這也是一種盲目，一種病覺缺失，我們全然信賴一種經常失靈的機能，以為由利潤驅動的市場可以帶領我們找到真正的價值，其實大錯特錯。
因此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才能夠治癒自己？歷史告訴我們，治療方法不能全靠政府，必須促成市場社會內部的變化。博蘭尼指出自由市場誕生的前提是嚴重的暴力，但他也觀察到另一個現象：人們會反抗。英國政府施行史賓翰連法，是為了平息鄉村民眾對於圈地行為猖獗的憤怒。自我調節市場有辦法將新事物變成可供交易的商品，但濟貧法並不是這種能力的產物，而是人們在自我調節市場年代對社會需求的回應。博蘭尼闡述人們如何反抗不斷擴張的市場。在這場拉鋸戰之中，史賓翰連法代表博蘭尼所謂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將土地與勞力轉化為可以交易的商品，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權利剝奪（disenfranchisement），這是第一運動；第二運動則是社會的反應，要療癒自我調節市場造成的傷害。兩種運動都是發生在市場社會的架構之中。
第二運動是第一運動的反制運動（countermovement），其相對強度變化不定，然而我們不應該將第一運動視為市場將社會帶向未來，第二運動則是將社會帶回過去的反制運動，兩者展開一場拉鋸戰。反制運動是以人們現有的政治運作為基礎，並且從這些政治運作與相關的機構出發，建立起全新的社會體制，例如美國的新政與歐洲的福利國家。依據博蘭尼的模式，社會變革並不是進一步、退一步的過程，有如一場集體進行的查爾斯登舞（Charleston），在一連串動作之後回到原點。社會變革比較像是一首永無休止的交響曲，從這一個樂章衍生出下一個樂章。
今日的反制運動會利用推特（twitter）與部落格，除了像舊日一樣直接採取行動，也援引最新穎的理念與科技，全力奮鬥爭取一個與以往不同、可以永續存在的世界。人類的未來決定於我們是否願意設想一個不一樣的市場社會，以及新的、不需要自由市場的衡量價值方式。本書第二部分將勾勒二十一世紀反制運動的輪廓，探討全球社會運動與社會組織如何遏制市場的力量、抗衡市場最強有力的代言人，從而重新定義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不過我們在治癒自身的盲目之前，必須先進一步釐清自由市場文化如何影響我們，萬事萬物如何變成可以買賣交易的商品，人類如何集體淪為現代市場社會的盲目觀眾：消費者。
決戰熱蘭遮：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
改變台灣命運的戰爭∕陳秋坤
台灣是打出來的。如果沒有外力入侵，台灣內部再怎麼亂，最多是部落、村莊、各大姓氏豪族、區域性祖籍分類械鬥，乃至官逼民反的小刀會揭旗反亂等類形的武裝鬥爭，從來沒有因內亂導致主權變遷。然而，在短短三百多年內（一六二○至一九四五年間），卻有三場戰爭，改變台灣政體；將台灣從孤立的島嶼提升為國際貿易要站，統一到中國，乃至獨立建省，回到孤島情境。
最早是一六六一年鄭成功海上艦隊向荷蘭人宣戰，從外海入侵，包圍熱蘭遮城長達九個月，逼迫荷蘭交出主權。一六八三年從鄭家軍投奔清朝的施琅，率領戰船打敗東寧王朝部隊，統一台灣。一八七四年日本派兵征服南恆春半島的土著牡丹社人，促成清廷「認領」整個台灣島嶼，「化番為民」，最後則脫離福建，獨立建省。至於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日本，以及一九四五年二次戰後台灣回歸中國，雖然影響台灣主權，不過，它們是在台灣以外，國與國之間戰爭下的談判結果。按照軍事革命理論，外來戰爭確實是改變台灣歷史面貌的最大基因。據說，大陸近年極力建造海上艦隊，並將其中最大的一艘航空母艦命名為「施琅號」，是否作為改變台灣命運的利器，仍待觀察。
在三場影響台灣面貌的戰役中，要屬第一場戰爭最具有世界史的意義。這是一場台灣海峽海盜和海商集團所集合的船舶戰艦，對抗十七世紀全世界最強大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的戰爭；它也是近代史上，中國人軍隊第一次打敗西方勢力的故事。直到今天，許多歐洲歷史學家仍然不能相信，為何當時船艦配備精良，駕駛技術優秀，能夠繪製海圖，逆風行駛，且船側裝置大炮，海軍士兵訓練嚴格的荷蘭艦隊，會敗給一群駕駛傳統中式船舶，沒有海圖知識的東亞海盜集團。他們認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歷經歐洲戰場的歷練，先後打垮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歐洲海上霸權，絕對可以打敗世界上任何勢力。荷蘭人之所以被鄭成功打敗，一定是有戰備以外，不能克服的因素。例如；運氣欠佳，天氣太壞，或領導人一時判斷錯誤等原因。
本書作者歐陽泰先前發表多篇學術論文，秉持軍事革命論調，認為歐洲國家從十六世紀開始，利用精良武器和講究組織的軍隊，尤其是大炮、火藥和善於在四季各種海流航行的船艦，早已橫征歐亞，變成全球政治經濟核心。不過，有一位編輯獨具慧眼，看到他一篇討論荷蘭東印度公司被鄭成功打敗，退出台灣的文章，覺得甚具世界史的涵意；他建議作者，將文章擴大，運用荷蘭文、中文和世界各地文獻，描寫一六六一年到一六六八年鄭成功軍隊如何入侵，包圍稜堡，利用戰術，誘使荷蘭人承認戰敗，交出台灣主權。
作者接受編輯的建議，大幅改寫論文，希望寫出一本比較通俗，易懂的中外戰爭史。結果不但沒有令人失望，而且讓所謂學界中人感到興奮，開創一個中西軍事史的新領域。本書體裁活潑而豐富，敘述嚴謹而不失風趣。例如，講到鄭成功父子，說他們長相英俊貌美，熟讀中國傳統戰書，善於謀略，知敵善變。尤其是鄭成功，皮膚白晰，在武士道世界長大，精於刀、箭，無可匹敵，對屬下具有絕對的權威，隨時可砍人腦袋。不過，他也說鄭成功身上到處是疤痕，最後罹患梅毒第三期，挖眼發瘋而死。相對的，他形容荷蘭在台灣最高、也是最後一任長官揆一，則是暴躁易怒，睚眥必報，性格怪異的領導。後來揆一被逐出台灣，被判刑幽禁在無人小島期間，撰寫《被遺誤的台灣》（’t Verwaerloosde Formosa），努力替自己辯護。
歐陽泰相當同情揆一的遭遇，因為丟掉台灣這塊荷蘭帝國「冠上最美的一顆珍珠」，畢竟不只是炮彈、鋼鐵、火藥和細菌的因素。十七世紀中葉全球天氣變遷，導致風暴，水災和海嘯頻繁出現，也觸使歐亞國家的征戰更為動盪不安。歐陽泰在分析荷蘭人敗戰的多種因素之外，不禁慨嘆，或許「天意」，才是人類事物的最高決定因素。例如，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十數萬軍艦為何能夠在天霧彌漫的短時間內，闖入狹窄多沙的鹿耳門河道？一六六二年揆一曾經想盡各種辦法阻擋，他還一度爭取到巴達維亞總部派遣救援台灣的艦隊，誰知當天天氣晴朗，看不出有任何「戰爭氣息」，領航司令乃率隊開拔台灣。揆一眼睜睜看著最後的救援機會就這樣溜走，也只能終日垂頭喪氣，感嘆自己被上帝丟棄。
歐陽泰先前已出版過一本有關早期台灣歷史的專書，《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二○○七）；當時，他以敘述體寫法，描述十七世紀初期，荷蘭人、西班牙人和漢人，從不同時期，採用槍炮、鋼鐵和農耕方式，陸續征服台灣土著，將獵場闢成水田，使台灣變成南中國米糧供應中心。現在這本書，則以荷蘭人和鄭成功的海戰和包圍戰為中心，訴說中國人打敗荷蘭人，其實包含更深刻的歷史意義。他引用最新的中西戰爭研究報告，指出十七世紀歐洲普遍使用大炮和火藥等武器，其實源自中國元、明以來的持續發明；歐洲人從絲路獲得火炮知識，經過頻繁戰爭的試驗，逐步改良，變成稱霸世界的精良武器。相對的，明朝政府向來重視西洋的火炮技術，經常打撈廢船武器，重新複製。鄭成功很早就從出身海盜的父親鄭芝龍手上，獲得葡萄牙船艦的造船技術、新式武器和火藥炮彈等配備。為此，在一六六一年攻台前夕，鄭成功便不斷派遣船艦，試探荷蘭人的守備和攻擊要點。荷蘭人記錄台灣事物的官方文書──《熱蘭遮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登錄荷鄭兩方頻繁往來信函；當時，鄭成功雖然讚美荷蘭人的船艦和大炮，其實始終未將荷軍看在眼裡，好像隨時都可跟他們打一仗。這不是吹牛，也不是不自量力。鄭成功的龐大船艦隊伍和幾十萬的兵馬，對付荷蘭人兩千名守軍，當然有勝戰把握。更要命的問題是天候、海潮、暴風雨和運氣，都不在荷蘭長官揆一這邊。
想知道鄭成功為何看出機會，趁機而入，一舉擊敗荷蘭人。而揆一為了甚麼理由，會在被送上斷頭台前，懊惱地問上帝﹕時也？命也？
這本書將提供你所有想得到的答案。
本文作者為台灣史專家，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退休。
內文1
前言 一場死刑
今天，五十歲的揆一即將以叛國罪遭到處死，但他認為這項判決極度不公。他們強迫他跪在絞刑台前的沙土上，面對著巴達維亞河。他若是仍享有自由之身，要搭船離開這裡，簡直易如反掌。只要支付二斯托伊弗，即可搭乘渡船前往中式帆船與東印度商船往來航行的爪哇海。
或者，也可以朝相反方向，沿著運河航行。這裡的運河和阿姆斯特丹一樣雄偉，只不過荷蘭沒有鱷魚。開曼運河、虎運河、犀牛運河──這些運河的兩旁都種有棕櫚樹與開滿花朵的羅望子樹叢，其花香幾乎足以蓋過河水的腐臭味，以及收糞人的糞臭。
巴達維亞號稱東方女王，是荷屬東印度的首府。揆一能夠自由探索巴達維亞，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這些年來，他都被軟禁在自己家裡，只能透過窗戶欣賞這座城市的繁華風貌。外面行人來來往往，有腰佩細劍、頭戴寬邊帽的荷蘭人，也有身穿紗籠與背心的爪哇女子、頭上纏著頭巾的馬來商人，以及身穿絲袍的中國男子。這些中國男子長髮飄逸，又散發著香氣，以致新近抵達的船員，經常將他們誤當成女人。街道上偶爾會出現中國人的遊行隊伍，伴隨著敲鑼打鼓與嗩吶的聲響，還有乩童手舞足蹈，抬著五顏六色的神像，讓信仰虔誠的荷蘭人緊張不已。就連非洲奴隸看起來都比他自由，穿著寬鬆的馬褲來來去去。
這天上午，群眾紛紛湧向刑場，因為揆一不是尋常的死刑犯。他既非打架鬧事的水手，也非臨陣脫逃的士兵。他原本位高權重，是少數享有特權的人物，能夠騎馬、乘坐馬車，或者搭乘掛有絲綢窗簾的轎子，下轎時還有僕人在一旁為他遮擋這熱帶地區的陽光。只有東印度評議會議員可以享用最大的陽傘，而他們就在絞刑台旁的石砌城堡內管理著荷蘭帝國的殖民地。揆一曾任評議會議員，若是仕途順遂，甚至可能當上大總督，統治荷屬東印度，並掌管富麗堂皇的宮廷，與歐洲某些國王的宮廷相比，毫不遜色。
但他運氣不好，最後擔任的職務是台灣長官。台灣是荷屬東印度當中面積最大的殖民地，富裕程度也是數一數二。這項職務原本該是他進一步升遷的墊腳石，但台灣卻遭中國軍閥國姓爺的攻打。揆一竭盡全力苦撐，在形勢極度不利的情況下，堅守了九個月，終究仍不得不投降。返回巴達維亞後，他的同僚連讓他提出報告的機會都不肯給。他們沒收了他的財產、剝奪了他的階級與特權，他的妻子也被趕出原本的教堂，只能加入另一所地位低微的教堂。他們把揆一當成代罪羔羊，彷彿他是故意投降一般。
但他也不是好欺負的對象。他在整個過程的每個階段，都不斷抗拒。首先他企圖訴諸同僚的正義感，盼望統御萬物且知曉靈魂的上帝能夠扭轉他們的心意，促使他們為他洗刷冤屈，正如同他所寫的，讓他能夠「在往後許多年再度享有為國家提供忠心服務的機會與榮幸」。然而，上帝並未扭轉他們的心意。他們非常惡劣，先是強迫他搬離其住宅，當他堅決拒斥之後，就將他幽禁在屋內的一個房間裡。他們禁止他寫信寄回家鄉，並阻止他閱讀自己精心保存的日記與文件，但卻又利用這些記錄來對付他，甚至扭曲事實，將一切事物都以最不利於他的方式呈現。他雖不像他們受過律師訓練，卻頑強又細心。他以程序理由提出抗辯，拒絕簽署文件，也不肯繳交宣誓書，不斷地提起抗議聲明與反訴。因此他的審判程序，僵滯了數年之久。
他們終究還是獲勝了。現在，他只能聆聽庭吏宣讀他的判決。這名庭吏面無表情地唸道，揆一身為台灣長官，事前就知曉國姓爺有意侵略，卻未能促使該殖民地的軍民預先做好準備。堡壘缺乏防禦，也沒有囤積糧食，更只有發臭的水井。他任由國姓爺率領部隊航越海峽，登陸上岸。他還未與敵人交鋒就拱手讓出一座昂貴的堡壘，也放棄了該殖民地最富庶的城市，任由對方那群海盜劫掠其中的米、肉和酒。然後，他又像個膽小鬼一樣躲進熱蘭遮城堡，只懂得在這座主要塞的厚實城牆內謀求自保，卻根本沒有嘗試驅走國姓爺。結果，國姓爺連在城牆上打個洞都沒有，揆一就投降，交出了這座城堡，任由對方取走一切物資，包括倉庫裡滿滿的絲綢、糖與白銀。揆一大可將這些珍貴物資運走，但他卻沒有這麼做。庭吏最後指出，他的種種作為，危害了荷屬東印度公司以及在台灣紮根經營的教會，更遑論那些遭到國姓爺刑求、砍頭以及釘上十字架的男男女女。
劊子手舉起大刀，在揆一的頭上一揮而過。叛國罪必須處以死刑，但司法評議會決定饒他一命。
這只是一場象徵性的行刑。揆一真正遭受的懲罰，是財產充公，以及終生監禁於一座孤島上。幾個星期後，他就被帶走了。
巴達維亞的官員們都鬆了一口氣。不過，他們若以為放逐揆一，便可從此封住他的口，那就大錯特錯了。
揆一帶來的問題
在潮溼的海島上，揆一不斷地思考寫作，而他身在歐洲的親人，則是卯足全力營救他。他的弟弟是著名的外交官，設法說服了荷蘭攝政王奧蘭治威廉（William of Orange）插手這件案子。揆一獲得釋放後，一回到阿姆斯特丹，就立刻出版了《被遺誤的台灣》這本書，聲稱荷蘭喪失台灣不是他的錯，而應歸咎於那些監禁他的人。他以出色的文筆與縝密的思緒提出自己的論點說，當初評議會要是依他的要求派船艦與部隊、照他的提議撥款從事堡壘的補強工程，要是他們少花點心思謀求自己的前途，多用點心力維護帝國的利益，國姓爺必然會鎩羽而歸，台灣也就仍屬於荷蘭所有。
揆一的著作獲得廣泛閱讀，而他以嘲謔的文字描寫頂頭上司，至今仍為史學家所依樣畫葫蘆。不過，在經過了三百五十年之後的今天，學者最感興趣的，乃是他與迫害他的人士所一致認定的這項假設：即荷蘭人有可能打敗國姓爺。
國姓爺率領的部眾是當時亞洲最強大的一支軍隊，共有十五萬人，差點就攻占了中國。在他進軍台灣的時候，這支部隊的人數雖已有所減少，但與荷蘭在整個東印度地區的兵力相比，仍多出十倍。
而且，國姓爺是集全軍之力攻打台灣，荷蘭的部隊卻是分散各地，從日本出島至非洲沿岸，範圍廣達幾萬英里之遠。當時巴達維亞頂多只能集結兩千人支援揆一。這樣的兵力，真的有可能抵擋得了數以萬計身經百戰的中國士兵嗎？還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台灣距離國姓爺位於中國內陸的基地，只有一百英里遠，巴達維亞卻是位於兩千英里之外，阿姆斯特丹更是遠達一萬六千英里。國姓爺在增援兵力方面，顯然占有荷蘭人無可相比的優勢。
這不是一個無聊瑣碎的問題，而是攸關另一個重大謎團，一個深深吸引過韋伯（Max Weber）乃至戴蒙（Jared Diamond）等許多重量級思想家的謎團：位於舊大陸邊緣的西歐國家，原本就亞洲標準而言，堪稱是落後的國家，為何卻在十六世紀開始稱霸全球？
關於歐洲為何能夠占據新大陸，現在已大致有了共識。重點就在於槍炮、病菌與鋼鐵。然而，摩洛哥人、鄂圖曼土耳其人、古吉拉特人（Gujaratis）、緬甸人、馬來人、日本人、中國人及其他無數民族也同樣擁有槍炮、病菌與鋼鐵，所以歐洲的崛起究竟還有哪些因素？歐洲國家為什麼能夠建立全球性的帝國—先是葡萄牙與西班牙，接著是荷蘭與英國──不僅占領美洲，還擴張至全世界的各個角落？
以前，史學家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通常是指稱歐洲擁有優越的文明：歐洲人的政治組織、經濟結構、科學與技術都比較先進。不過，亞洲史學在過去數十年來的成長，已經對這種觀點提出了質疑。每當有人指稱歐洲在任何一個領域具有優勢—例如財產權、人均所得、勞動生產力或火炮製造—不久就有亞洲史學家指出這樣的說法並不正確。歐洲優越論已然崩解，看來也不太可能有機會再度崛起。
視界廣及全人類的史學家──即所謂的全球史學家──對此一現象的回應則是重新設想全世界的歷史，提出一套修正主義的世界史模型。他們認為發展程度最高的亞洲社會其實與西歐國家的發展進程相似，而且歐洲與亞洲的分歧乃是相當晚近才出現的現象。歐洲與亞洲的分歧點不在哥倫布啟航的一四九二年，不在達伽馬（Vasco da Gama）繞過非洲的一四九七年，不在英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的一六○○或一六○二年，甚至也不在一七五七年，亦即英國將領克萊武（Robert Clive）在著名的普拉西戰役（Battle of Plassey）當中打敗印度大軍，讓大英帝國得以正式進駐印度的那一年。這些修正主義史學家指出，不論在經濟或科技方面，西歐與亞洲許多地區原本都大致勢均力敵，直到十八世紀末期，才在工業化與隨之而來的經濟革命之下產生了變化。
這是一種激進的論點。傳統論述把歐洲描繪成黑暗世界裡的一盞啟蒙明燈，但修正主義史學家卻把西方的崛起視為歐亞發展此一大架構中的一部分，而歐亞發展乃是一場創新共享的深遠歷史，亞洲社會更是這項發展的原動力。
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這套修正主義的模型。一群學者就曾對修正主義者提出抨擊，對於他們打算推翻數百年來由亞當．斯密（Adam Smith）乃至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等傑出思想家所建構的論述深感挫折。有些人甚至指控修正主義者扭曲史料與邏輯，認定他們的動機不是出於學者對證據的熱愛，而是對政治正確的信奉，是種意識形態的狂熱，目的在推翻西方的領導地位、譴責歐洲中心論。
修正主義者回應指出，舊式的世界史觀的確是以歐洲為中心，原因是這種史觀成形的時候，我們對於亞洲還一無所知。他們認為新的資料必須反映在新的理論當中。為支持自己的論點，雙方都紛紛舉出令人興奮的數據：格但斯克（Gdansk）非技術建築工的薪資水準、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十七世紀的每人穀物消費量、印度北部的牲畜運貨能力。然而，這些爭辯卻遲遲得不出結論。其中一個核心爭議點，就是工業化時代之前的歐洲殖民活動。修正主義者的說法如果正確，歐、亞之間的大分歧確實出現於一八○○年左右，那麼歐洲國家在先前三百年間的四處征服該如何解釋？
舊理論的捍衛者認為歐洲的殖民活動本身即是歐洲較為進步的證據，但修正主義者反駁指出，歐洲的強權其實比一般假設的要脆弱得多，尤其在亞洲更是如此。當時歐洲各國在亞洲所能控制的陸地殖民地少之又少，而且不論在資金、安全與貿易機會等方面，都極為仰賴亞洲國家。此外，修正主義者也指出，歐洲國家之所以能夠擴張至亞洲的海域，純粹是因為亞洲國家任由它們這麼做。歐洲獲益於亞洲海域的權力真空，因為好運而得以闖入亞洲這個洞開的防衛缺口。
我本身屬於修正主義者。我的第一本著作檢驗了自一六二四年起，荷蘭在台灣的殖民地的誕生與成長。
我在那本書中指出，荷蘭之所以能夠殖民台灣，不是因為科技或經濟組織方面的優越，而是因為中國、日本與朝鮮國的政府都無意經營台灣。我寫道，隨著國姓爺在一六五○年代崛起，這種現象也就改變了。國姓爺追求的目標是攻下北京，滅清復明；但他發現自己達不到這項目標之後，便決定轉而進軍台灣。在講述他征服台灣的一個簡短章節裡，我提到他打敗荷蘭人根本不費吹灰之力。我認為他的兵力極為強大，荷蘭人絕對不可能戰勝他。因此，我強烈支持修正主義模型，也認為歐洲的擴張，背後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科技能力，而是政治意志。
這是我當時的信念，並且至今也大致抱持相同的看法。不過，在那本書出版之後，有人請我撰寫一篇文章，探討國姓爺侵略台灣的經過。我當時一口就答應了下來，心想這件工作不必花費太多力氣，只需再額外找些資料，填補我在那本書中概述過的那段故事即可。然而，當我開始埋頭查閱史料之後，卻發現兩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第一，史料來源豐富得令人難以置信。其中充滿形象鮮明的人物：國姓爺膚色白皙、長相英俊且滿身疤痕，擎起武士刀與弓箭，可謂所向無敵。他說起話來咄咄逼人，牙尖嘴利、眼目靈活，經常咆哮怒吼，砍人頭顱毫不手軟。但除了他以外，還有以下這些各式各樣的角色：英勇的中國將領甘輝；自信過度、幾至荒謬的荷軍指揮官拔鬼仔；逢迎媚上又多愁善感，寫信都不免被淚水沾溼筆墨的荷蘭人貓難實叮；辯才無礙但時運不濟的中國自由鬥士張煌言；一名勇敢但欠缺思慮的中國農夫；兩名大膽的非洲男孩；一名言行粗鄙的日耳曼酒鬼；一名滿懷恨意且患有語言缺陷的荷蘭艦隊司令官。當然，也包括做事謹慎細心又傲慢自負的揆一。史料文件裡充滿生動的對話與描寫、戲劇性的情節與各種陰謀詭計，而且中國的史料還詳細記載國姓爺的軍事部署，包括戰陣安排、船隻種類、作戰策略等等；這些史料在西方學界裡，鮮為人知。
但我發現的第二件事情，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我原本的認知並不正確。率領一千兩百名士兵作戰的揆一，其實大有可能打贏這場戰爭。我的發現明確挑戰了我原本信奉的修正主義模型：原來荷蘭在部分領域的科技水準，確實具有決定性的優越性。這項發現令我大感意外。此外，在闡釋西方崛起的各種理論當中，我的發現也證實了其中最引人入勝的一套模型，亦即「軍事革命論」此一傳統世界史正統模型的一套變體。
根據軍事革命論的觀點，前工業化時代的歐洲國家，擁有一項超越世界其他地區的關鍵優勢，那就是頻繁的戰爭。這項論點指出，歐洲國家經常互相征戰，因此愈來愈精通於戰事。頻繁的戰爭造就了創新的大熔爐，促使歐洲發展出全世界殺傷力最猛烈的槍炮、訓練最精良的部隊、武力最強大的船艦，以及防護最堅固的堡壘。
修正主義人士及其批判者都援引軍事革命論，但雙方看待的角度各自不同。修正主義者承認歐洲國家的軍事能力稍微優於其他歐亞國家，但不注重這項優勢的科技面向，也不認為這項優勢反映了歐洲的整體優越性。反修正主義者則指稱歐洲的軍事優勢反映了歐洲社會領先亞洲社會的現象，包括經濟、政治、行政、科學與技術等各個方面。
更複雜的是，軍事史學家本身對歐洲在軍事方面的領先幅度，也爭論不休。這項爭論的代表，為兩名英國學者之間平和的論戰。一方是帕克（Geoffrey Parker），他乃認真細心的研究者，曾在世界各地數以百計的檔案處與圖書館內從事過研究工作。他在軍事革命論方面撰寫了一部深具影響力的原創性著作，以極具說服力的細膩論點，指出歐洲軍力在全球舞台上具有優越地位。他認為歐洲在戰爭方面的科技與組織性優勢，能夠用來解釋歐洲何以在工業化之前控制全世界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面積。而這場論戰的另一方，是帕克的好友布萊克（Jeremy Black）。這位學識驚人的學者所撰寫的著作數量，比他的年齡數字還要多；他認為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科技落差幅度不大，能夠輕易被彌補。他提出的論點也同樣極具說服力。
這場論戰難以得出結論，原因是我們對歐洲以外的戰爭所知極少。史學家向來都把焦點集中在歐洲的戰爭上，相關研究在軍事史領域的書籍與文章當中占了絕大部分，數量比其他著作多出二、三十倍。
不過，近來有一群年輕學者將注目焦點轉向中國軍事史。他們的結論已撼動了學術界，因為他們提出證據充分的論點，指稱軍事革命並非始於歐洲，而是中國。……
台灣是打出來的。如果沒有外力入侵，台灣內部再怎麼亂，最多是部落、村莊、各大姓氏豪族、區域性祖籍分類械鬥，乃至官逼民反的小刀會揭旗反亂等類形的武裝鬥爭，從來沒有因內亂導致主權變遷。然而，在短短三百多年內（一六二○至一九四五年間），卻有三場戰爭，改變台灣政體；將台灣從孤立的島嶼提升為國際貿易要站，統一到中國，乃至獨立建省，回到孤島情境。
最早是一六六一年鄭成功海上艦隊向荷蘭人宣戰，從外海入侵，包圍熱蘭遮城長達九個月，逼迫荷蘭交出主權。一六八三年從鄭家軍投奔清朝的施琅，率領戰船打敗東寧王朝部隊，統一台灣。一八七四年日本派兵征服南恆春半島的土著牡丹社人，促成清廷「認領」整個台灣島嶼，「化番為民」，最後則脫離福建，獨立建省。至於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日本，以及一九四五年二次戰後台灣回歸中國，雖然影響台灣主權，不過，它們是在台灣以外，國與國之間戰爭下的談判結果。按照軍事革命理論，外來戰爭確實是改變台灣歷史面貌的最大基因。據說，大陸近年極力建造海上艦隊，並將其中最大的一艘航空母艦命名為「施琅號」，是否作為改變台灣命運的利器，仍待觀察。
在三場影響台灣面貌的戰役中，要屬第一場戰爭最具有世界史的意義。這是一場台灣海峽海盜和海商集團所集合的船舶戰艦，對抗十七世紀全世界最強大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的戰爭；它也是近代史上，中國人軍隊第一次打敗西方勢力的故事。直到今天，許多歐洲歷史學家仍然不能相信，為何當時船艦配備精良，駕駛技術優秀，能夠繪製海圖，逆風行駛，且船側裝置大炮，海軍士兵訓練嚴格的荷蘭艦隊，會敗給一群駕駛傳統中式船舶，沒有海圖知識的東亞海盜集團。他們認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歷經歐洲戰場的歷練，先後打垮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歐洲海上霸權，絕對可以打敗世界上任何勢力。荷蘭人之所以被鄭成功打敗，一定是有戰備以外，不能克服的因素。例如；運氣欠佳，天氣太壞，或領導人一時判斷錯誤等原因。
本書作者歐陽泰先前發表多篇學術論文，秉持軍事革命論調，認為歐洲國家從十六世紀開始，利用精良武器和講究組織的軍隊，尤其是大炮、火藥和善於在四季各種海流航行的船艦，早已橫征歐亞，變成全球政治經濟核心。不過，有一位編輯獨具慧眼，看到他一篇討論荷蘭東印度公司被鄭成功打敗，退出台灣的文章，覺得甚具世界史的涵意；他建議作者，將文章擴大，運用荷蘭文、中文和世界各地文獻，描寫一六六一年到一六六八年鄭成功軍隊如何入侵，包圍稜堡，利用戰術，誘使荷蘭人承認戰敗，交出台灣主權。
作者接受編輯的建議，大幅改寫論文，希望寫出一本比較通俗，易懂的中外戰爭史。結果不但沒有令人失望，而且讓所謂學界中人感到興奮，開創一個中西軍事史的新領域。本書體裁活潑而豐富，敘述嚴謹而不失風趣。例如，講到鄭成功父子，說他們長相英俊貌美，熟讀中國傳統戰書，善於謀略，知敵善變。尤其是鄭成功，皮膚白晰，在武士道世界長大，精於刀、箭，無可匹敵，對屬下具有絕對的權威，隨時可砍人腦袋。不過，他也說鄭成功身上到處是疤痕，最後罹患梅毒第三期，挖眼發瘋而死。相對的，他形容荷蘭在台灣最高、也是最後一任長官揆一，則是暴躁易怒，睚眥必報，性格怪異的領導。後來揆一被逐出台灣，被判刑幽禁在無人小島期間，撰寫《被遺誤的台灣》（’t Verwaerloosde Formosa），努力替自己辯護。
歐陽泰相當同情揆一的遭遇，因為丟掉台灣這塊荷蘭帝國「冠上最美的一顆珍珠」，畢竟不只是炮彈、鋼鐵、火藥和細菌的因素。十七世紀中葉全球天氣變遷，導致風暴，水災和海嘯頻繁出現，也觸使歐亞國家的征戰更為動盪不安。歐陽泰在分析荷蘭人敗戰的多種因素之外，不禁慨嘆，或許「天意」，才是人類事物的最高決定因素。例如，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十數萬軍艦為何能夠在天霧彌漫的短時間內，闖入狹窄多沙的鹿耳門河道？一六六二年揆一曾經想盡各種辦法阻擋，他還一度爭取到巴達維亞總部派遣救援台灣的艦隊，誰知當天天氣晴朗，看不出有任何「戰爭氣息」，領航司令乃率隊開拔台灣。揆一眼睜睜看著最後的救援機會就這樣溜走，也只能終日垂頭喪氣，感嘆自己被上帝丟棄。
歐陽泰先前已出版過一本有關早期台灣歷史的專書，《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二○○七）；當時，他以敘述體寫法，描述十七世紀初期，荷蘭人、西班牙人和漢人，從不同時期，採用槍炮、鋼鐵和農耕方式，陸續征服台灣土著，將獵場闢成水田，使台灣變成南中國米糧供應中心。現在這本書，則以荷蘭人和鄭成功的海戰和包圍戰為中心，訴說中國人打敗荷蘭人，其實包含更深刻的歷史意義。他引用最新的中西戰爭研究報告，指出十七世紀歐洲普遍使用大炮和火藥等武器，其實源自中國元、明以來的持續發明；歐洲人從絲路獲得火炮知識，經過頻繁戰爭的試驗，逐步改良，變成稱霸世界的精良武器。相對的，明朝政府向來重視西洋的火炮技術，經常打撈廢船武器，重新複製。鄭成功很早就從出身海盜的父親鄭芝龍手上，獲得葡萄牙船艦的造船技術、新式武器和火藥炮彈等配備。為此，在一六六一年攻台前夕，鄭成功便不斷派遣船艦，試探荷蘭人的守備和攻擊要點。荷蘭人記錄台灣事物的官方文書──《熱蘭遮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登錄荷鄭兩方頻繁往來信函；當時，鄭成功雖然讚美荷蘭人的船艦和大炮，其實始終未將荷軍看在眼裡，好像隨時都可跟他們打一仗。這不是吹牛，也不是不自量力。鄭成功的龐大船艦隊伍和幾十萬的兵馬，對付荷蘭人兩千名守軍，當然有勝戰把握。更要命的問題是天候、海潮、暴風雨和運氣，都不在荷蘭長官揆一這邊。
想知道鄭成功為何看出機會，趁機而入，一舉擊敗荷蘭人。而揆一為了甚麼理由，會在被送上斷頭台前，懊惱地問上帝﹕時也？命也？
這本書將提供你所有想得到的答案。
本文作者為台灣史專家，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退休。
內文1
前言 一場死刑
今天，五十歲的揆一即將以叛國罪遭到處死，但他認為這項判決極度不公。他們強迫他跪在絞刑台前的沙土上，面對著巴達維亞河。他若是仍享有自由之身，要搭船離開這裡，簡直易如反掌。只要支付二斯托伊弗，即可搭乘渡船前往中式帆船與東印度商船往來航行的爪哇海。
或者，也可以朝相反方向，沿著運河航行。這裡的運河和阿姆斯特丹一樣雄偉，只不過荷蘭沒有鱷魚。開曼運河、虎運河、犀牛運河──這些運河的兩旁都種有棕櫚樹與開滿花朵的羅望子樹叢，其花香幾乎足以蓋過河水的腐臭味，以及收糞人的糞臭。
巴達維亞號稱東方女王，是荷屬東印度的首府。揆一能夠自由探索巴達維亞，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這些年來，他都被軟禁在自己家裡，只能透過窗戶欣賞這座城市的繁華風貌。外面行人來來往往，有腰佩細劍、頭戴寬邊帽的荷蘭人，也有身穿紗籠與背心的爪哇女子、頭上纏著頭巾的馬來商人，以及身穿絲袍的中國男子。這些中國男子長髮飄逸，又散發著香氣，以致新近抵達的船員，經常將他們誤當成女人。街道上偶爾會出現中國人的遊行隊伍，伴隨著敲鑼打鼓與嗩吶的聲響，還有乩童手舞足蹈，抬著五顏六色的神像，讓信仰虔誠的荷蘭人緊張不已。就連非洲奴隸看起來都比他自由，穿著寬鬆的馬褲來來去去。
這天上午，群眾紛紛湧向刑場，因為揆一不是尋常的死刑犯。他既非打架鬧事的水手，也非臨陣脫逃的士兵。他原本位高權重，是少數享有特權的人物，能夠騎馬、乘坐馬車，或者搭乘掛有絲綢窗簾的轎子，下轎時還有僕人在一旁為他遮擋這熱帶地區的陽光。只有東印度評議會議員可以享用最大的陽傘，而他們就在絞刑台旁的石砌城堡內管理著荷蘭帝國的殖民地。揆一曾任評議會議員，若是仕途順遂，甚至可能當上大總督，統治荷屬東印度，並掌管富麗堂皇的宮廷，與歐洲某些國王的宮廷相比，毫不遜色。
但他運氣不好，最後擔任的職務是台灣長官。台灣是荷屬東印度當中面積最大的殖民地，富裕程度也是數一數二。這項職務原本該是他進一步升遷的墊腳石，但台灣卻遭中國軍閥國姓爺的攻打。揆一竭盡全力苦撐，在形勢極度不利的情況下，堅守了九個月，終究仍不得不投降。返回巴達維亞後，他的同僚連讓他提出報告的機會都不肯給。他們沒收了他的財產、剝奪了他的階級與特權，他的妻子也被趕出原本的教堂，只能加入另一所地位低微的教堂。他們把揆一當成代罪羔羊，彷彿他是故意投降一般。
但他也不是好欺負的對象。他在整個過程的每個階段，都不斷抗拒。首先他企圖訴諸同僚的正義感，盼望統御萬物且知曉靈魂的上帝能夠扭轉他們的心意，促使他們為他洗刷冤屈，正如同他所寫的，讓他能夠「在往後許多年再度享有為國家提供忠心服務的機會與榮幸」。然而，上帝並未扭轉他們的心意。他們非常惡劣，先是強迫他搬離其住宅，當他堅決拒斥之後，就將他幽禁在屋內的一個房間裡。他們禁止他寫信寄回家鄉，並阻止他閱讀自己精心保存的日記與文件，但卻又利用這些記錄來對付他，甚至扭曲事實，將一切事物都以最不利於他的方式呈現。他雖不像他們受過律師訓練，卻頑強又細心。他以程序理由提出抗辯，拒絕簽署文件，也不肯繳交宣誓書，不斷地提起抗議聲明與反訴。因此他的審判程序，僵滯了數年之久。
他們終究還是獲勝了。現在，他只能聆聽庭吏宣讀他的判決。這名庭吏面無表情地唸道，揆一身為台灣長官，事前就知曉國姓爺有意侵略，卻未能促使該殖民地的軍民預先做好準備。堡壘缺乏防禦，也沒有囤積糧食，更只有發臭的水井。他任由國姓爺率領部隊航越海峽，登陸上岸。他還未與敵人交鋒就拱手讓出一座昂貴的堡壘，也放棄了該殖民地最富庶的城市，任由對方那群海盜劫掠其中的米、肉和酒。然後，他又像個膽小鬼一樣躲進熱蘭遮城堡，只懂得在這座主要塞的厚實城牆內謀求自保，卻根本沒有嘗試驅走國姓爺。結果，國姓爺連在城牆上打個洞都沒有，揆一就投降，交出了這座城堡，任由對方取走一切物資，包括倉庫裡滿滿的絲綢、糖與白銀。揆一大可將這些珍貴物資運走，但他卻沒有這麼做。庭吏最後指出，他的種種作為，危害了荷屬東印度公司以及在台灣紮根經營的教會，更遑論那些遭到國姓爺刑求、砍頭以及釘上十字架的男男女女。
劊子手舉起大刀，在揆一的頭上一揮而過。叛國罪必須處以死刑，但司法評議會決定饒他一命。
這只是一場象徵性的行刑。揆一真正遭受的懲罰，是財產充公，以及終生監禁於一座孤島上。幾個星期後，他就被帶走了。
巴達維亞的官員們都鬆了一口氣。不過，他們若以為放逐揆一，便可從此封住他的口，那就大錯特錯了。
揆一帶來的問題
在潮溼的海島上，揆一不斷地思考寫作，而他身在歐洲的親人，則是卯足全力營救他。他的弟弟是著名的外交官，設法說服了荷蘭攝政王奧蘭治威廉（William of Orange）插手這件案子。揆一獲得釋放後，一回到阿姆斯特丹，就立刻出版了《被遺誤的台灣》這本書，聲稱荷蘭喪失台灣不是他的錯，而應歸咎於那些監禁他的人。他以出色的文筆與縝密的思緒提出自己的論點說，當初評議會要是依他的要求派船艦與部隊、照他的提議撥款從事堡壘的補強工程，要是他們少花點心思謀求自己的前途，多用點心力維護帝國的利益，國姓爺必然會鎩羽而歸，台灣也就仍屬於荷蘭所有。
揆一的著作獲得廣泛閱讀，而他以嘲謔的文字描寫頂頭上司，至今仍為史學家所依樣畫葫蘆。不過，在經過了三百五十年之後的今天，學者最感興趣的，乃是他與迫害他的人士所一致認定的這項假設：即荷蘭人有可能打敗國姓爺。
國姓爺率領的部眾是當時亞洲最強大的一支軍隊，共有十五萬人，差點就攻占了中國。在他進軍台灣的時候，這支部隊的人數雖已有所減少，但與荷蘭在整個東印度地區的兵力相比，仍多出十倍。
而且，國姓爺是集全軍之力攻打台灣，荷蘭的部隊卻是分散各地，從日本出島至非洲沿岸，範圍廣達幾萬英里之遠。當時巴達維亞頂多只能集結兩千人支援揆一。這樣的兵力，真的有可能抵擋得了數以萬計身經百戰的中國士兵嗎？還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台灣距離國姓爺位於中國內陸的基地，只有一百英里遠，巴達維亞卻是位於兩千英里之外，阿姆斯特丹更是遠達一萬六千英里。國姓爺在增援兵力方面，顯然占有荷蘭人無可相比的優勢。
這不是一個無聊瑣碎的問題，而是攸關另一個重大謎團，一個深深吸引過韋伯（Max Weber）乃至戴蒙（Jared Diamond）等許多重量級思想家的謎團：位於舊大陸邊緣的西歐國家，原本就亞洲標準而言，堪稱是落後的國家，為何卻在十六世紀開始稱霸全球？
關於歐洲為何能夠占據新大陸，現在已大致有了共識。重點就在於槍炮、病菌與鋼鐵。然而，摩洛哥人、鄂圖曼土耳其人、古吉拉特人（Gujaratis）、緬甸人、馬來人、日本人、中國人及其他無數民族也同樣擁有槍炮、病菌與鋼鐵，所以歐洲的崛起究竟還有哪些因素？歐洲國家為什麼能夠建立全球性的帝國—先是葡萄牙與西班牙，接著是荷蘭與英國──不僅占領美洲，還擴張至全世界的各個角落？
以前，史學家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通常是指稱歐洲擁有優越的文明：歐洲人的政治組織、經濟結構、科學與技術都比較先進。不過，亞洲史學在過去數十年來的成長，已經對這種觀點提出了質疑。每當有人指稱歐洲在任何一個領域具有優勢—例如財產權、人均所得、勞動生產力或火炮製造—不久就有亞洲史學家指出這樣的說法並不正確。歐洲優越論已然崩解，看來也不太可能有機會再度崛起。
視界廣及全人類的史學家──即所謂的全球史學家──對此一現象的回應則是重新設想全世界的歷史，提出一套修正主義的世界史模型。他們認為發展程度最高的亞洲社會其實與西歐國家的發展進程相似，而且歐洲與亞洲的分歧乃是相當晚近才出現的現象。歐洲與亞洲的分歧點不在哥倫布啟航的一四九二年，不在達伽馬（Vasco da Gama）繞過非洲的一四九七年，不在英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的一六○○或一六○二年，甚至也不在一七五七年，亦即英國將領克萊武（Robert Clive）在著名的普拉西戰役（Battle of Plassey）當中打敗印度大軍，讓大英帝國得以正式進駐印度的那一年。這些修正主義史學家指出，不論在經濟或科技方面，西歐與亞洲許多地區原本都大致勢均力敵，直到十八世紀末期，才在工業化與隨之而來的經濟革命之下產生了變化。
這是一種激進的論點。傳統論述把歐洲描繪成黑暗世界裡的一盞啟蒙明燈，但修正主義史學家卻把西方的崛起視為歐亞發展此一大架構中的一部分，而歐亞發展乃是一場創新共享的深遠歷史，亞洲社會更是這項發展的原動力。
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這套修正主義的模型。一群學者就曾對修正主義者提出抨擊，對於他們打算推翻數百年來由亞當．斯密（Adam Smith）乃至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等傑出思想家所建構的論述深感挫折。有些人甚至指控修正主義者扭曲史料與邏輯，認定他們的動機不是出於學者對證據的熱愛，而是對政治正確的信奉，是種意識形態的狂熱，目的在推翻西方的領導地位、譴責歐洲中心論。
修正主義者回應指出，舊式的世界史觀的確是以歐洲為中心，原因是這種史觀成形的時候，我們對於亞洲還一無所知。他們認為新的資料必須反映在新的理論當中。為支持自己的論點，雙方都紛紛舉出令人興奮的數據：格但斯克（Gdansk）非技術建築工的薪資水準、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十七世紀的每人穀物消費量、印度北部的牲畜運貨能力。然而，這些爭辯卻遲遲得不出結論。其中一個核心爭議點，就是工業化時代之前的歐洲殖民活動。修正主義者的說法如果正確，歐、亞之間的大分歧確實出現於一八○○年左右，那麼歐洲國家在先前三百年間的四處征服該如何解釋？
舊理論的捍衛者認為歐洲的殖民活動本身即是歐洲較為進步的證據，但修正主義者反駁指出，歐洲的強權其實比一般假設的要脆弱得多，尤其在亞洲更是如此。當時歐洲各國在亞洲所能控制的陸地殖民地少之又少，而且不論在資金、安全與貿易機會等方面，都極為仰賴亞洲國家。此外，修正主義者也指出，歐洲國家之所以能夠擴張至亞洲的海域，純粹是因為亞洲國家任由它們這麼做。歐洲獲益於亞洲海域的權力真空，因為好運而得以闖入亞洲這個洞開的防衛缺口。
我本身屬於修正主義者。我的第一本著作檢驗了自一六二四年起，荷蘭在台灣的殖民地的誕生與成長。
我在那本書中指出，荷蘭之所以能夠殖民台灣，不是因為科技或經濟組織方面的優越，而是因為中國、日本與朝鮮國的政府都無意經營台灣。我寫道，隨著國姓爺在一六五○年代崛起，這種現象也就改變了。國姓爺追求的目標是攻下北京，滅清復明；但他發現自己達不到這項目標之後，便決定轉而進軍台灣。在講述他征服台灣的一個簡短章節裡，我提到他打敗荷蘭人根本不費吹灰之力。我認為他的兵力極為強大，荷蘭人絕對不可能戰勝他。因此，我強烈支持修正主義模型，也認為歐洲的擴張，背後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科技能力，而是政治意志。
這是我當時的信念，並且至今也大致抱持相同的看法。不過，在那本書出版之後，有人請我撰寫一篇文章，探討國姓爺侵略台灣的經過。我當時一口就答應了下來，心想這件工作不必花費太多力氣，只需再額外找些資料，填補我在那本書中概述過的那段故事即可。然而，當我開始埋頭查閱史料之後，卻發現兩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第一，史料來源豐富得令人難以置信。其中充滿形象鮮明的人物：國姓爺膚色白皙、長相英俊且滿身疤痕，擎起武士刀與弓箭，可謂所向無敵。他說起話來咄咄逼人，牙尖嘴利、眼目靈活，經常咆哮怒吼，砍人頭顱毫不手軟。但除了他以外，還有以下這些各式各樣的角色：英勇的中國將領甘輝；自信過度、幾至荒謬的荷軍指揮官拔鬼仔；逢迎媚上又多愁善感，寫信都不免被淚水沾溼筆墨的荷蘭人貓難實叮；辯才無礙但時運不濟的中國自由鬥士張煌言；一名勇敢但欠缺思慮的中國農夫；兩名大膽的非洲男孩；一名言行粗鄙的日耳曼酒鬼；一名滿懷恨意且患有語言缺陷的荷蘭艦隊司令官。當然，也包括做事謹慎細心又傲慢自負的揆一。史料文件裡充滿生動的對話與描寫、戲劇性的情節與各種陰謀詭計，而且中國的史料還詳細記載國姓爺的軍事部署，包括戰陣安排、船隻種類、作戰策略等等；這些史料在西方學界裡，鮮為人知。
但我發現的第二件事情，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我原本的認知並不正確。率領一千兩百名士兵作戰的揆一，其實大有可能打贏這場戰爭。我的發現明確挑戰了我原本信奉的修正主義模型：原來荷蘭在部分領域的科技水準，確實具有決定性的優越性。這項發現令我大感意外。此外，在闡釋西方崛起的各種理論當中，我的發現也證實了其中最引人入勝的一套模型，亦即「軍事革命論」此一傳統世界史正統模型的一套變體。
根據軍事革命論的觀點，前工業化時代的歐洲國家，擁有一項超越世界其他地區的關鍵優勢，那就是頻繁的戰爭。這項論點指出，歐洲國家經常互相征戰，因此愈來愈精通於戰事。頻繁的戰爭造就了創新的大熔爐，促使歐洲發展出全世界殺傷力最猛烈的槍炮、訓練最精良的部隊、武力最強大的船艦，以及防護最堅固的堡壘。
修正主義人士及其批判者都援引軍事革命論，但雙方看待的角度各自不同。修正主義者承認歐洲國家的軍事能力稍微優於其他歐亞國家，但不注重這項優勢的科技面向，也不認為這項優勢反映了歐洲的整體優越性。反修正主義者則指稱歐洲的軍事優勢反映了歐洲社會領先亞洲社會的現象，包括經濟、政治、行政、科學與技術等各個方面。
更複雜的是，軍事史學家本身對歐洲在軍事方面的領先幅度，也爭論不休。這項爭論的代表，為兩名英國學者之間平和的論戰。一方是帕克（Geoffrey Parker），他乃認真細心的研究者，曾在世界各地數以百計的檔案處與圖書館內從事過研究工作。他在軍事革命論方面撰寫了一部深具影響力的原創性著作，以極具說服力的細膩論點，指出歐洲軍力在全球舞台上具有優越地位。他認為歐洲在戰爭方面的科技與組織性優勢，能夠用來解釋歐洲何以在工業化之前控制全世界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面積。而這場論戰的另一方，是帕克的好友布萊克（Jeremy Black）。這位學識驚人的學者所撰寫的著作數量，比他的年齡數字還要多；他認為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科技落差幅度不大，能夠輕易被彌補。他提出的論點也同樣極具說服力。
這場論戰難以得出結論，原因是我們對歐洲以外的戰爭所知極少。史學家向來都把焦點集中在歐洲的戰爭上，相關研究在軍事史領域的書籍與文章當中占了絕大部分，數量比其他著作多出二、三十倍。
不過，近來有一群年輕學者將注目焦點轉向中國軍事史。他們的結論已撼動了學術界，因為他們提出證據充分的論點，指稱軍事革命並非始於歐洲，而是中國。……
城市的精神：為什麼城市特質在全球化時代這麼重要？
前言：市民精神
都市社群主義∕逛街和講故事∕推廣一種精神∕本書提綱∕厚與薄
耶路撒冷：宗教之城
有心的人∕擁有上帝形象的城市∕信仰和宗教∕向下滑行：信仰、政治和黨派∕惡化：信仰和民族性∕信仰和權力，權力的腐敗∕長著人心的石頭∕沒有公民的城市∕第11戒：從宗教到仁慈
蒙特婁：語言之城
什麼孤獨？∕兩種孤獨∕蒙特婁再征服∕走向文化多元主義？∕關鍵是冰球，笨蛋！
新加坡：建國之城
物質福利的價值∕多元種族主義的價值∕賢能政治的價值∕愛國主義和政治壓制
香港：享樂之城
殖民主義和發財∕共產國家的資本主義城市∕沒有享樂主義的物質主義
北京：政治之城
過去：抹去過去的痕跡∕現在：去政治化的政治∕未來：復興過去
牛津：學術之城
學習、研究、學術：釐清概念∕學習：沉思和創造∕學習：研究的適當氣候∕學習：不遵守常規者的行為和傳統的作用∕學習和上課
柏林：寬容之城
與過去和解：加害者與受害者∕寬容還是冷漠？∕建築、透明、民主和開放∕重新講述故事∕透明和與過去和解∕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內心的多樣性∕與過去和解的代價∕把我從自由中解脫出來
巴黎：浪漫之城
一個好萊塢的故事∕一個非巴氏消毒殺菌的城市∕浪漫與道德
紐約：抱負之城
世界首都∕抱負與社群∕社區和城市
愛城主義閒逛者 楊子葆（輔仁大學國際教育長、前外交部次長）
就在今年初，這本書的作者之一貝淡寧教授才剛撰文新創並鼓吹一種所謂的「愛城主義」（Civicism）。他認為迄今還沒有一個字能夠深刻表達我們對於城市的熱愛。愛國主義（Patriotism）適用於國家，但顯然不適用於城市。尤其國家太大、太複雜、太多元，因此也太危險，不值得人們漫無節制地去愛。為呈現對城市的獨特情感，我們需要「愛城主義」這樣的新字。而隨著世界的都市化，愛城主義正在傳播蔓延到全世界每一個遙遠偏僻的角落，我們應該重新學習認識與感受我們的以及別人的城市。
「愛城主義」這個字也許很新，但是它背後的精神卻非常古典。柏拉圖的《理想國》（The Republic, around 380 BC）想凸顯的正是某種「城市精神」：「人太渺小，宇宙太大，而城市就像一本書，書中的字體大小，完全配合我們的洞悉能力。」
《城市的精神》這本由北京清華大學教授貝淡寧和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德夏里特合著的書，彷彿帶著柏拉圖式的古典價值，兩位作者以散步的方式，考察了「宗教之城」耶路撒冷、「語言之城」蒙特婁、「建國之城」新加坡、「享樂之城」香港、「政治之城」北京、「學術之城」牛津、「寬容之城」柏林、「浪漫之城」巴黎，以及「抱負之城」紐約等九座城市，並嘗試勾勒城市所展現的具象面貌，並萃取如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Le citta invisibili, 1972）般綿綿若存有深致之抽象靈魂。他們似乎以苦行實踐，印證馬克思在倫敦圖書館裡關於《資本論》（Das Kapital, 1867）的苦苦思索：「城市是歷史的主題。」
但幸虧兩位教授是在散步，不是苦行，散步的心情總是輕鬆愉快的。如果容我脫韁聯想的話，我因此想再重讀的不是那些偉大鉅作，而是2005年一本由美國出版的管理學暢銷書《領導學散步》（The 100-Mile Walk）。這本書的內容是65歲的企業家父親，與36歲的創業家兒子，離開辦公室與會議室、離開家庭與俱樂部，兩個人輪流決定路徑，一起散步，分享討論關於領導的見解，整整六個月的時間，總共走了100英里，也留下這本關於領導品質九項主題的對話記錄。
《領導學散步》最扣人心弦的元素，是散步，剔除散步，餘下不過是些尋常可見的領導論述。但這裡所說的散步，絕非美國作家梭羅《散步》（Walking, 1861）裡那種「如果你已經準備好離開父親與母親，以及兄弟與姊妹，以及妻子、子女與朋友，並且準備好永遠不再看到他們；如果你清償所有債務，下了決心，安頓好所有事情，完全自由了，那麼你可以開始一趟步行之旅」追求真理的決然切割，而是脫離原來工作與生活的環境制約，與另一人一起出走，散步、相處、對話，不疾不徐，沒有非達到不可的責任目標，沒有講究成本效益的效率考量，也沒有人情世故的纏繞牽連，反而可以獲致因為解放而洋溢的創意，以及因為自由而更深化的關係，這就是「一起散步」的力量。
我們都需要在城市裡散步，一起，或者獨自。如果一座城市至少需要我們以100英里的散步來「重新認識」，那麼《城市的精神》這本書也許可以增加一個副標題：900英里的城市散步。
並且這散步，應該是法國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筆下的「閒逛」（flaner）。面對十九世紀急遽現代化與都市化的時代，波德萊爾曾感慨「城市面貌變得比人心還快」，相形之下，「『閒逛者』（flaneur）是富有想像力的孤獨者」，而「想要成為一個完美的閒逛者與熱情的觀察者，就必須走入人群，唯有在那兒才能找到無限的歡娛。」
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則演繹「閒逛者」觀察現代城市生活，也抵抗現代城市生活。為了抗拒越趨商品化、講求效率和快速的城市空間運作邏輯，他們以「緩慢」來對抗城市，消磨時間，甚至超越時間，感受到歷史在城市紋理中的沉澱積累，因此能遊走在具體的、想像的，過去、現在、未來，二維、甚至三維，更廣義的空間裡，並讓自己成為自由遊走的「擺渡者」（passeur）。
城市「閒逛者」或「擺渡者」曾經是上一個世紀之交知識分子的夢，卻在我們這個時代成為可能，因為交通與資訊科技的進步，具體或抽象的移動都變得更容易，所缺的只是態度──《城市的精神》固然提供「神遊900英里」的難得機會，更重要的是，它同時也建議一種讓這個世紀之交現代市民自我解放的態度。放下書本，出去散個步閒逛吧，找個伴，或者就獨自一人，不為什麼，就只因為知道有了個「愛城主義」新字，就是為了「閒逛」，而「閒逛」。
序二
城市的自我認同與定位 謝哲青（文史工作者）
在英國求學的時候，我就住在倫敦近郊、泰晤士河南岸的格林威治（Greenwich）。格林威治雖然與倫敦比鄰而居，卻可以說是咫尺天涯，泰晤士河將它們分割成兩個不同的世界。
以海軍歷史與本初子午線聞名的格林威治，就某些層面而言，是個具有英格蘭南方鄉村氣質的聚落，走在昔日皇家海軍學院的公園裡，時常讓人有置身於北方湖區的美好錯覺。反觀時尚繁華的倫敦，是歐洲最大的現代都會，許多人不知道，我們口語習以為常的倫敦，其實是由不同的聚落集合而成的組合城市（Conurbation）。就核心倫敦而言，大致上以西敏市（City of Westminster）與西堤區（City of London）為中心，發展成今天33個自治行政區、人口約1,200萬的大都會。
越過著名的倫敦塔橋（Tower Bridge），走在泰晤士河北岸，就踏入了市區最古老的心臟。從羅馬帝國在此建立不列顛尼亞行省省會以後，一直到中世紀，西堤區就等於倫敦市區，周圍則有高大的城牆與碉堡，也就是今天的倫敦塔（The Tower of London）拱衛。城外則是零星的修道院與莊園，當時的西敏（Westminster，意思是「西區修道院」）──今日的西敏市──只是其中一個以修道院為中心的小村落。
300多年前的倫敦，都會發展已達崩潰的臨界邊緣，老城區破落的建築與街道不堪人口成長壓力，成為藏污納垢的犯罪溫床，日漸劣化的環境衛生，引爆了文藝復興時期以後最大的黑死病流行，超過10萬人在這場瘟疫中喪生。長期內戰所帶來的動盪不安，更讓英格蘭王國面臨分崩離析的悲慘局面。
不過，就在1666年9月2日晚間，彷彿來自地獄般的大火，從西堤老區布丁巷的一家烘焙坊開始延燒全城，四個晝夜的焚燒吞噬了無數建築，四分之三的城市付之一炬。不過，大火也結束了肆虐的瘟疫，更提供了日益衰敗的舊城浴火重生的契機。
登上311階的倫敦大火紀念碑（Monument to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從62公尺高的塔頂眺望，都是1667年大火之後規劃設計的城區。克里斯多福．雷恩（Sir Christopher Wren）的倫敦市一方面維持舊倫敦市區的功能，透過重建而進一步得到擴張的市區，大量人口從世界各地湧進倫敦，整個城市變成無與倫比的生命共同體。到了1700年，倫敦從灰燼裡重生，躍升為全歐洲最大的都會。即使歷史學家無法精確計算，但在可容許的範圍內，當時的阿姆斯特丹人口約為12萬，羅馬為27萬，巴黎為50萬，倫敦則在52.5萬至60萬之間，就巴洛克時期的歐洲局勢，人口即為國家力量的指標。
大量的外來移民文化迅速改變英格蘭的國家特色。以《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聞名的英格蘭作家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曾用諷刺詩提到：一個天生的英格蘭人的概念是虛構、是矛盾的，它只是一個比喻，所謂的英國人應該是世界人。十五世紀後的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思潮崛起，透過大火的(火段)冶，蛻變為不死鳳凰。西堤區隨著時代遷移，整個大英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逐漸轉移至西敏市境內的西區（West End），西堤區則維持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多元的外來文化為倫敦市注入活水，在洗滌與循環重生之後，薈萃成啟蒙時代的思想精華，為下一輪太平盛世與之後日不落帝國奠下堅實基礎，也成為倫敦人的精神特色：實事求是，求新求變。
今天我們站在市區的萊斯特廣場，倫敦的城市精神就在咫尺之內展露無遺，四周熙來攘往的人們，各自擁有不同的膚色，使用不同的語言，懷抱不同的夢想，包括個人在內，我也成為倫敦普世精神的一部分，我也參與了現代倫敦的詮釋與表達。當我們走入由雷恩爵士所設計完成的聖保羅大教堂，重建的推手就安葬在東南角，由他的兒子為雷恩所寫的墓誌銘仍昭告世人：如果你要找尋他的紀念碑，看看你的周圍即可。
由貝淡寧與艾維納．德夏里特合作撰寫的《城市的精神》，從普世價值與人文主義的觀點，穿梭於歷史與新聞現場，探討現代城市的自我認同與定位，像班雅明與波德萊爾般的細膩思考，引領讀者回溯自我的生命經驗，重新思考個人與群體、群體與城市的亙古命題。
內文1
走在旺角的街上，我感到壓抑。街上擠滿了人，但基本上看不到笑臉。人們腳步匆匆，一邊大聲地打電話，無論在街道市場上還是在小店裡，人人都在忙著做自己的事。高樓上的老年人在頂樓上晾曬衣服。閃爍的霓虹燈標示牌凸出來指向各個方向（漢字可以橫寫也可以豎寫，商人充分利用語言的多樣性），空調滴水灑在路人身上，雙層公共汽車差一點撞上路人（他在交通燈還沒有變綠時就快速跑過馬路）。我又累又熱，轉進一家餐館休息。餐館位於混合使用的樓房三樓，我進入電梯後馬上按關門鍵，這是我在香港養成的習慣（相反地，在蒙特婁就隨意多了，因為許多電梯根本就沒有關門鍵）。
旺角（位於九龍，是香港的大陸部分）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每平方公里有13萬個居民，還不包括非法移民及大批外地遊客。從客觀標準衡量，它應該是多數好生活的底層。最近的研究顯示，對一個城市越來越多的「認知負擔」，會造成人們注意力和記憶力的喪失，嚴重影響人們的情緒，甚至干擾人們的自控能力。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那些曾經在密西根州安娜堡市鬧區街道走過的人，情緒會變糟，在涉及重複一系列看過的數字的測試中的分數，比在植物園散步的人的分數更低。
香港大學一個管理部門的朋友剛剛從澳大利亞度假回來。我問她假期過得如何，她說過得很開心，不過回來還是很高興，她解釋說澳大利亞「太空曠了」。
但是，在香港似乎就該這樣運作。在街道層次上，破碎的和不連貫的形式背後有一種秩序：施培德（Peter Cookson Smith）注意到的「結構性動盪」是「香港街景的有趣描述」。一方面，該市以犯罪率低而著稱：即使在被認為香港黑幫活動中心之一的旺角，單身婦女晚上一個人行走也是安全的。酗酒和吸毒的事很稀少。香港人的預期壽命是世界第六高：男人79歲，女人85歲。香港人不是尋求逃避都市文化，而是常常在移居國外後尋找再創造這種文化。紐約和多倫多等城市的唐人街非常類似香港街道的熱鬧環境，可能是在高度管理下的都市環境之內。
香港最高的建築是作為金融機構所在地的88層的國際金融中心二期。據公司網站說，該大樓「頂端是個雕塑皇冠，慶祝塔頂直插天空的高度」。但是和我交談的每個香港人都說，它看起來更像抓錢的一隻手。
香港的「結構性動盪」的祕密並不神祕。人人都在忙著做一件事：賺錢。人們努力工作賺錢，人口稠密的都市環境讓交流和生意更容易。是的，擁擠的生活環境反映了政策決策以及在多山地方的建築的局限性。不過，它也反映了許多人最關心的事：誰願意把時間浪費在從郊區到工作場所的旅途上？
小時候在蒙特婁，我渴望去探望有錢的祖父母。他們經營一家童裝廠，廠名就是以作為設計師的祖母的名字命名的。我喜歡和他們在一起，也喜歡到豪華的餐館吃飯。但是爺爺的轎車總是讓我尷尬。他來接我時，總是開著昂貴的林肯大陸轎車或者奢華的白色凱迪拉克轎車。在從我們街區出來時，我不得不假裝肚子不舒服，彎下腰來，這樣我的工人階級和移民後代朋友就看不見我坐在車裡。25年後，香港一個學界朋友提出，願意把他的寶馬車賣給我。雖然有14年車齡了，但看起來仍然非常引人注目。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擁有一輛寶馬車，周圍人似乎都有一輛賓士或是寶馬。我愉快地買了下來。
一個著名的香港故事，是一個有錢人把他的勞斯萊斯轎車停在最貧窮的街區，馬上就有一群充滿羨慕的人圍上來（在美國城市的窮人區，故事可能是這輛車被故意砸壞）。當然，故事的寓意是香港對富人沒有多少怨恨。人人都努力工作，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不是那麼明顯（香港的億萬富翁很少因為能力而受到稱讚），成功者不過比多數人更幸運而已。為什麼要對幸運者感到仇恨呢？這就像仇恨香港馬會的獲獎者一樣沒有道理。或許有點羨慕，但不是仇恨，當然更沒有到傷害獲勝者的程度。下一次或者下一代，就輪到其他人獲勝了。
我家曾被香港最著名的企業律師之一邀請參加香港賽馬俱樂部的午宴。雖然我們的主人多年前就聘用我妻子在其律師事務所工作，但談話沒有涉及工作。我們吃了一頓美味可口的點心，把每一道食品都吃光，因為女主人解釋她從來不在盤中留下任何東西（相反地，我想起一個有錢的美國朋友告訴我，他總是留下一些食物，以便提醒自己，他不是因為餓才吃東西）。她注意到香港從來沒有實行貴族制度，這或許幫助解釋了缺乏高雅文化和更平等的職業道德。主人擔心新一代香港人失掉了為香港生活方式提供動力的職業道德和奮鬥精神（我14歲的兒子回答說，你們這一代應該為破壞環境和造成全球氣候暖化而受到批評）。
香港有一個著名的統計數字，人均擁有的勞斯萊斯轎車比任何別的城市都多。這說明了香港職業道德的什麼呢？香港人應該努力工作而不是努力遊玩，那麼為什麼花錢購買名牌商品和奢侈品呢？這是否意味著香港人失掉了促使香港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動力呢？他們變成喜歡享樂而不是工作的放縱的享樂主義者了？
香港人喜歡豪華轎車的理由之一是他們的公寓太小。他們必須透過其他方式炫耀財富，如購買高檔轎車。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放縱的享樂主義者。實際上，炫耀財富的整個思想更多是考慮他人的，目的是向別人顯示自己很快樂，而不是自己去感受那種快樂，除非這種快樂也能影響別人的想法。而且，香港人消費並不是大手大腳，個人儲蓄率仍然很高，政府的資金儲備位居世界前列。就好像香港人只花錢讓資本主義車輪轉起來就行，僅此而已。
雖然如此，情況確實發生了變化。偉大的伊斯蘭思想家伊本‧卡爾敦（Zbn Khaldun, 1332-1406）提出了一個解釋朝代衰落的理論，或許可以用來預示香港的未來。按照卡爾敦的說法，讓個人為部落獻身的asabiyah（群體感情）和部落忠誠是政治力量的關鍵。對部落的感情越強，部落的戰鬥力就越強，能夠戰無不勝。「眾所周知，沙漠生活無疑是兇悍的群體比他人更兇猛的原因。他們更容易獲得優越地位，掠奪其他國家手中的東西。」但是，慢慢地，遊牧部落的征服者屈服於奢華城市生活的誘惑，這就是其命運終結的開始了。曾經兇悍的遊牧部落在外來者面前變成了柔軟的、虛弱的、溫馴的群體，這個朝代最終被更強大群體感情武裝起來的新部落征服。就香港來說，來自中國大陸的兇悍遊牧部落已經在消亡。隨著移民經驗從集體記憶中消失，它不再擁有同樣的強大動機。老年人擔心下一代香港人或許屈服於奢侈都市生活的誘惑。但把香港人團結起來的群體感情到底是在削弱還是在增強呢？
（本文摘自《城市的精神》「香港：享樂之城」一章）
都市社群主義∕逛街和講故事∕推廣一種精神∕本書提綱∕厚與薄
耶路撒冷：宗教之城
有心的人∕擁有上帝形象的城市∕信仰和宗教∕向下滑行：信仰、政治和黨派∕惡化：信仰和民族性∕信仰和權力，權力的腐敗∕長著人心的石頭∕沒有公民的城市∕第11戒：從宗教到仁慈
蒙特婁：語言之城
什麼孤獨？∕兩種孤獨∕蒙特婁再征服∕走向文化多元主義？∕關鍵是冰球，笨蛋！
新加坡：建國之城
物質福利的價值∕多元種族主義的價值∕賢能政治的價值∕愛國主義和政治壓制
香港：享樂之城
殖民主義和發財∕共產國家的資本主義城市∕沒有享樂主義的物質主義
北京：政治之城
過去：抹去過去的痕跡∕現在：去政治化的政治∕未來：復興過去
牛津：學術之城
學習、研究、學術：釐清概念∕學習：沉思和創造∕學習：研究的適當氣候∕學習：不遵守常規者的行為和傳統的作用∕學習和上課
柏林：寬容之城
與過去和解：加害者與受害者∕寬容還是冷漠？∕建築、透明、民主和開放∕重新講述故事∕透明和與過去和解∕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內心的多樣性∕與過去和解的代價∕把我從自由中解脫出來
巴黎：浪漫之城
一個好萊塢的故事∕一個非巴氏消毒殺菌的城市∕浪漫與道德
紐約：抱負之城
世界首都∕抱負與社群∕社區和城市
愛城主義閒逛者 楊子葆（輔仁大學國際教育長、前外交部次長）
就在今年初，這本書的作者之一貝淡寧教授才剛撰文新創並鼓吹一種所謂的「愛城主義」（Civicism）。他認為迄今還沒有一個字能夠深刻表達我們對於城市的熱愛。愛國主義（Patriotism）適用於國家，但顯然不適用於城市。尤其國家太大、太複雜、太多元，因此也太危險，不值得人們漫無節制地去愛。為呈現對城市的獨特情感，我們需要「愛城主義」這樣的新字。而隨著世界的都市化，愛城主義正在傳播蔓延到全世界每一個遙遠偏僻的角落，我們應該重新學習認識與感受我們的以及別人的城市。
「愛城主義」這個字也許很新，但是它背後的精神卻非常古典。柏拉圖的《理想國》（The Republic, around 380 BC）想凸顯的正是某種「城市精神」：「人太渺小，宇宙太大，而城市就像一本書，書中的字體大小，完全配合我們的洞悉能力。」
《城市的精神》這本由北京清華大學教授貝淡寧和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德夏里特合著的書，彷彿帶著柏拉圖式的古典價值，兩位作者以散步的方式，考察了「宗教之城」耶路撒冷、「語言之城」蒙特婁、「建國之城」新加坡、「享樂之城」香港、「政治之城」北京、「學術之城」牛津、「寬容之城」柏林、「浪漫之城」巴黎，以及「抱負之城」紐約等九座城市，並嘗試勾勒城市所展現的具象面貌，並萃取如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Le citta invisibili, 1972）般綿綿若存有深致之抽象靈魂。他們似乎以苦行實踐，印證馬克思在倫敦圖書館裡關於《資本論》（Das Kapital, 1867）的苦苦思索：「城市是歷史的主題。」
但幸虧兩位教授是在散步，不是苦行，散步的心情總是輕鬆愉快的。如果容我脫韁聯想的話，我因此想再重讀的不是那些偉大鉅作，而是2005年一本由美國出版的管理學暢銷書《領導學散步》（The 100-Mile Walk）。這本書的內容是65歲的企業家父親，與36歲的創業家兒子，離開辦公室與會議室、離開家庭與俱樂部，兩個人輪流決定路徑，一起散步，分享討論關於領導的見解，整整六個月的時間，總共走了100英里，也留下這本關於領導品質九項主題的對話記錄。
《領導學散步》最扣人心弦的元素，是散步，剔除散步，餘下不過是些尋常可見的領導論述。但這裡所說的散步，絕非美國作家梭羅《散步》（Walking, 1861）裡那種「如果你已經準備好離開父親與母親，以及兄弟與姊妹，以及妻子、子女與朋友，並且準備好永遠不再看到他們；如果你清償所有債務，下了決心，安頓好所有事情，完全自由了，那麼你可以開始一趟步行之旅」追求真理的決然切割，而是脫離原來工作與生活的環境制約，與另一人一起出走，散步、相處、對話，不疾不徐，沒有非達到不可的責任目標，沒有講究成本效益的效率考量，也沒有人情世故的纏繞牽連，反而可以獲致因為解放而洋溢的創意，以及因為自由而更深化的關係，這就是「一起散步」的力量。
我們都需要在城市裡散步，一起，或者獨自。如果一座城市至少需要我們以100英里的散步來「重新認識」，那麼《城市的精神》這本書也許可以增加一個副標題：900英里的城市散步。
並且這散步，應該是法國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筆下的「閒逛」（flaner）。面對十九世紀急遽現代化與都市化的時代，波德萊爾曾感慨「城市面貌變得比人心還快」，相形之下，「『閒逛者』（flaneur）是富有想像力的孤獨者」，而「想要成為一個完美的閒逛者與熱情的觀察者，就必須走入人群，唯有在那兒才能找到無限的歡娛。」
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則演繹「閒逛者」觀察現代城市生活，也抵抗現代城市生活。為了抗拒越趨商品化、講求效率和快速的城市空間運作邏輯，他們以「緩慢」來對抗城市，消磨時間，甚至超越時間，感受到歷史在城市紋理中的沉澱積累，因此能遊走在具體的、想像的，過去、現在、未來，二維、甚至三維，更廣義的空間裡，並讓自己成為自由遊走的「擺渡者」（passeur）。
城市「閒逛者」或「擺渡者」曾經是上一個世紀之交知識分子的夢，卻在我們這個時代成為可能，因為交通與資訊科技的進步，具體或抽象的移動都變得更容易，所缺的只是態度──《城市的精神》固然提供「神遊900英里」的難得機會，更重要的是，它同時也建議一種讓這個世紀之交現代市民自我解放的態度。放下書本，出去散個步閒逛吧，找個伴，或者就獨自一人，不為什麼，就只因為知道有了個「愛城主義」新字，就是為了「閒逛」，而「閒逛」。
序二
城市的自我認同與定位 謝哲青（文史工作者）
在英國求學的時候，我就住在倫敦近郊、泰晤士河南岸的格林威治（Greenwich）。格林威治雖然與倫敦比鄰而居，卻可以說是咫尺天涯，泰晤士河將它們分割成兩個不同的世界。
以海軍歷史與本初子午線聞名的格林威治，就某些層面而言，是個具有英格蘭南方鄉村氣質的聚落，走在昔日皇家海軍學院的公園裡，時常讓人有置身於北方湖區的美好錯覺。反觀時尚繁華的倫敦，是歐洲最大的現代都會，許多人不知道，我們口語習以為常的倫敦，其實是由不同的聚落集合而成的組合城市（Conurbation）。就核心倫敦而言，大致上以西敏市（City of Westminster）與西堤區（City of London）為中心，發展成今天33個自治行政區、人口約1,200萬的大都會。
越過著名的倫敦塔橋（Tower Bridge），走在泰晤士河北岸，就踏入了市區最古老的心臟。從羅馬帝國在此建立不列顛尼亞行省省會以後，一直到中世紀，西堤區就等於倫敦市區，周圍則有高大的城牆與碉堡，也就是今天的倫敦塔（The Tower of London）拱衛。城外則是零星的修道院與莊園，當時的西敏（Westminster，意思是「西區修道院」）──今日的西敏市──只是其中一個以修道院為中心的小村落。
300多年前的倫敦，都會發展已達崩潰的臨界邊緣，老城區破落的建築與街道不堪人口成長壓力，成為藏污納垢的犯罪溫床，日漸劣化的環境衛生，引爆了文藝復興時期以後最大的黑死病流行，超過10萬人在這場瘟疫中喪生。長期內戰所帶來的動盪不安，更讓英格蘭王國面臨分崩離析的悲慘局面。
不過，就在1666年9月2日晚間，彷彿來自地獄般的大火，從西堤老區布丁巷的一家烘焙坊開始延燒全城，四個晝夜的焚燒吞噬了無數建築，四分之三的城市付之一炬。不過，大火也結束了肆虐的瘟疫，更提供了日益衰敗的舊城浴火重生的契機。
登上311階的倫敦大火紀念碑（Monument to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從62公尺高的塔頂眺望，都是1667年大火之後規劃設計的城區。克里斯多福．雷恩（Sir Christopher Wren）的倫敦市一方面維持舊倫敦市區的功能，透過重建而進一步得到擴張的市區，大量人口從世界各地湧進倫敦，整個城市變成無與倫比的生命共同體。到了1700年，倫敦從灰燼裡重生，躍升為全歐洲最大的都會。即使歷史學家無法精確計算，但在可容許的範圍內，當時的阿姆斯特丹人口約為12萬，羅馬為27萬，巴黎為50萬，倫敦則在52.5萬至60萬之間，就巴洛克時期的歐洲局勢，人口即為國家力量的指標。
大量的外來移民文化迅速改變英格蘭的國家特色。以《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聞名的英格蘭作家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曾用諷刺詩提到：一個天生的英格蘭人的概念是虛構、是矛盾的，它只是一個比喻，所謂的英國人應該是世界人。十五世紀後的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思潮崛起，透過大火的(火段)冶，蛻變為不死鳳凰。西堤區隨著時代遷移，整個大英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逐漸轉移至西敏市境內的西區（West End），西堤區則維持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多元的外來文化為倫敦市注入活水，在洗滌與循環重生之後，薈萃成啟蒙時代的思想精華，為下一輪太平盛世與之後日不落帝國奠下堅實基礎，也成為倫敦人的精神特色：實事求是，求新求變。
今天我們站在市區的萊斯特廣場，倫敦的城市精神就在咫尺之內展露無遺，四周熙來攘往的人們，各自擁有不同的膚色，使用不同的語言，懷抱不同的夢想，包括個人在內，我也成為倫敦普世精神的一部分，我也參與了現代倫敦的詮釋與表達。當我們走入由雷恩爵士所設計完成的聖保羅大教堂，重建的推手就安葬在東南角，由他的兒子為雷恩所寫的墓誌銘仍昭告世人：如果你要找尋他的紀念碑，看看你的周圍即可。
由貝淡寧與艾維納．德夏里特合作撰寫的《城市的精神》，從普世價值與人文主義的觀點，穿梭於歷史與新聞現場，探討現代城市的自我認同與定位，像班雅明與波德萊爾般的細膩思考，引領讀者回溯自我的生命經驗，重新思考個人與群體、群體與城市的亙古命題。
內文1
走在旺角的街上，我感到壓抑。街上擠滿了人，但基本上看不到笑臉。人們腳步匆匆，一邊大聲地打電話，無論在街道市場上還是在小店裡，人人都在忙著做自己的事。高樓上的老年人在頂樓上晾曬衣服。閃爍的霓虹燈標示牌凸出來指向各個方向（漢字可以橫寫也可以豎寫，商人充分利用語言的多樣性），空調滴水灑在路人身上，雙層公共汽車差一點撞上路人（他在交通燈還沒有變綠時就快速跑過馬路）。我又累又熱，轉進一家餐館休息。餐館位於混合使用的樓房三樓，我進入電梯後馬上按關門鍵，這是我在香港養成的習慣（相反地，在蒙特婁就隨意多了，因為許多電梯根本就沒有關門鍵）。
旺角（位於九龍，是香港的大陸部分）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每平方公里有13萬個居民，還不包括非法移民及大批外地遊客。從客觀標準衡量，它應該是多數好生活的底層。最近的研究顯示，對一個城市越來越多的「認知負擔」，會造成人們注意力和記憶力的喪失，嚴重影響人們的情緒，甚至干擾人們的自控能力。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那些曾經在密西根州安娜堡市鬧區街道走過的人，情緒會變糟，在涉及重複一系列看過的數字的測試中的分數，比在植物園散步的人的分數更低。
香港大學一個管理部門的朋友剛剛從澳大利亞度假回來。我問她假期過得如何，她說過得很開心，不過回來還是很高興，她解釋說澳大利亞「太空曠了」。
但是，在香港似乎就該這樣運作。在街道層次上，破碎的和不連貫的形式背後有一種秩序：施培德（Peter Cookson Smith）注意到的「結構性動盪」是「香港街景的有趣描述」。一方面，該市以犯罪率低而著稱：即使在被認為香港黑幫活動中心之一的旺角，單身婦女晚上一個人行走也是安全的。酗酒和吸毒的事很稀少。香港人的預期壽命是世界第六高：男人79歲，女人85歲。香港人不是尋求逃避都市文化，而是常常在移居國外後尋找再創造這種文化。紐約和多倫多等城市的唐人街非常類似香港街道的熱鬧環境，可能是在高度管理下的都市環境之內。
香港最高的建築是作為金融機構所在地的88層的國際金融中心二期。據公司網站說，該大樓「頂端是個雕塑皇冠，慶祝塔頂直插天空的高度」。但是和我交談的每個香港人都說，它看起來更像抓錢的一隻手。
香港的「結構性動盪」的祕密並不神祕。人人都在忙著做一件事：賺錢。人們努力工作賺錢，人口稠密的都市環境讓交流和生意更容易。是的，擁擠的生活環境反映了政策決策以及在多山地方的建築的局限性。不過，它也反映了許多人最關心的事：誰願意把時間浪費在從郊區到工作場所的旅途上？
小時候在蒙特婁，我渴望去探望有錢的祖父母。他們經營一家童裝廠，廠名就是以作為設計師的祖母的名字命名的。我喜歡和他們在一起，也喜歡到豪華的餐館吃飯。但是爺爺的轎車總是讓我尷尬。他來接我時，總是開著昂貴的林肯大陸轎車或者奢華的白色凱迪拉克轎車。在從我們街區出來時，我不得不假裝肚子不舒服，彎下腰來，這樣我的工人階級和移民後代朋友就看不見我坐在車裡。25年後，香港一個學界朋友提出，願意把他的寶馬車賣給我。雖然有14年車齡了，但看起來仍然非常引人注目。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擁有一輛寶馬車，周圍人似乎都有一輛賓士或是寶馬。我愉快地買了下來。
一個著名的香港故事，是一個有錢人把他的勞斯萊斯轎車停在最貧窮的街區，馬上就有一群充滿羨慕的人圍上來（在美國城市的窮人區，故事可能是這輛車被故意砸壞）。當然，故事的寓意是香港對富人沒有多少怨恨。人人都努力工作，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不是那麼明顯（香港的億萬富翁很少因為能力而受到稱讚），成功者不過比多數人更幸運而已。為什麼要對幸運者感到仇恨呢？這就像仇恨香港馬會的獲獎者一樣沒有道理。或許有點羨慕，但不是仇恨，當然更沒有到傷害獲勝者的程度。下一次或者下一代，就輪到其他人獲勝了。
我家曾被香港最著名的企業律師之一邀請參加香港賽馬俱樂部的午宴。雖然我們的主人多年前就聘用我妻子在其律師事務所工作，但談話沒有涉及工作。我們吃了一頓美味可口的點心，把每一道食品都吃光，因為女主人解釋她從來不在盤中留下任何東西（相反地，我想起一個有錢的美國朋友告訴我，他總是留下一些食物，以便提醒自己，他不是因為餓才吃東西）。她注意到香港從來沒有實行貴族制度，這或許幫助解釋了缺乏高雅文化和更平等的職業道德。主人擔心新一代香港人失掉了為香港生活方式提供動力的職業道德和奮鬥精神（我14歲的兒子回答說，你們這一代應該為破壞環境和造成全球氣候暖化而受到批評）。
香港有一個著名的統計數字，人均擁有的勞斯萊斯轎車比任何別的城市都多。這說明了香港職業道德的什麼呢？香港人應該努力工作而不是努力遊玩，那麼為什麼花錢購買名牌商品和奢侈品呢？這是否意味著香港人失掉了促使香港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動力呢？他們變成喜歡享樂而不是工作的放縱的享樂主義者了？
香港人喜歡豪華轎車的理由之一是他們的公寓太小。他們必須透過其他方式炫耀財富，如購買高檔轎車。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放縱的享樂主義者。實際上，炫耀財富的整個思想更多是考慮他人的，目的是向別人顯示自己很快樂，而不是自己去感受那種快樂，除非這種快樂也能影響別人的想法。而且，香港人消費並不是大手大腳，個人儲蓄率仍然很高，政府的資金儲備位居世界前列。就好像香港人只花錢讓資本主義車輪轉起來就行，僅此而已。
雖然如此，情況確實發生了變化。偉大的伊斯蘭思想家伊本‧卡爾敦（Zbn Khaldun, 1332-1406）提出了一個解釋朝代衰落的理論，或許可以用來預示香港的未來。按照卡爾敦的說法，讓個人為部落獻身的asabiyah（群體感情）和部落忠誠是政治力量的關鍵。對部落的感情越強，部落的戰鬥力就越強，能夠戰無不勝。「眾所周知，沙漠生活無疑是兇悍的群體比他人更兇猛的原因。他們更容易獲得優越地位，掠奪其他國家手中的東西。」但是，慢慢地，遊牧部落的征服者屈服於奢華城市生活的誘惑，這就是其命運終結的開始了。曾經兇悍的遊牧部落在外來者面前變成了柔軟的、虛弱的、溫馴的群體，這個朝代最終被更強大群體感情武裝起來的新部落征服。就香港來說，來自中國大陸的兇悍遊牧部落已經在消亡。隨著移民經驗從集體記憶中消失，它不再擁有同樣的強大動機。老年人擔心下一代香港人或許屈服於奢侈都市生活的誘惑。但把香港人團結起來的群體感情到底是在削弱還是在增強呢？
（本文摘自《城市的精神》「香港：享樂之城」一章）
未來10年：世界霸權大震盪
序言 恢復平衡的美國
第1章 從天而降的美帝國
第2章 共和國、帝國與馬基維利式的總統
第3章 金融危機和國家復興
第4章 尋求均勢
第5章 恐怖陷阱
第6章 戰略重置：以色列問題
第7章 戰略大逆轉：美國、伊朗和中東
第8章 東山再起：俄羅斯
第9章 歐洲重返歷史舞台
第10章 亞太角力場：西太平洋
第11章 波瀾不驚：西半球
第12章 獨善其身之地：非洲
第13章 技術失衡
第14章 十年大格局：帝國與共和國
前言
恢復平衡的美國
預言未來一百年必須著眼於事件，而預言未來十年必須著眼於人物。在《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中，我對那些能夠從長遠角度塑造歷史的非人為因素進行了探討。然而人類的壽命十分有限，在我們短短的一生當中，波瀾壯闊的歷史潮流往往並不會對我們造成太大影響，反倒是那些特定人物的特定決策會對我們的生活產生難以估量的作用。本書是關於未來十年的短線分析：我們將會遇到什麼情況，將會產生哪些決策，以及這些決策將會帶來何種結果。大多數人認為，我們確定的時間跨度越長，未來就會變得益發神祕莫測。但是，我的觀點卻恰恰相反，因為個人行為才是最難預料的因素。在長達一百年的時間裡，一個國家會產生不計其數的個人決策，然而每一項個人決策都會被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因此沒有哪一項決策可以說是至關重要的。反之，在短短的十年間，特定人物，尤其是那些重權在握的政治人物所做出的重大決策，將會對我們產生巨大的影響。可以說，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一書所書寫的是為理解未來十年提供了一個框架。但那只是一個框架而已。
預測未來一百年，是一種辨別「不可能」的藝術，首先要確認，然後再排除所有那些至少從邏輯上看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其原因正如夏洛克．福爾摩斯所言：「當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性，那麼剩餘的無論多麼匪夷所思，也一定就是真相。」
然而，任何一個領導人都有可能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舉動，這些舉動或者愚蠢或者英明，而只有當時間跨度足夠長時，個人決策才不會顯得舉足輕重，從而降低我們進行預測的風險。當你已經從長遠的角度對未來做出預測後，就可以回溯一下，觀察未來十年事情將會如何發展。十年這樣的一個時間框架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這樣的時間長度足以讓那些重大的、非人為的力量得以充分施展，同時又短得正好讓那些特定人物所做出的特定決策規避可能難以避免的後果。因此，在十年的時間跨度中，歷史與權術狹路相逢，同時政策的作用也不可輕忽。
一般情況下，我不會熱衷於對某項政策的爭辯，因為我最感興趣的不是自己想要哪些事情發生，而是可能會有哪種情況出現。但是，如果只考慮未來十年的話，那些從長遠角度看來或許無關緊要的事件仍然會對我們造成深刻的影響。因此，它們對於未來我們應採取何種政策具有現實意義，本書中既是一種預測，同時又是一種探討。
之所以從美國談起，原因與對一九一○年的研究必須始於英國一樣。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處於世界的中心一樣，無論未來可能發生什麼，今天的全球體系仍在圍繞美國運轉。在《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中，我闡述了美國的長期優勢。但是在這本書中，我不得不論及美國的缺陷和劣勢。幸運的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這些缺陷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因為時間會沖淡一切。但是由於你我生命有限，這些問題對於我們來說往往有著切身的感受。在這些問題中，大多數源於亟待解決的體制失衡，有些是領導決策問題，因為在短短的十年中，人為因素會變得至關重要，這一點我從一開始就談到了。
現在，對於這些問題以及相關人物的探討成了我們的當務之急。較之於其他時代，在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之後的第一個十年，世界相對太平。至於美國面臨的真正安全問題，巴格達和巴爾幹只是小菜一碟，算不上什麼威脅。因此，在這樣一個其他各國似乎無怨無悔地接受我們領導地位的世界裡，美國沒有必要費盡心機謀劃大戰略。
但是十年後，「九一一」事件把這個幻想打翻在地。整個世界都變得危機四伏，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可供美國選擇的餘地少之又少。不幸的是，美國並沒有制定相應的全球戰略。恰恰相反，美國逐漸形成了一套極為狹隘的集中打擊恐怖主義的政治軍事戰略。
現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經接近尾聲。實際上，自被劫持的飛機向紐約和華盛頓建築群橫衝直撞的那一刻起，美國就已經開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甚至從全世界退出，現在這一進程還在繼續。因為東西兩岸均有大洋的屏障保護，所以美國一心想要從錯綜複雜的全球事務中抽身退隱，以便安享本土安全的太平盛世。然而，一邊是恐怖分子暗藏殺機，另一邊是那些認為美國危險莫測的民族、國家虎視眈眈，所以美國本土其實並不安全。
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裡，我們的長期戰略始終發揮著良好的作用，但在布希總統和歐巴馬總統的領導下，美國早已將這些戰略拋諸腦後。相反，這兩位領導人常常率性而為，甚至不惜以身試險。他們所確定的目標無法兌現，原因在於他們對上述問題做出了錯誤的估計，就算他們自信巧舌如簧，也於事無補。其結果是，美國的能力過度擴張，向全世界到處投送力量，已經不堪重負，也正是因為如此，那些蕞爾小邦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在制定美國未來十年的政策時，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回歸過去均衡的全球戰略，這是美國從古羅馬和一百年前的大英帝國取的經。這些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並沒有到處耀武揚威地稱王稱霸，而是通過在各個地區安插不同的傀儡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這些傀儡一方面可以相互制約，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來對付那些陰謀反叛者。為了保持均勢，他們利用敵對力量相互傾軋，從而最大限度地維護帝國的利益。同時，他們還會利用經濟利益和外交手段讓這些附屬國與自己休戚與共、緊密相連。不過，這裡所說的外交手段可不是國與國之間例行公事的禮尚往來，而是指在鄰國與附屬國之間縱橫捭闔，讓這些國家相互猜忌的程度超過它們對宗主國的不信任感。只有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它們才會動用帝國軍隊進行赤裸裸的武力干涉。正是因為遵循了這一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只有當歐洲大陸均勢岌岌可危時，當俄國在東線陷落而德國有可能在西線一舉橫掃英國和法國時，美國才最後參與其中；等到戰爭結束時，美國又敦促各方訂立和平條約，從而遏制法國在戰後獨霸歐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早期，美國盡量推遲直接參戰，而是在西線抵抗德軍，同時在東線遊說蘇聯人與德軍浴血奮戰，支持英軍。此後，美國又利用均勢策略成功地阻止了蘇聯對西歐、中東以及中國的控制。從「鐵幕」的出現直到冷戰結束，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美國的離間計、三角計與操縱計不僅明智連貫，老謀深算，而且收到了顯著的成效。
然而，在蘇聯解體以後，美國外交策略的重心發生了明顯的轉移，從只遏制那些與自己針鋒相對的大國，發展到凡是可能觸動美國敏感神經的潛在地區霸主，都成了美國竭力鉗制的對象。從一九九一到二○○一年的十年間，遭到美國入侵或者干涉的國家共有五個：科威特、索馬利亞、海地、波士尼亞和塞爾維亞。這種軍事行動的頻率節奏令人明顯感到非比尋常。雖然美國想要達到的目標並不總是十分明確，但其外交策略似乎不時受到人道主義關懷的驅使。如若不然，一九九四年入侵海地與我們的國家利益有何關聯？
在二十世紀九○年代，當時美國的實力異常雄厚，所以能夠遊刃有餘地進行縱橫捭闔，甚至可以心血來潮地對別國揮舞意識形態的大棒。當你的地位不可動搖時，你就沒有必要像進行外科手術一樣小心翼翼地採取行動。因此，在對付那些潛在的地區霸主時，美國大刀闊斧、志在必得，不僅要戰勝敵國的軍隊，而且還要佔領對方的領土。從軍事角度來看，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年代發動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全都是騷擾性進攻，其初衷是將那些野心勃勃的地區大國拖入混戰，按照美國選擇的時間和地點應對地區以及國內威脅，而非任由其發展並讓那些蕞爾小邦牽著美國的鼻子走。
二○○一的「九一一」事件後，由於剛剛遭受恐怖主義困擾，美國變得更加不知所措、進退無據，完全拋棄了高瞻遠矚的戰略原則。取而代之的是，它為自己確立了一個新的但是遙不可及的目標，那就是消除恐怖主義威脅。然而，基地組織，也就是這一威脅的主要源頭，同樣為自己制定了一個難以實現卻並非不可思議的目標，那就是重新建立伊斯蘭哈里發政權，那種在十七世紀時由穆罕默德建立、此後又以各種不同形式存在、直至一戰末鄂圖曼帝國解體後才土崩瓦解的、神權合一的國家。如果哪些國家的穆斯林政府在基地組織看來不夠正統，他們就會煽動民眾進行陰謀顛覆。基地組織認為，伊斯蘭國家之所以飽受蹂躪，不僅是出於民眾對本國政府的畏懼，更是因為在民眾看來，本國政府背後有美國撐腰，而美國是不可挑戰的。為了讓廣大伊斯蘭民眾擺脫這種畏懼心理，基地組織認為，他們必須證明美國其實是一個色厲內荏的國家——如果有穆斯林教徒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哪怕只有幾個，也足以讓美國變得不堪一擊。
作為對基地組織襲擊的回應，美國對伊斯蘭世界，尤其是阿富汗和伊拉克逐一發起了猛烈報復，以證明自己的國家實力與行動能力，但是這些軍事行動仍然是一種騷擾性進攻。美國的本意並不是為了打敗敵軍和佔領國土，而是為了擾亂基地組織的行動，並且在穆斯林世界製造混亂。不過，製造混亂只是一種短期手段，而不是一種長期策略。雖然美國證明了它完全有能力摧毀恐怖組織和減少恐怖活動，但它並未實現自己曾經許下的宏願，那就是澈底根除恐怖主義威脅。想要消除這一威脅，就需要對散佈於全球各個角落數百萬恐怖分子的一言一行進行祕密監視。且不說這種做法根本就無法實現，即便真的能做到，也需要耗費不計其數的資源。不言而喻，這一過程會讓美國精疲力竭，並且耗盡自己所有的資源，正如美國現在的情況一樣。消除恐怖主義固然是人心所向，但是並不能因此證明這一目標就切實可行，或者值得付出任何代價。
這種做法讓美國損失巨大、分身乏術，想要從這種狀態中恢復過來，只怕還需要十年的時間。目前當務之急是回歸維持地區勢力均衡的傳統外交政策，必須在當前美國展開軍事行動的主要地區，也就是從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脈一帶開始恢復均勢。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大部分時間裡，該地區一直存在著三種天然均勢，即阿以、印巴和兩伊之間的勢力均衡。然而，現在這三種均勢都已經不復存在，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美國最近的外交政策失誤所賜。由於沒有了鄰國的制衡，以色列又開始試圖頻頻在地面上製造既成事實。在阿富汗戰爭中，巴基斯坦受到了重創，已不再對印度形成有效的掣肘。此外，最為重要的是，因為伊拉克一蹶不振，伊朗反倒成了波斯灣地區最大的軍事強國。
對於美國來說，要想恢復該地區的均勢並且讓整個美國外交政策也回歸均衡，在下一個十年中，我們需要分幾步走，而這些步驟極有可能招致非議。在下面幾章裡我還會談到，美國必須不動聲色地與以色列拉開距離，同時加強（或者至少停止削弱）巴基斯坦的力量。正如羅斯福在二戰時與蘇聯締結和約，以及尼克森在二十世紀七○年代出訪中國一樣，無論有多麼不情願，美國現在需要對伊朗示好。要想實施上述步驟，我們在運用自己的實力時手腕必須變得更加微妙，而這種能力恰恰是近來兩任總統所欠缺的。對於未來十年來說，這種微妙性的實質是我們第二個重要的話題，關於這一點我會在下文詳述。
如果說中東地區是美國要重新恢復均勢的切入點，那麼在歐亞大陸就必須開始應對敵友陣營重新分化組合這一挑戰。美國歷代對外政策的關鍵目標之一，就是要把歐洲尖端技術與俄羅斯豐富的自然及人力資源分隔開來，使二者不得相互給力。二十世紀九○年代初，當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而莫斯科卻喪失了對蘇聯及其加盟共和國的控制權時，這一目標已經被我們拋諸腦後。幾乎與此同時，美軍在地中海——喜馬拉雅山脈一帶的失衡佈局為俄羅斯保守勢力恢復其在該地區的影響提供了可乘之機。在普京的領導下，俄羅斯不僅早在與喬治亞開戰之前就開始重新宣稱自己對這一地區的權力，並且從此加快了自己東山再起的步伐。此時的美國由於被伊拉克和阿富汗束縛了手腳而分身乏術，所以未能阻止莫斯科在該地區迅速恢復影響，甚至對於俄羅斯的勃勃野心都沒有來得及進行一次實實在在的威懾。其結果是，美國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與其意見相左，也想在歐洲擴大影響力的地區強國。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這一次等重要地區的另一個玩家歐盟，那麼俄羅斯捲土重來和繼續西進的危險便一目了然。人們曾經設想，歐盟會發展成為一個像美利堅合眾國那樣的超國家，但是二○○八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歐盟自身的體制性缺陷，從而引發了南歐國家的一系列經濟危機（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當歐盟最大的經濟引擎——德國發現自己可能要為其他歐盟夥伴的錯誤政策和過度放縱行為買單時，它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當務之急。其結果自然不言而喻，較之於歐洲鄰國，德國與俄羅斯有著更大的共同利益。無論德國可能從自己的歐盟夥伴那裡獲得多少好處，它的大部分天然氣只能依靠俄羅斯；反過來，俄羅斯所需要的技術在德國比比皆是；德國急需輸入人力資源，卻不想因為移民問題增加自己的社會壓力，顯然最好的辦法就是在俄羅斯興建德國工廠。而與此同時，由於美國在阿富汗戰場上要求德國增兵，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矛盾，最終導致了美德之間的摩擦不斷增加，德俄日益靠近。
這一切都足以說明，如果美國想要回歸平衡，那麼在未來十年中，就必須不遺餘力地設法削弱德俄之間這種協作關係。可以預見的是，美國所採取的手段很可能包括培植與波蘭的新關係，把它打造成一把地緣上的鐵道扳手，重重地砸在德俄接近的制動引擎上。當然，中國也應該引起重視。不過隨著中國的經濟奇跡走到盡頭，我們目前對中國擴張的焦慮不安也會日漸減弱。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會逐漸放緩，並且變得更加成熟——也許我們還要補充一句，即便如此，中國十億人口仍然生活在貧困狀態。因此，美國關注的重心應當轉向東北亞地區真正的大國，即經濟實力位居世界第三和海軍規模名列該地區之首的日本。
綜上所述，未來十年的情況錯綜複雜，其中有許多變動不定的因素。在這個階段，總統需要做的就是在美國的傳統、道德原則與多數民眾不願看到的現實之間進行調和，這需要施展高超的政治技巧，其中包括不妨與敵國結盟，同時讓民眾願意相信，我們的外交政策與價值觀念並行不悖。因此，總統應當像所有偉大先賢那樣兩面兼顧，一方面對傳統美德孜孜以求，另一方面巧言令色也要適可而止。
然而，世上再巧妙的手腕也難以彌補深層的缺陷。在我看來，美國所擁有的是一種「深層實力」。首先，所謂深層實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力量均衡。這就意味著，該國的經濟、軍事、政治實力要大體相當，並且能夠相互支持。其次，這種實力要有一定的文化與倫理模式作為基礎，並且能夠對權力的運作方式和個人的行為規範做出相應的界定。譬如，歐洲雖然經濟實力強大，但是軍事力量相對薄弱，而且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在那些成員國應遵循的義務框架上，歐盟各國很難達成任何共識。
雖然兼具根基深厚與均衡的情況並不多見，但是在下文中我會向大家做出具體闡釋，在即將到來的十年中，美國是唯一一個能夠強基固本並且綜合運用這兩者的國家。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點上，美國幾乎別無選擇。無論在左翼人士還是右翼人士當中都存在有這樣一種看法，那就是美國可以選擇從掌控全球大權的複雜局面中抽身隱退。人們相信，似乎只要美國停止干預全球事務，這個世界就不會再對它愛恨交加，這樣一來，美國人就可以高枕無憂地安享國內的太平盛世了。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們非常懷舊，懷念曾幾何時，美國只關注自己的國內利益，任憑世界自行其是。
誠然，美國立國伊始，喬治‧華盛頓曾經警告過，不要陷入任何同盟之中，但今非昔比，現在美國創造的財富已經佔全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僅僅是這一數字就足以將美國置身於世界事務之中。因為美國人的生產和消費情況決定了其他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美國的經濟政策決定了全世界國家的經濟狀況。況且，美國海軍還牢牢地控制著制海權，從而確保其向全球進行經濟輸出時暢通無阻，同時也有潛力在必要時阻斷其他國家的海上商路。即使美國想要縮減經濟規模以減少對他國的侵害，但問題是誰也不知道怎麼去做，更別提美國將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然而，這些並不能說明美國目前對自己的實力高枕無憂。一切都發展得太快太遠。正因為如此，要想讓美國的外交政策恢復平衡，就必須將美國重新置於與其在世界上的實際地位相稱的定位。我們注意到，蘇聯解體後，全球霸主地位由美國獨享，無以匹敵。現在需要正視的是，無論我們是否喜歡，也無論我們是有意栽花還是無心插柳，一番冷戰較量之後，美國不僅崛起成為世界霸主，也成為全球帝國。但是，這並非美國人民所期待的現實，這不是說他們不想從中獲得經濟上和戰略上的利益，而是他們不願為此付出代價。從經濟方面來看，美國人希望自由市場能夠增加國內經濟的增長潛力，但是卻不願意忍受其中的痛苦；從政治方面來看，他們希望能夠對全球事務產生巨大影響，但是卻不願意因此而受到世界各國的憎恨；從軍事方面來看，他們希望自己能夠安居樂業，沒有外患，但是卻不願意承擔長期戰略的沉重負擔。
所謂帝國，鮮有事先計畫好或者提前預知到的，而那些曾經煞費苦心經營的政權，比如拿破崙或者希特勒所自詡的帝國，都命不久長。反之，那些經歷了長期發展而羽翼漸豐的國家往往早在自己意識到這一點之前，就已經變得勢不可擋了。這就是古代羅馬和近代大英帝國曾經遭遇到的困境，但是它們卻成功地把握了這一機遇，因為在成為帝國之後，它們不僅能夠正視自己的角色，而且也懂得如何進行掌管。與昔日羅馬帝國以及大英帝國不同的是，美國對世界的支配結構是非正式的，但是美國作為全球霸主的事實並沒有因此有所削弱。美國不僅掌控著廣袤的海洋，而且其經濟總量佔世界四分之一強。如果美國人改用iPod 或者某種新型食品配方，那麼中國和拉丁美洲的工廠和農民就會立即據此重組生產線。這就是十九世紀歐洲列強支配中國時所採用的方式——絕不當正式的統治者，而是要把它塑造和利用得恰如其分，這樣，是正式還是非正式統治就變得無所謂了。
不可否認，美國人在同化其他國家時困難重重，其原因在於美利堅帝國的規模和實力具有天然的破壞性和侵略性。這也就是說，只要美國有所舉動，就不可能沒有其他國家從中受益或者受到威脅。美國的巨大實力不僅會為其他國家帶來經濟上的優勢，同時還會為自身招致敵對情緒。美國是一個商業共和國，所以它的一切都離不開貿易。雖然其經濟繁榮要歸因於國內資產以及自身優勢，但是如果脫離了世界，美國這種欣欣向榮的局面就會難以為繼。因此，如果美國想要繼續保持自己的規模、財富和實力，唯一的選擇就是學會如何理直氣壯地掌握自己這種具破壞性的巨大影響力。
除非能夠認清美國現在所處的地位，否則人們很難就帝國的益處、自身面臨的困境及其必然性達成共識。無可匹敵的實力已經足以令人心驚膽寒，如果這一力量不為人知，那麼它就如同一頭橫衝直撞的巨象。
有鑒於此，我主張，在未來十年中，無論願不願意，美國都應從有意忽略自己現有地位向接受事實轉變。而一旦接受了這一點，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會變得更趨成熟老練。在未來十年中，雖然我們不會對外宣稱美利堅帝國這一事實，甚至民眾也不會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對於這一局勢的正確認識，能夠讓美國對自身實力的掌控變得更加卓有成效。
內文1
第1章
從天而降的美帝國
美國總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其原因十分簡單，他所掌管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政策決定了所有世界其他各國與各大洲人民的生活狀況。美國總統不僅能夠下令進行侵略、禁運和制裁，他所制訂的經濟政策會在數十億人甚至幾代人的身上產生巨大的共鳴。在未來十年中，美國總統的大位由誰來執掌以及他（或者她）的所作所為對其他國家人民生活造成的影響往往超過他們本國政府的決策。
這讓我想起上次美國總統大選當晚的情形。當我撥通一位在布魯塞爾的下屬的手機，發現她所在的酒吧裡歡聲雷動，原來是一群比利時人正在為歐巴馬的勝出而額手稱慶。隨後我才得知，像這樣的奧巴馬歡慶會遍及世界幾十個大城市。各地的人們似乎都能夠感覺到，美國總統的大選結果對他們來說十分重要，很多人甚至為歐巴馬掌權而深受感動。
在歐巴馬就職後的第一年末，五位挪威政客出人意料地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可是在很多人看來，歐巴馬可謂無功受祿，應當感到慚愧才對。不過，按照諾貝爾頒獎委員會主席的說法，歐巴馬迅速地、極大地改變了世界對美國的看法，僅僅是這一改變就足以讓他受之無愧。喬治‧W‧布希之所以令人憎惡，是因為他看起來像一個恃強淩弱的帝國主義分子；而人們之所以喜歡歐巴馬，是因為他曾經表示，自己不會成為一個橫行霸道的帝國主義分子。
從諾貝爾頒獎委員會到新加坡和聖保羅的酒吧中，人們在潛意識中已經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美國總統有著舉世無雙的政治地位，而這一點恰恰是美國人民所不願承認的。無論是對挪威人、比利時人、波蘭人、智利人以及全球數十億其他國家的人民來說，美國新一屆政府的所作所為都至關重要。但是作為一個全球帝王，美國總統所扮演的角色現在多少顯得有些尷尬。在未來十年中，無論是對於世界人民還是美國總統來說，都會對這一事實進行激烈的思想鬥爭。
美國帝王
作為全球最大的軍事強國，美國總統所特有的地位與影響既非來自南征北戰與苦心孤詣，也非天賦神權，而是一種既成事實。美國的經濟總量是第二大經濟體的三倍，年產值佔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而這一切所賦予美國的霸權與它的人口、領土以及所謂的公平正義顯得極不相稱。然而，美國並不願意以霸主自居，諸多客觀因素造就了今天這種強人所難的局面，這並不是美國人自己能夠左右得了的。
當然，此前我們也不乏有關帝國的話題。從「命定擴張論」到美西戰爭，十九世紀的美國充斥著各種各樣帝國的幻象，但是與今天的美國相比，它們都會顯得黯然失色。因此，我在這裡所談論的帝國與這些早期觀點無甚干係。事實上，今天的美利堅帝國不僅不是我們煞費苦心的結果，而且也缺乏主觀上的意願。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直至冷戰結束，美國始終朝著這一方向步步前進。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之際，失去制衡的美國一躍成為全球無與倫比的頭號強國。
一七九六年，華盛頓在自己的告別演說中呼籲全國同胞，不要輕易與他國結盟，美國完全可以置身世界之外。那時的美國還是一個小國，而且東西兩岸都有大洋阻隔。但是今天，無論其他國家多麼希望我們不要恃強淩弱，無論美國人多麼希望自己能夠繼續保持孤立，對於一個年產值佔世界四分之一、海軍牢牢掌握著全球航道的國家來說，不管其主觀意願如何，它根本無法不對其他國家造成侵害。對於那些較小的國家來說，美國經濟就像一個巨大的漩渦，任何事物都會被它捲入其中，並且在不知不覺中，不是將其毀於一旦，就是為其帶來極大的益處。如果美國的經濟狀況良好，那麼它就像一個帶動整部機器運轉的引擎；反之，如果它出了什麼問題，那麼整部機器隨時都有可能垮掉。沒有其他哪個國家的經濟能夠將世界如此有效地結為一體，並且對其形成如此深遠的影響。
從進出口方面來看，有一點十分突出，那就是世界上有那麼多國家的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十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都有賴於美國。雖然不把美國包括在內的雙邊以及多邊經濟關係不勝枚舉，但是沒有哪一種關係能夠擺脫美國的影響。每一個國家都在觀望美國的所作所為，每一個國家都希望能夠對美國的行動施加一些影響，哪怕只是一丁點兒，它們就有可能從中有所獲益或者避免殃及自身。
縱觀歷史，正是這種相互依存引起了摩擦甚至戰火。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由於畏懼對方的實力，法德兩國都想方設法以影響彼此的決策。其結果是，這兩個國家在八十年間曾經三次開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記者（後來成為下議院議員的）諾曼‧安吉爾所撰寫的《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廣為流傳。在這本書中，他就歐洲經濟的相互依存作了詳細的闡述，並且斷言，由於這種相互依存關係的存在，歐洲不可能發生戰爭。顯然，兩次世界大戰可以證明，這一論斷大錯特錯。時至今日，那些自由貿易的宣導者仍在沿用這種說法。不過，我們可以預見，以美國為核心的這種全球高度相互依存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進一步增加戰爭的風險。
不可否認，容易導致擦槍走火的強國林立的局面已經不復存在，這的確稍稍降低了發生戰爭的危險。由於美國的軍事力量無與倫比，所以即使竭盡全力，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重新定義兩者之間的關係。但是與此同時，對於美國軍事力量的抵抗卻無處不在，從一九九一年起美國就戰火頻仍。
美國的帝權也許有所削弱，但是除了戰爭以外，其巨大的實力是不會在頃刻間就化為烏有的。德國、日本、法國和英國之所以變得一蹶不振，不是因為債務危機，而是因為戰爭摧毀了國家的經濟，從而催生了債務這個戰爭的副產品。十九世紀二、三○年代，大蕭條橫掃世界各國，其根源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經濟衰頹，貿易和金融體系的崩潰最終讓全球經濟陷入了癱瘓。與此相反，美國鑄就的經濟實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毫髮無損，這令它在一九五○年以後結交了眾多同盟。
在經歷過一次重大的破壞性大戰之後，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決定了它所擁有的國際影響，而這一重新排列的過程往往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完成。有人說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這種說法或許不無道理。但是美國現有的經濟總量超出中國三點三倍，因此中國經濟必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超高速增長，才有可能趕超美國。按照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的統計，二○○九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額佔全球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五，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與此相比，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只佔百分之四點四。
誠然，美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但是這一點絲毫無損於它對於國際體系的巨大影響。無論美國停止舉債、增加或者減少債務，它的經濟政策會持續地調整全球市場狀況。正是這種塑造他人的能力讓美國變得至關重要。當然，我們還應當知道，只要美國借入一美元的債務，就會有另外一個國家擁有相應的債權。這就說明，如果市場狀況良好，那麼向美國放債，在當前利率較低的情況下，也不失為一種明智的舉措。
許多國家都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但是美國所能波及的國家數量之多、程度之深，其經濟狀況與決策對這些國家人民造成影響之廣泛，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比擬的，這就是美國能夠雄霸天下的原因。
舉例來說，近年來，美國人對食用蝦類的熱情持續升溫。因此，美國市場的這一波動迅速波及湄公河三角洲，致使當地漁民不得不根據這種新的需求對自己的捕撈量做出相應調整。但到了二○○八年，當美國經濟開始出現衰退時，蝦蟹之類奢侈食品的需求呈下跌趨勢，這一變化立即對遠在湄公河流域的漁場產生了影響。同理，電腦製造商戴爾公司在愛爾蘭建造了一家大型工廠，但是由於當地勞動力成本上升，戴爾公司只好把工廠轉往波蘭，從而立即給愛爾蘭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壓力。反過來，就像大英帝國和羅馬帝國一樣，美國同樣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但是，因為美國處於這一網路的中心而非週邊，而且其軍事力量也進一步增強了其經濟能力，再加上美國所擁有的科技優勢，可以說，美國深層實力的結構顯而易見。
帝國的統治既可以層次分明、等級森嚴，也可以更加微妙和複雜。雖然埃及處於大英帝國的掌控之下，但是英國人卻從未正式宣稱自己擁有對埃及的統治權。儘管美國的實力足以左右諸多國家，但是因為它拒不承認自己的帝國地位，因此對於如何掌控自己業已擁有的權力，美國至今仍然沒有形成一個正式、合理的架構。事實上，美國在中東地區遭遇到了極大的阻力，然而這一點根本無損於它作為全球霸主的地位，更何況它仍是一個不成熟的霸主。帝國與失敗這兩個概念水火不容，因此在它走上成長與擴張的道路時，災難也一定接踵而來。早在大英帝國達到鼎盛時期的一百年前，它在北美洲的大部分殖民地就揭竿而起，紛紛擺脫了它的統治。羅馬帝國也一次又一次地爆發內戰。
美國實力的核心是經濟力量，不過這一點現在看來似乎有些令人困惑——而強大的軍事力量是其經濟實力的後盾。美國軍隊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受美國經濟影響和侵擾的任何國家以及這些國家組成的任何聯盟對其使用武力，或設法使之處於不利地位。就像古羅馬軍團一樣，美國軍隊要事先在世界各地進行部署，因為運用軍事力量最為有效的途徑就是在任何摩擦可能產生威脅之前就及時予以阻止。
實際上，圖中所示的情況遠少於美國真實的軍事存在。譬如這裡不僅沒有包括美國在許多地區，尤其是非洲地區祕密執行特別任務的軍事隊伍，也沒有涵蓋執行訓練任務、技術支援以及類似功能的美軍。有些美國軍隊被派遣開赴戰場，有些是為了打擊毒品，有些是為了保護東道國免遭潛在的襲擊，有些則是為了在需要的時候，能夠迅速從駐紮地區趕往附近的當事國。此外，還有一種情況，有些駐地美軍可以協助美國對這些國家以某種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進行掌管，而另一些美軍只是駐紮在別國，並不參與當地的管理。重要的是，在每一個大洲上，美軍都無處不在。因此，那些駐紮在本土美軍的任務不只是為了保家衛國，更是為了進行所謂的「武力投送」。也就是說，只要總統一聲令下，他們隨時隨地都能夠開赴前線。
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帝國，美國的經濟體制與軍事體制相互結合，而最終成為全球經濟的守護者。一方面，美國為其提供技術、商品與服務，並且通過武力保證海上航道暢通無阻；另一方面，美國獲得了巨大的全球市場以確保其商品銷路。為了確保自身的利益，必要時，它會向那些不守規矩的地區派兵以維持秩序。最終，雄厚的經濟實力與強大的軍事實力讓許多國家不可避免地需要同美國結盟。較之於任何正式的統治手段，這種需求也許會令其他國家與美國更加緊密地相互聯結。
帝國並沒有念念不忘地想要稱霸天下，但是實力日積月累的結果讓你最終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即時（通常是在成為帝國很久以後），人們才開始逐漸意識到這一點。一旦有了自知之明，他們就會有意識地利用自己的優勢進行擴張，並且運用帝國主義思想，鞏固自己稱霸天下的事實——只需想像一下「羅馬和平」時期（註1）或「白人的負擔」便知。對於一個帝國來說，只有在它建立之後而不是之前，才會產生諸如維吉爾以及拉迪亞德‧吉卜林那樣的騷人墨客。就像羅馬帝國與大英帝國一樣，在這個帝國中既有對美利堅的讚頌者，也有對其心懷恐懼以及懷念昔日美好時光的人。
（註1：羅馬帝國初期的二百年是羅馬的鼎盛時期，史稱「羅馬和平」。）
（註2：源自《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英國詩人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所作的一首詩。《白人的負擔》寫作於美菲戰爭時，美國當時正在征服西班牙殖民地。當時的副標題是「美國和菲律賓群島」。吉卜林通過含蓄的辭藻勸告英國國王不要過度擴張，以致需要教化殖民地那些沒有文化的人，而美國的一些帝國主義者把這首詩理解為帝國主義的特徵。）
同樣是落入世界帝國的困境，古羅馬和英國懂得如何為自己歌功頌德。然而，對於今天的美國而言，美利堅帝國雖然事實已成，但是它卻拒不認可，而且只要感到稍有束縛，它就會竭力排斥。不可否認的是，雖然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正式聲明或者文獻記載，但美國總統所管轄的這個帝國擁有史無前例的雄厚實力以及巨大影響力。
掌管帝國的方式
自蘇聯解體以後，對於自己成為「最後的勝利者」這一事實，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美國一直難以釋懷。因此在未來十年裡，美國總統的任務就是化被動為主動，首先要正視眼前的現實，停止裹足不前，並且對於如何掌管世界逐漸形成一套系統的方法。這就意味著，要讓美利堅帝國從現在這種名不正、言不順的無序狀態轉變為一個秩序井然、條理分明的系統，即「美式和平」——不過此舉並非出於總統自願，而是因為除此之外他別無選擇。
建立帝國秩序是我們的當務之急。雖然美國現有的實力無與倫比，但是它遠非全知全能，因此大權在握的同時也危機四伏。比如，美國之所以會遭受「九一一」襲擊，正是因為它權傾一時使然。因此，美國總統所要做的就是靈活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在察覺風險的同時看到契機，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並且從中獲益。
一聽到帝國這個字眼兒，有些人就會噤若寒蟬，遑論建立帝國秩序。對於這種態度，我想要指出的是，在對待其他小國以至平民時，美國總統並不能因為地緣政治的現實而想當然地大興仁義道德。歷史上，曾經有兩位總統直言不諱地追尋這一美德，吉米‧卡特和喬治‧W‧布希，但是最終均以慘敗而告終。與此相反，如理察‧尼克森和約翰‧甘迺迪那樣的總統雖然務實、冷酷，但是因缺乏至高無上的道德宗旨作為目標和原則，所以同樣一敗塗地。
為了建立帝國秩序，我建議未來的總統應當效法過去三位備受尊崇的政治領袖，在實施以道德準則為指導的對外戰略時，他們行動堅毅、冷酷無情。在某些情況下，儘管他們所採取的手段有違道德法理，但是由於其動機高尚，所以行動也變得名正言順。
為了保存聯邦政府的實力和廢除奴隸制度，亞伯拉罕‧林肯不僅煞費苦心地設下了騙局，而且還侵害了民事自由。對於自己想要廢奴的計畫，他並沒有如實相告，這才爭取到了邊境地區幾個州的支援。相反地，他假意宣傳自己只是反對奴隸制度超出南方範圍，而無意在那些已經認定蓄奴行為合法的州廢除這一制度。
但是，林肯所做的並不只是敷衍塞責。與此同時，他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暫緩執行人身保護令，並且授權馬利蘭州逮捕那些陰謀分裂的議員。他沒有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正名，而是聲明如果馬利蘭州和邊境各州脫離聯邦，那麼他們不僅會輸掉這場戰爭，這個國家也會變得四分五裂，從而令美國憲法名存實亡。
七十五年後，在一次同樣嚴重的危機中，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做法也與此如出一轍。當時，美國民眾還沒有準備好按照總統的意旨行事，為掩人耳目，他不得不撒下彌天大謊。二十世紀三○年代末，當歐洲大陸硝煙彌漫時，無論是國會還是民眾都希望美國能夠繼續保持絕對中立，但是羅斯福深知這種態度關係到民主制度的生死存亡。於是，他暗中向法國出售武器，並且向溫斯頓‧邱吉爾做出承諾，美國海軍會保護那些向英國運送物資的商船。顯然，他的做法與中立主義背道而馳。
像林肯一樣，羅斯福同樣受到道德目標的驅使，這也意味著美國的全球戰略必然會帶上濃厚的道德色彩。即使遭到了來自納粹德國的阻力，他也仍然堅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民主理念。為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和根本制度，羅斯福與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政府締結了聯盟關係，而實際上從道德層面上講，蘇聯政府和納粹黨人一樣腐化墮落。
在歐洲，當蘇聯人入侵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時，羅斯福卻對此坐視不管。在國內，他公然違抗最高法院的裁決，私自授權聯邦調查局竊聽政府要員，並對其郵件進行攔截和拆閱。然而最為過分的是他對公民自由權利的侵犯，即無視在美日裔美國人的公民身分，並且擅自簽署對他們進行拘留和強行安置的行政命令。更加令人髮指的是，這些被他集中關押在拘留營裡背井離鄉日裔美國人的子女，此時此刻卻在軍營服兵役，為美國的國家利益而浴血奮戰。
隆納‧雷根同樣大打道德牌，毫不留情地實施強硬政策。他的目標就是澈底摧毀被其稱為「邪惡帝國」的蘇聯政府，事實也的確如此。毋庸諱言，這正是美蘇之間進行軍備競賽的目的所在。雷根很清楚，蘇聯人負擔不起昂貴的太空武器研製費用，因此為了贏得這場軍備競賽的勝利，他使得這一競賽最終發展成為一場遙遙無期的太空爭奪戰。此後，他又煞費苦心、不懷好意地對蘇聯支持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民族解放運動的行為百般阻撓，一九八三年他入侵了拉丁美洲島國格林伍德，並支持尼加拉瓜的叛亂分子反對該國的馬克思主義政府。為了規避禁止干涉別國內政的相關法律，雷根政府又居心叵測地慫恿以色列向兩伊戰爭中的伊朗出售武器，從而利用所得利益支持尼加拉瓜的叛亂武裝。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當記得，雷根曾積極援助在阿富汗與蘇軍對峙的穆斯林聖戰組織。正如史達林之於羅斯福一樣，對於基地組織，雷根也許沒有想到，昔日休戚相關的盟友最終會演變成為與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敵。
因此，未來十年不會再是高揚道德旗幟的時代。相反，在這十年的過程中事實會悄然浮出水面，從而更加清晰地將世界的原貌加以呈現，這一特點也會在美國的制度中更為正式地體現出來。
在過去的十年中，美國一直致力於對恐怖主義給予強有力的打擊。在未來十年中，在涉及以色列和伊朗等國的問題上，美國對恐怖主義的打擊會變得更加含蓄和審慎。與此同時，對於波蘭和土耳其這兩個剛剛與美國明確交往關係的國家，在未來十年中，美國也會增進與他們的聯盟關係。這其實也是美國在實施帝國戰略過程中艱難而又具體的一步。然而，總統卻不能讓人們產生這種錯誤的幻覺，即讓美國人想當然地認為，世界各國會毫無抵抗地接受美國無與倫比的霸權地位。與此同時，他也不應當放棄美國現有的權力。他永遠不能忘記，除了美國的準帝國地位，他始終只是一國之主，而非世界領袖。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總統始終不能稱美國為「帝國」的原因。在美國人的民族精神中，本身就蘊含著這樣一種反對帝國主義的特質，而這種民族精神也不斷地影響著美國的政治文化。像世界其他各個國家一樣，美國同樣對勢力均衡之類的假話趨之若鶩。即便如此，在今後十年中，從非正式的意義上而言，美國作為世界霸主的地位會變得更加鞏固。
既然總統先生絕不能強迫公眾直面他們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的現實，那麼他就必須成為操控人們幻想的大師。無論南方的奴隸主們多麼渴望擁有奴隸，奴隸制度仍然沒有挺過十九世紀六○年代。同樣，縱然在公眾之中蔓延著孤立主義的傾向，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是如期拉開序幕。即使舉國上下都對即將到來的各種危
機不無擔憂，美國人仍然不得不與蘇聯展開正面交鋒。在上述每一種情況下，作為強勢的總統，他們必須設法製造某種幻覺，避免人們普遍產生反感，從而讓自己的計畫得以順利實施。對於雷根而言，隨著「伊朗門事件」的發生，他販賣軍火的計謀也在頃刻之間大白於天下，接踵而來的是對眾多參與者的聽證、控告以及定罪。當縈繞在雷根周圍的迷霧散去後，人們突然看到了一個由權力和謊言包裹著的蠢材，而雷根苦心孤詣營造起來的良好形象也在瞬間轟然倒塌。此時，以色列、伊朗和尼加拉瓜的局勢變得更加紛繁複雜，即使是雷根的批評者們也很難裁定雷根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全球地區戰略
美國的根本利益是國家的領土安全和相對不受約束的國際經濟體系。當我們談到目前的世界經濟狀況時，自由貿易制度其實並不像自由市場理論家們設想的那樣。事實上，自由貿易體制只是一個國際體系，在這一體系中，美國經濟能在最大限度上與大多數國家乃至全世界產生互動。然而，無論管理體制如何變化，美國都需要在全球範圍內購進和賣出、借入和借出、接受投資或是投資他國。
作為一個佔據全球經濟總量四分之一的大國，美國不可能僅僅依靠獨善其身得以繁榮。國家之間經濟的相互作用也絕不會僅僅停留在經濟本身的層面上。美國經濟的發展建立在技術和組織結構的不斷革新的基礎之上，這個基礎正如經濟學家約瑟夫‧A‧熊彼特所言，是一種「創造性破壞」，即科技創新在推動經濟體制不斷自我顛覆又自我重建的過程。
當美國的經濟文化蔓延到其他國家時，那些受到影響的國家可以選擇適應這種文化，或者被這種文化所淹沒。譬如，從班加羅爾到愛爾蘭，圍繞電腦及其周邊產品技術而產生的科技公司對於全世界的文化生活產生了意義深遠的顛覆性後果。對於這種變遷，作為美國文化自然感到無比愜意，然而對於沙烏地阿拉伯和中國之類的國家文化卻並非如此。為了在維護共產主義制度的同時適應市場經濟，中國不得不承擔額外的負擔。德國和法國也試圖限制美國文化造成的影響，並且對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經濟」敬而遠之。此時，俄羅斯人剛剛從二十世紀九○年代的第一次毫無防備的衝擊中緩過神來，並且試圖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恢復自身的平衡。對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國來說，他們已經被遠遠拋在了世界的後面，不再進行徒勞無功的掙扎。
在這樣的前提下，大多數國家對美國大熔爐持有慍怒和抗爭的態度就無足為奇了。每個國家都想要利用或者逃避美國文化的影響。歐巴馬總統不但意識到了這種阻力，而且對其進行了巧妙的運用。在國內，他宣導美國人要以身作則、率先垂範；而在海外，他強調美國需要更加謙和、戒驕戒躁。
雖然歐巴馬已經敏感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且對之進行有效操控，但是對於帝國權威的抵制卻成為無法澈底解決的問題。這是因為從本質上講，這種抗爭並非針對美國政策，而是針對帝國主義的內在本性。
美國已經在霸權領導者的位置邊緣徘徊了二十年。在這個帝國發展的前十年中，人們曾經天真地認為冷戰的結束就意味著所有戰爭的終結，這種錯覺總在所有重大衝突結束後才浮現，因而令人頭暈目眩。直到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美國人才猛然發現，地球很危險。因此，在對待這些危機時，美國總統的反應也異常激烈，這也使美國人變得躁動不安。從二○一一年到二○二一年的十年中，美國應學會如何應對來自世界各地的敵對情緒。
在未來十年中，美國總統得承認過去十年中威脅的重新抬頭是非常規現象，並且需進行新的戰略部署。基地組織和恐怖主義之類的威脅，並非美國將要面臨的最嚴重的威脅。雖然總統可以而且也應當告訴自己的同胞，這些威脅在可見的未來能夠銷聲匿跡，但是自己卻必須保持清醒，不可自欺。他必須逐步避免人們產生這樣的想法，美利堅帝國的威脅最終會消失不見。從而進一步引導人們意識到，這些威脅是美國擁有財富和權力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在這個過程中，他需要不動聲色地進行計畫並且執行這一策略。
雖然在全球範圍內，美國迄今為止不存在任何競爭對手，但是面對這樣的現實，總統對於不同地區需區別對待。為此，他不僅需要在不同區域內構建均勢，而且應當建立同盟並為介入行動制訂應急預案。這一戰略目標是，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美國都必須防止任何可能對其地位發出挑戰的勢力抬頭。
對於羅斯福和雷根來說，他們需要應對的只是一個重大的矛盾，然而未來十年中，美國總統需要面對的可能是某種矛盾高度分散的世界局勢。僅僅圍繞著一個或者少數幾個全球威脅的時代已經結束。事實上，歐洲和亞洲的勢力均衡並無密切聯繫，而對於如何維持拉丁美洲各國和平的均勢策略也不盡相同。因此，對於美國而言，現有的世界形勢雖然沒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時期那樣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但是它更為複雜。
不同區域分布的軍事力量表明，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呈現出區域性的支離破碎。現在，我們有必要大方地承認美國在全球戰略上的這種區域性，並且針對不同的地區局勢採取相應的策略。我們必須意識到，並不存在支持美國的全球性聯盟，與此同時，美國也沒有與任何國家建立起某種特殊的歷史關係。所有的聯盟都只是一種區域性，而非全球性的。這就意味著，北約的存在只在歐洲範圍內對美國具有意義。此外對美國來說，除了歐洲以外，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同等重要。雖然美國人難免會懷念昔日「最偉大一代」的英雄主義情結，以及美歐之間源遠流長的「特殊關係」，但是事實卻再明瞭不過，現在歐洲並不比其他地區更加重要。
即便如此，歐巴馬總統仍然將競選重點放在了歐洲。
在二○○八年的總統大選之前，歐巴馬的歐洲之行表明，他所謂的多邊主義其實是將美國的命運再次託付給歐洲，向歐洲諮詢美國的外交政策，並虛心聽取歐洲的警告（自從歐洲喪失世界霸主的地位起，他們的行動已經變得日益謹慎）。歐巴馬的這一姿態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不但歐洲人感到興高采烈，而且美國人也對此歡欣鼓舞。然而此後不久，當歐洲人發現作為美國總統，歐巴馬只能維護本國的利益時，這種熱情在頃刻間便消失殆盡。
所有這一切都給美國總統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未來十年，他要在一個不切實際地幻想受到擁戴、至少是不受打擾的國度，實施一系列態度強硬而又不乏理智的外交政策。這就意味著，他得一面迎合公眾多愁善感的情緒，一面超越這種感情從而制定合理的外交政策。在未來十年中，也許會產生更多恐怖組織，出現更多類似「九一一」的恐怖事件，但是如果美國繼續像過去十年那樣感情用事，那麼這不僅會耗盡我們的國家資源，對我們的國家利益也毫無益處。
所謂強硬而又理智的外交政策是指，在下一個十年中，美國總統必須時刻保持清醒和冷靜，機敏準確地發現美國的頭號危險敵人，然後締結聯盟對付之。這就是說，美國必須打破整個冷戰時期的聯盟系統和組織形式，其中包括北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聯合國。因為自一九九一年起，世界秩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這些冷戰遺物已經老舊陳腐，無法靈活適應當今變幻莫測的世界局勢。在這些體制中的某些部分可能仍然具有價值，但只能在全新的體制下它們才能發揮作用。有鑒於此，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做到因地制宜，並且在如下三項原則指導下服務美國的戰略利益：
1.最大限度地在全球範圍內以及不同地區實現均勢，從而使得各種勢力的影響相互抵消，並且轉移它們可能對美國產生的威脅。
2.美國應該利用經濟利益、軍事技術以及在必要時給予軍事援助的承諾來拉攏其他國家，從而廣結聯盟，並且設法促使其他國家與自己共同面對重大的矛盾和衝突。
3.只有在均勢遭到破壞以及盟國無法應對的情況下，才最終訴諸武力手段。
在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帕默斯頓勳爵曾經說過：「將某個國家永久地定格為英格蘭的盟友，或者視某個國家為我們永遠的仇敵，這是一種偏激狹隘的政治思維。我們既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對這些利益的追求才是我們的使命所在。」在未來十年，美國總統必須堅定不移地將這一思想貫徹到自己的政策當中。須知，美國可能引發他國的憎恨和敵意，別指望在國家利益不做讓步的前提下用花言巧語拉攏這些國家。必要時，必須得用各種美妙的許諾來拉攏這些國家。也許最終總統將不得不承認，即使是依靠利益誘惑的手段仍然難以達到目的。這就是其職責所在，因為他必須領導美國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不斷前行，不容閃失
第1章 從天而降的美帝國
第2章 共和國、帝國與馬基維利式的總統
第3章 金融危機和國家復興
第4章 尋求均勢
第5章 恐怖陷阱
第6章 戰略重置：以色列問題
第7章 戰略大逆轉：美國、伊朗和中東
第8章 東山再起：俄羅斯
第9章 歐洲重返歷史舞台
第10章 亞太角力場：西太平洋
第11章 波瀾不驚：西半球
第12章 獨善其身之地：非洲
第13章 技術失衡
第14章 十年大格局：帝國與共和國
前言
恢復平衡的美國
預言未來一百年必須著眼於事件，而預言未來十年必須著眼於人物。在《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中，我對那些能夠從長遠角度塑造歷史的非人為因素進行了探討。然而人類的壽命十分有限，在我們短短的一生當中，波瀾壯闊的歷史潮流往往並不會對我們造成太大影響，反倒是那些特定人物的特定決策會對我們的生活產生難以估量的作用。本書是關於未來十年的短線分析：我們將會遇到什麼情況，將會產生哪些決策，以及這些決策將會帶來何種結果。大多數人認為，我們確定的時間跨度越長，未來就會變得益發神祕莫測。但是，我的觀點卻恰恰相反，因為個人行為才是最難預料的因素。在長達一百年的時間裡，一個國家會產生不計其數的個人決策，然而每一項個人決策都會被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因此沒有哪一項決策可以說是至關重要的。反之，在短短的十年間，特定人物，尤其是那些重權在握的政治人物所做出的重大決策，將會對我們產生巨大的影響。可以說，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一書所書寫的是為理解未來十年提供了一個框架。但那只是一個框架而已。
預測未來一百年，是一種辨別「不可能」的藝術，首先要確認，然後再排除所有那些至少從邏輯上看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其原因正如夏洛克．福爾摩斯所言：「當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性，那麼剩餘的無論多麼匪夷所思，也一定就是真相。」
然而，任何一個領導人都有可能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舉動，這些舉動或者愚蠢或者英明，而只有當時間跨度足夠長時，個人決策才不會顯得舉足輕重，從而降低我們進行預測的風險。當你已經從長遠的角度對未來做出預測後，就可以回溯一下，觀察未來十年事情將會如何發展。十年這樣的一個時間框架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這樣的時間長度足以讓那些重大的、非人為的力量得以充分施展，同時又短得正好讓那些特定人物所做出的特定決策規避可能難以避免的後果。因此，在十年的時間跨度中，歷史與權術狹路相逢，同時政策的作用也不可輕忽。
一般情況下，我不會熱衷於對某項政策的爭辯，因為我最感興趣的不是自己想要哪些事情發生，而是可能會有哪種情況出現。但是，如果只考慮未來十年的話，那些從長遠角度看來或許無關緊要的事件仍然會對我們造成深刻的影響。因此，它們對於未來我們應採取何種政策具有現實意義，本書中既是一種預測，同時又是一種探討。
之所以從美國談起，原因與對一九一○年的研究必須始於英國一樣。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處於世界的中心一樣，無論未來可能發生什麼，今天的全球體系仍在圍繞美國運轉。在《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中，我闡述了美國的長期優勢。但是在這本書中，我不得不論及美國的缺陷和劣勢。幸運的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這些缺陷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因為時間會沖淡一切。但是由於你我生命有限，這些問題對於我們來說往往有著切身的感受。在這些問題中，大多數源於亟待解決的體制失衡，有些是領導決策問題，因為在短短的十年中，人為因素會變得至關重要，這一點我從一開始就談到了。
現在，對於這些問題以及相關人物的探討成了我們的當務之急。較之於其他時代，在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之後的第一個十年，世界相對太平。至於美國面臨的真正安全問題，巴格達和巴爾幹只是小菜一碟，算不上什麼威脅。因此，在這樣一個其他各國似乎無怨無悔地接受我們領導地位的世界裡，美國沒有必要費盡心機謀劃大戰略。
但是十年後，「九一一」事件把這個幻想打翻在地。整個世界都變得危機四伏，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可供美國選擇的餘地少之又少。不幸的是，美國並沒有制定相應的全球戰略。恰恰相反，美國逐漸形成了一套極為狹隘的集中打擊恐怖主義的政治軍事戰略。
現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經接近尾聲。實際上，自被劫持的飛機向紐約和華盛頓建築群橫衝直撞的那一刻起，美國就已經開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甚至從全世界退出，現在這一進程還在繼續。因為東西兩岸均有大洋的屏障保護，所以美國一心想要從錯綜複雜的全球事務中抽身退隱，以便安享本土安全的太平盛世。然而，一邊是恐怖分子暗藏殺機，另一邊是那些認為美國危險莫測的民族、國家虎視眈眈，所以美國本土其實並不安全。
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裡，我們的長期戰略始終發揮著良好的作用，但在布希總統和歐巴馬總統的領導下，美國早已將這些戰略拋諸腦後。相反，這兩位領導人常常率性而為，甚至不惜以身試險。他們所確定的目標無法兌現，原因在於他們對上述問題做出了錯誤的估計，就算他們自信巧舌如簧，也於事無補。其結果是，美國的能力過度擴張，向全世界到處投送力量，已經不堪重負，也正是因為如此，那些蕞爾小邦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在制定美國未來十年的政策時，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回歸過去均衡的全球戰略，這是美國從古羅馬和一百年前的大英帝國取的經。這些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並沒有到處耀武揚威地稱王稱霸，而是通過在各個地區安插不同的傀儡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這些傀儡一方面可以相互制約，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來對付那些陰謀反叛者。為了保持均勢，他們利用敵對力量相互傾軋，從而最大限度地維護帝國的利益。同時，他們還會利用經濟利益和外交手段讓這些附屬國與自己休戚與共、緊密相連。不過，這裡所說的外交手段可不是國與國之間例行公事的禮尚往來，而是指在鄰國與附屬國之間縱橫捭闔，讓這些國家相互猜忌的程度超過它們對宗主國的不信任感。只有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它們才會動用帝國軍隊進行赤裸裸的武力干涉。正是因為遵循了這一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只有當歐洲大陸均勢岌岌可危時，當俄國在東線陷落而德國有可能在西線一舉橫掃英國和法國時，美國才最後參與其中；等到戰爭結束時，美國又敦促各方訂立和平條約，從而遏制法國在戰後獨霸歐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早期，美國盡量推遲直接參戰，而是在西線抵抗德軍，同時在東線遊說蘇聯人與德軍浴血奮戰，支持英軍。此後，美國又利用均勢策略成功地阻止了蘇聯對西歐、中東以及中國的控制。從「鐵幕」的出現直到冷戰結束，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美國的離間計、三角計與操縱計不僅明智連貫，老謀深算，而且收到了顯著的成效。
然而，在蘇聯解體以後，美國外交策略的重心發生了明顯的轉移，從只遏制那些與自己針鋒相對的大國，發展到凡是可能觸動美國敏感神經的潛在地區霸主，都成了美國竭力鉗制的對象。從一九九一到二○○一年的十年間，遭到美國入侵或者干涉的國家共有五個：科威特、索馬利亞、海地、波士尼亞和塞爾維亞。這種軍事行動的頻率節奏令人明顯感到非比尋常。雖然美國想要達到的目標並不總是十分明確，但其外交策略似乎不時受到人道主義關懷的驅使。如若不然，一九九四年入侵海地與我們的國家利益有何關聯？
在二十世紀九○年代，當時美國的實力異常雄厚，所以能夠遊刃有餘地進行縱橫捭闔，甚至可以心血來潮地對別國揮舞意識形態的大棒。當你的地位不可動搖時，你就沒有必要像進行外科手術一樣小心翼翼地採取行動。因此，在對付那些潛在的地區霸主時，美國大刀闊斧、志在必得，不僅要戰勝敵國的軍隊，而且還要佔領對方的領土。從軍事角度來看，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年代發動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全都是騷擾性進攻，其初衷是將那些野心勃勃的地區大國拖入混戰，按照美國選擇的時間和地點應對地區以及國內威脅，而非任由其發展並讓那些蕞爾小邦牽著美國的鼻子走。
二○○一的「九一一」事件後，由於剛剛遭受恐怖主義困擾，美國變得更加不知所措、進退無據，完全拋棄了高瞻遠矚的戰略原則。取而代之的是，它為自己確立了一個新的但是遙不可及的目標，那就是消除恐怖主義威脅。然而，基地組織，也就是這一威脅的主要源頭，同樣為自己制定了一個難以實現卻並非不可思議的目標，那就是重新建立伊斯蘭哈里發政權，那種在十七世紀時由穆罕默德建立、此後又以各種不同形式存在、直至一戰末鄂圖曼帝國解體後才土崩瓦解的、神權合一的國家。如果哪些國家的穆斯林政府在基地組織看來不夠正統，他們就會煽動民眾進行陰謀顛覆。基地組織認為，伊斯蘭國家之所以飽受蹂躪，不僅是出於民眾對本國政府的畏懼，更是因為在民眾看來，本國政府背後有美國撐腰，而美國是不可挑戰的。為了讓廣大伊斯蘭民眾擺脫這種畏懼心理，基地組織認為，他們必須證明美國其實是一個色厲內荏的國家——如果有穆斯林教徒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哪怕只有幾個，也足以讓美國變得不堪一擊。
作為對基地組織襲擊的回應，美國對伊斯蘭世界，尤其是阿富汗和伊拉克逐一發起了猛烈報復，以證明自己的國家實力與行動能力，但是這些軍事行動仍然是一種騷擾性進攻。美國的本意並不是為了打敗敵軍和佔領國土，而是為了擾亂基地組織的行動，並且在穆斯林世界製造混亂。不過，製造混亂只是一種短期手段，而不是一種長期策略。雖然美國證明了它完全有能力摧毀恐怖組織和減少恐怖活動，但它並未實現自己曾經許下的宏願，那就是澈底根除恐怖主義威脅。想要消除這一威脅，就需要對散佈於全球各個角落數百萬恐怖分子的一言一行進行祕密監視。且不說這種做法根本就無法實現，即便真的能做到，也需要耗費不計其數的資源。不言而喻，這一過程會讓美國精疲力竭，並且耗盡自己所有的資源，正如美國現在的情況一樣。消除恐怖主義固然是人心所向，但是並不能因此證明這一目標就切實可行，或者值得付出任何代價。
這種做法讓美國損失巨大、分身乏術，想要從這種狀態中恢復過來，只怕還需要十年的時間。目前當務之急是回歸維持地區勢力均衡的傳統外交政策，必須在當前美國展開軍事行動的主要地區，也就是從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脈一帶開始恢復均勢。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大部分時間裡，該地區一直存在著三種天然均勢，即阿以、印巴和兩伊之間的勢力均衡。然而，現在這三種均勢都已經不復存在，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美國最近的外交政策失誤所賜。由於沒有了鄰國的制衡，以色列又開始試圖頻頻在地面上製造既成事實。在阿富汗戰爭中，巴基斯坦受到了重創，已不再對印度形成有效的掣肘。此外，最為重要的是，因為伊拉克一蹶不振，伊朗反倒成了波斯灣地區最大的軍事強國。
對於美國來說，要想恢復該地區的均勢並且讓整個美國外交政策也回歸均衡，在下一個十年中，我們需要分幾步走，而這些步驟極有可能招致非議。在下面幾章裡我還會談到，美國必須不動聲色地與以色列拉開距離，同時加強（或者至少停止削弱）巴基斯坦的力量。正如羅斯福在二戰時與蘇聯締結和約，以及尼克森在二十世紀七○年代出訪中國一樣，無論有多麼不情願，美國現在需要對伊朗示好。要想實施上述步驟，我們在運用自己的實力時手腕必須變得更加微妙，而這種能力恰恰是近來兩任總統所欠缺的。對於未來十年來說，這種微妙性的實質是我們第二個重要的話題，關於這一點我會在下文詳述。
如果說中東地區是美國要重新恢復均勢的切入點，那麼在歐亞大陸就必須開始應對敵友陣營重新分化組合這一挑戰。美國歷代對外政策的關鍵目標之一，就是要把歐洲尖端技術與俄羅斯豐富的自然及人力資源分隔開來，使二者不得相互給力。二十世紀九○年代初，當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而莫斯科卻喪失了對蘇聯及其加盟共和國的控制權時，這一目標已經被我們拋諸腦後。幾乎與此同時，美軍在地中海——喜馬拉雅山脈一帶的失衡佈局為俄羅斯保守勢力恢復其在該地區的影響提供了可乘之機。在普京的領導下，俄羅斯不僅早在與喬治亞開戰之前就開始重新宣稱自己對這一地區的權力，並且從此加快了自己東山再起的步伐。此時的美國由於被伊拉克和阿富汗束縛了手腳而分身乏術，所以未能阻止莫斯科在該地區迅速恢復影響，甚至對於俄羅斯的勃勃野心都沒有來得及進行一次實實在在的威懾。其結果是，美國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與其意見相左，也想在歐洲擴大影響力的地區強國。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這一次等重要地區的另一個玩家歐盟，那麼俄羅斯捲土重來和繼續西進的危險便一目了然。人們曾經設想，歐盟會發展成為一個像美利堅合眾國那樣的超國家，但是二○○八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歐盟自身的體制性缺陷，從而引發了南歐國家的一系列經濟危機（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當歐盟最大的經濟引擎——德國發現自己可能要為其他歐盟夥伴的錯誤政策和過度放縱行為買單時，它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當務之急。其結果自然不言而喻，較之於歐洲鄰國，德國與俄羅斯有著更大的共同利益。無論德國可能從自己的歐盟夥伴那裡獲得多少好處，它的大部分天然氣只能依靠俄羅斯；反過來，俄羅斯所需要的技術在德國比比皆是；德國急需輸入人力資源，卻不想因為移民問題增加自己的社會壓力，顯然最好的辦法就是在俄羅斯興建德國工廠。而與此同時，由於美國在阿富汗戰場上要求德國增兵，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矛盾，最終導致了美德之間的摩擦不斷增加，德俄日益靠近。
這一切都足以說明，如果美國想要回歸平衡，那麼在未來十年中，就必須不遺餘力地設法削弱德俄之間這種協作關係。可以預見的是，美國所採取的手段很可能包括培植與波蘭的新關係，把它打造成一把地緣上的鐵道扳手，重重地砸在德俄接近的制動引擎上。當然，中國也應該引起重視。不過隨著中國的經濟奇跡走到盡頭，我們目前對中國擴張的焦慮不安也會日漸減弱。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會逐漸放緩，並且變得更加成熟——也許我們還要補充一句，即便如此，中國十億人口仍然生活在貧困狀態。因此，美國關注的重心應當轉向東北亞地區真正的大國，即經濟實力位居世界第三和海軍規模名列該地區之首的日本。
綜上所述，未來十年的情況錯綜複雜，其中有許多變動不定的因素。在這個階段，總統需要做的就是在美國的傳統、道德原則與多數民眾不願看到的現實之間進行調和，這需要施展高超的政治技巧，其中包括不妨與敵國結盟，同時讓民眾願意相信，我們的外交政策與價值觀念並行不悖。因此，總統應當像所有偉大先賢那樣兩面兼顧，一方面對傳統美德孜孜以求，另一方面巧言令色也要適可而止。
然而，世上再巧妙的手腕也難以彌補深層的缺陷。在我看來，美國所擁有的是一種「深層實力」。首先，所謂深層實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力量均衡。這就意味著，該國的經濟、軍事、政治實力要大體相當，並且能夠相互支持。其次，這種實力要有一定的文化與倫理模式作為基礎，並且能夠對權力的運作方式和個人的行為規範做出相應的界定。譬如，歐洲雖然經濟實力強大，但是軍事力量相對薄弱，而且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在那些成員國應遵循的義務框架上，歐盟各國很難達成任何共識。
雖然兼具根基深厚與均衡的情況並不多見，但是在下文中我會向大家做出具體闡釋，在即將到來的十年中，美國是唯一一個能夠強基固本並且綜合運用這兩者的國家。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點上，美國幾乎別無選擇。無論在左翼人士還是右翼人士當中都存在有這樣一種看法，那就是美國可以選擇從掌控全球大權的複雜局面中抽身隱退。人們相信，似乎只要美國停止干預全球事務，這個世界就不會再對它愛恨交加，這樣一來，美國人就可以高枕無憂地安享國內的太平盛世了。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們非常懷舊，懷念曾幾何時，美國只關注自己的國內利益，任憑世界自行其是。
誠然，美國立國伊始，喬治‧華盛頓曾經警告過，不要陷入任何同盟之中，但今非昔比，現在美國創造的財富已經佔全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僅僅是這一數字就足以將美國置身於世界事務之中。因為美國人的生產和消費情況決定了其他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美國的經濟政策決定了全世界國家的經濟狀況。況且，美國海軍還牢牢地控制著制海權，從而確保其向全球進行經濟輸出時暢通無阻，同時也有潛力在必要時阻斷其他國家的海上商路。即使美國想要縮減經濟規模以減少對他國的侵害，但問題是誰也不知道怎麼去做，更別提美國將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然而，這些並不能說明美國目前對自己的實力高枕無憂。一切都發展得太快太遠。正因為如此，要想讓美國的外交政策恢復平衡，就必須將美國重新置於與其在世界上的實際地位相稱的定位。我們注意到，蘇聯解體後，全球霸主地位由美國獨享，無以匹敵。現在需要正視的是，無論我們是否喜歡，也無論我們是有意栽花還是無心插柳，一番冷戰較量之後，美國不僅崛起成為世界霸主，也成為全球帝國。但是，這並非美國人民所期待的現實，這不是說他們不想從中獲得經濟上和戰略上的利益，而是他們不願為此付出代價。從經濟方面來看，美國人希望自由市場能夠增加國內經濟的增長潛力，但是卻不願意忍受其中的痛苦；從政治方面來看，他們希望能夠對全球事務產生巨大影響，但是卻不願意因此而受到世界各國的憎恨；從軍事方面來看，他們希望自己能夠安居樂業，沒有外患，但是卻不願意承擔長期戰略的沉重負擔。
所謂帝國，鮮有事先計畫好或者提前預知到的，而那些曾經煞費苦心經營的政權，比如拿破崙或者希特勒所自詡的帝國，都命不久長。反之，那些經歷了長期發展而羽翼漸豐的國家往往早在自己意識到這一點之前，就已經變得勢不可擋了。這就是古代羅馬和近代大英帝國曾經遭遇到的困境，但是它們卻成功地把握了這一機遇，因為在成為帝國之後，它們不僅能夠正視自己的角色，而且也懂得如何進行掌管。與昔日羅馬帝國以及大英帝國不同的是，美國對世界的支配結構是非正式的，但是美國作為全球霸主的事實並沒有因此有所削弱。美國不僅掌控著廣袤的海洋，而且其經濟總量佔世界四分之一強。如果美國人改用iPod 或者某種新型食品配方，那麼中國和拉丁美洲的工廠和農民就會立即據此重組生產線。這就是十九世紀歐洲列強支配中國時所採用的方式——絕不當正式的統治者，而是要把它塑造和利用得恰如其分，這樣，是正式還是非正式統治就變得無所謂了。
不可否認，美國人在同化其他國家時困難重重，其原因在於美利堅帝國的規模和實力具有天然的破壞性和侵略性。這也就是說，只要美國有所舉動，就不可能沒有其他國家從中受益或者受到威脅。美國的巨大實力不僅會為其他國家帶來經濟上的優勢，同時還會為自身招致敵對情緒。美國是一個商業共和國，所以它的一切都離不開貿易。雖然其經濟繁榮要歸因於國內資產以及自身優勢，但是如果脫離了世界，美國這種欣欣向榮的局面就會難以為繼。因此，如果美國想要繼續保持自己的規模、財富和實力，唯一的選擇就是學會如何理直氣壯地掌握自己這種具破壞性的巨大影響力。
除非能夠認清美國現在所處的地位，否則人們很難就帝國的益處、自身面臨的困境及其必然性達成共識。無可匹敵的實力已經足以令人心驚膽寒，如果這一力量不為人知，那麼它就如同一頭橫衝直撞的巨象。
有鑒於此，我主張，在未來十年中，無論願不願意，美國都應從有意忽略自己現有地位向接受事實轉變。而一旦接受了這一點，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會變得更趨成熟老練。在未來十年中，雖然我們不會對外宣稱美利堅帝國這一事實，甚至民眾也不會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對於這一局勢的正確認識，能夠讓美國對自身實力的掌控變得更加卓有成效。
內文1
第1章
從天而降的美帝國
美國總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其原因十分簡單，他所掌管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政策決定了所有世界其他各國與各大洲人民的生活狀況。美國總統不僅能夠下令進行侵略、禁運和制裁，他所制訂的經濟政策會在數十億人甚至幾代人的身上產生巨大的共鳴。在未來十年中，美國總統的大位由誰來執掌以及他（或者她）的所作所為對其他國家人民生活造成的影響往往超過他們本國政府的決策。
這讓我想起上次美國總統大選當晚的情形。當我撥通一位在布魯塞爾的下屬的手機，發現她所在的酒吧裡歡聲雷動，原來是一群比利時人正在為歐巴馬的勝出而額手稱慶。隨後我才得知，像這樣的奧巴馬歡慶會遍及世界幾十個大城市。各地的人們似乎都能夠感覺到，美國總統的大選結果對他們來說十分重要，很多人甚至為歐巴馬掌權而深受感動。
在歐巴馬就職後的第一年末，五位挪威政客出人意料地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可是在很多人看來，歐巴馬可謂無功受祿，應當感到慚愧才對。不過，按照諾貝爾頒獎委員會主席的說法，歐巴馬迅速地、極大地改變了世界對美國的看法，僅僅是這一改變就足以讓他受之無愧。喬治‧W‧布希之所以令人憎惡，是因為他看起來像一個恃強淩弱的帝國主義分子；而人們之所以喜歡歐巴馬，是因為他曾經表示，自己不會成為一個橫行霸道的帝國主義分子。
從諾貝爾頒獎委員會到新加坡和聖保羅的酒吧中，人們在潛意識中已經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美國總統有著舉世無雙的政治地位，而這一點恰恰是美國人民所不願承認的。無論是對挪威人、比利時人、波蘭人、智利人以及全球數十億其他國家的人民來說，美國新一屆政府的所作所為都至關重要。但是作為一個全球帝王，美國總統所扮演的角色現在多少顯得有些尷尬。在未來十年中，無論是對於世界人民還是美國總統來說，都會對這一事實進行激烈的思想鬥爭。
美國帝王
作為全球最大的軍事強國，美國總統所特有的地位與影響既非來自南征北戰與苦心孤詣，也非天賦神權，而是一種既成事實。美國的經濟總量是第二大經濟體的三倍，年產值佔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而這一切所賦予美國的霸權與它的人口、領土以及所謂的公平正義顯得極不相稱。然而，美國並不願意以霸主自居，諸多客觀因素造就了今天這種強人所難的局面，這並不是美國人自己能夠左右得了的。
當然，此前我們也不乏有關帝國的話題。從「命定擴張論」到美西戰爭，十九世紀的美國充斥著各種各樣帝國的幻象，但是與今天的美國相比，它們都會顯得黯然失色。因此，我在這裡所談論的帝國與這些早期觀點無甚干係。事實上，今天的美利堅帝國不僅不是我們煞費苦心的結果，而且也缺乏主觀上的意願。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直至冷戰結束，美國始終朝著這一方向步步前進。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之際，失去制衡的美國一躍成為全球無與倫比的頭號強國。
一七九六年，華盛頓在自己的告別演說中呼籲全國同胞，不要輕易與他國結盟，美國完全可以置身世界之外。那時的美國還是一個小國，而且東西兩岸都有大洋阻隔。但是今天，無論其他國家多麼希望我們不要恃強淩弱，無論美國人多麼希望自己能夠繼續保持孤立，對於一個年產值佔世界四分之一、海軍牢牢掌握著全球航道的國家來說，不管其主觀意願如何，它根本無法不對其他國家造成侵害。對於那些較小的國家來說，美國經濟就像一個巨大的漩渦，任何事物都會被它捲入其中，並且在不知不覺中，不是將其毀於一旦，就是為其帶來極大的益處。如果美國的經濟狀況良好，那麼它就像一個帶動整部機器運轉的引擎；反之，如果它出了什麼問題，那麼整部機器隨時都有可能垮掉。沒有其他哪個國家的經濟能夠將世界如此有效地結為一體，並且對其形成如此深遠的影響。
從進出口方面來看，有一點十分突出，那就是世界上有那麼多國家的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十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都有賴於美國。雖然不把美國包括在內的雙邊以及多邊經濟關係不勝枚舉，但是沒有哪一種關係能夠擺脫美國的影響。每一個國家都在觀望美國的所作所為，每一個國家都希望能夠對美國的行動施加一些影響，哪怕只是一丁點兒，它們就有可能從中有所獲益或者避免殃及自身。
縱觀歷史，正是這種相互依存引起了摩擦甚至戰火。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由於畏懼對方的實力，法德兩國都想方設法以影響彼此的決策。其結果是，這兩個國家在八十年間曾經三次開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記者（後來成為下議院議員的）諾曼‧安吉爾所撰寫的《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廣為流傳。在這本書中，他就歐洲經濟的相互依存作了詳細的闡述，並且斷言，由於這種相互依存關係的存在，歐洲不可能發生戰爭。顯然，兩次世界大戰可以證明，這一論斷大錯特錯。時至今日，那些自由貿易的宣導者仍在沿用這種說法。不過，我們可以預見，以美國為核心的這種全球高度相互依存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進一步增加戰爭的風險。
不可否認，容易導致擦槍走火的強國林立的局面已經不復存在，這的確稍稍降低了發生戰爭的危險。由於美國的軍事力量無與倫比，所以即使竭盡全力，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重新定義兩者之間的關係。但是與此同時，對於美國軍事力量的抵抗卻無處不在，從一九九一年起美國就戰火頻仍。
美國的帝權也許有所削弱，但是除了戰爭以外，其巨大的實力是不會在頃刻間就化為烏有的。德國、日本、法國和英國之所以變得一蹶不振，不是因為債務危機，而是因為戰爭摧毀了國家的經濟，從而催生了債務這個戰爭的副產品。十九世紀二、三○年代，大蕭條橫掃世界各國，其根源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經濟衰頹，貿易和金融體系的崩潰最終讓全球經濟陷入了癱瘓。與此相反，美國鑄就的經濟實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毫髮無損，這令它在一九五○年以後結交了眾多同盟。
在經歷過一次重大的破壞性大戰之後，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決定了它所擁有的國際影響，而這一重新排列的過程往往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完成。有人說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這種說法或許不無道理。但是美國現有的經濟總量超出中國三點三倍，因此中國經濟必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超高速增長，才有可能趕超美國。按照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的統計，二○○九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額佔全球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五，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與此相比，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只佔百分之四點四。
誠然，美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但是這一點絲毫無損於它對於國際體系的巨大影響。無論美國停止舉債、增加或者減少債務，它的經濟政策會持續地調整全球市場狀況。正是這種塑造他人的能力讓美國變得至關重要。當然，我們還應當知道，只要美國借入一美元的債務，就會有另外一個國家擁有相應的債權。這就說明，如果市場狀況良好，那麼向美國放債，在當前利率較低的情況下，也不失為一種明智的舉措。
許多國家都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但是美國所能波及的國家數量之多、程度之深，其經濟狀況與決策對這些國家人民造成影響之廣泛，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比擬的，這就是美國能夠雄霸天下的原因。
舉例來說，近年來，美國人對食用蝦類的熱情持續升溫。因此，美國市場的這一波動迅速波及湄公河三角洲，致使當地漁民不得不根據這種新的需求對自己的捕撈量做出相應調整。但到了二○○八年，當美國經濟開始出現衰退時，蝦蟹之類奢侈食品的需求呈下跌趨勢，這一變化立即對遠在湄公河流域的漁場產生了影響。同理，電腦製造商戴爾公司在愛爾蘭建造了一家大型工廠，但是由於當地勞動力成本上升，戴爾公司只好把工廠轉往波蘭，從而立即給愛爾蘭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壓力。反過來，就像大英帝國和羅馬帝國一樣，美國同樣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但是，因為美國處於這一網路的中心而非週邊，而且其軍事力量也進一步增強了其經濟能力，再加上美國所擁有的科技優勢，可以說，美國深層實力的結構顯而易見。
帝國的統治既可以層次分明、等級森嚴，也可以更加微妙和複雜。雖然埃及處於大英帝國的掌控之下，但是英國人卻從未正式宣稱自己擁有對埃及的統治權。儘管美國的實力足以左右諸多國家，但是因為它拒不承認自己的帝國地位，因此對於如何掌控自己業已擁有的權力，美國至今仍然沒有形成一個正式、合理的架構。事實上，美國在中東地區遭遇到了極大的阻力，然而這一點根本無損於它作為全球霸主的地位，更何況它仍是一個不成熟的霸主。帝國與失敗這兩個概念水火不容，因此在它走上成長與擴張的道路時，災難也一定接踵而來。早在大英帝國達到鼎盛時期的一百年前，它在北美洲的大部分殖民地就揭竿而起，紛紛擺脫了它的統治。羅馬帝國也一次又一次地爆發內戰。
美國實力的核心是經濟力量，不過這一點現在看來似乎有些令人困惑——而強大的軍事力量是其經濟實力的後盾。美國軍隊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受美國經濟影響和侵擾的任何國家以及這些國家組成的任何聯盟對其使用武力，或設法使之處於不利地位。就像古羅馬軍團一樣，美國軍隊要事先在世界各地進行部署，因為運用軍事力量最為有效的途徑就是在任何摩擦可能產生威脅之前就及時予以阻止。
實際上，圖中所示的情況遠少於美國真實的軍事存在。譬如這裡不僅沒有包括美國在許多地區，尤其是非洲地區祕密執行特別任務的軍事隊伍，也沒有涵蓋執行訓練任務、技術支援以及類似功能的美軍。有些美國軍隊被派遣開赴戰場，有些是為了打擊毒品，有些是為了保護東道國免遭潛在的襲擊，有些則是為了在需要的時候，能夠迅速從駐紮地區趕往附近的當事國。此外，還有一種情況，有些駐地美軍可以協助美國對這些國家以某種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進行掌管，而另一些美軍只是駐紮在別國，並不參與當地的管理。重要的是，在每一個大洲上，美軍都無處不在。因此，那些駐紮在本土美軍的任務不只是為了保家衛國，更是為了進行所謂的「武力投送」。也就是說，只要總統一聲令下，他們隨時隨地都能夠開赴前線。
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帝國，美國的經濟體制與軍事體制相互結合，而最終成為全球經濟的守護者。一方面，美國為其提供技術、商品與服務，並且通過武力保證海上航道暢通無阻；另一方面，美國獲得了巨大的全球市場以確保其商品銷路。為了確保自身的利益，必要時，它會向那些不守規矩的地區派兵以維持秩序。最終，雄厚的經濟實力與強大的軍事實力讓許多國家不可避免地需要同美國結盟。較之於任何正式的統治手段，這種需求也許會令其他國家與美國更加緊密地相互聯結。
帝國並沒有念念不忘地想要稱霸天下，但是實力日積月累的結果讓你最終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即時（通常是在成為帝國很久以後），人們才開始逐漸意識到這一點。一旦有了自知之明，他們就會有意識地利用自己的優勢進行擴張，並且運用帝國主義思想，鞏固自己稱霸天下的事實——只需想像一下「羅馬和平」時期（註1）或「白人的負擔」便知。對於一個帝國來說，只有在它建立之後而不是之前，才會產生諸如維吉爾以及拉迪亞德‧吉卜林那樣的騷人墨客。就像羅馬帝國與大英帝國一樣，在這個帝國中既有對美利堅的讚頌者，也有對其心懷恐懼以及懷念昔日美好時光的人。
（註1：羅馬帝國初期的二百年是羅馬的鼎盛時期，史稱「羅馬和平」。）
（註2：源自《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英國詩人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所作的一首詩。《白人的負擔》寫作於美菲戰爭時，美國當時正在征服西班牙殖民地。當時的副標題是「美國和菲律賓群島」。吉卜林通過含蓄的辭藻勸告英國國王不要過度擴張，以致需要教化殖民地那些沒有文化的人，而美國的一些帝國主義者把這首詩理解為帝國主義的特徵。）
同樣是落入世界帝國的困境，古羅馬和英國懂得如何為自己歌功頌德。然而，對於今天的美國而言，美利堅帝國雖然事實已成，但是它卻拒不認可，而且只要感到稍有束縛，它就會竭力排斥。不可否認的是，雖然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正式聲明或者文獻記載，但美國總統所管轄的這個帝國擁有史無前例的雄厚實力以及巨大影響力。
掌管帝國的方式
自蘇聯解體以後，對於自己成為「最後的勝利者」這一事實，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美國一直難以釋懷。因此在未來十年裡，美國總統的任務就是化被動為主動，首先要正視眼前的現實，停止裹足不前，並且對於如何掌管世界逐漸形成一套系統的方法。這就意味著，要讓美利堅帝國從現在這種名不正、言不順的無序狀態轉變為一個秩序井然、條理分明的系統，即「美式和平」——不過此舉並非出於總統自願，而是因為除此之外他別無選擇。
建立帝國秩序是我們的當務之急。雖然美國現有的實力無與倫比，但是它遠非全知全能，因此大權在握的同時也危機四伏。比如，美國之所以會遭受「九一一」襲擊，正是因為它權傾一時使然。因此，美國總統所要做的就是靈活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在察覺風險的同時看到契機，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並且從中獲益。
一聽到帝國這個字眼兒，有些人就會噤若寒蟬，遑論建立帝國秩序。對於這種態度，我想要指出的是，在對待其他小國以至平民時，美國總統並不能因為地緣政治的現實而想當然地大興仁義道德。歷史上，曾經有兩位總統直言不諱地追尋這一美德，吉米‧卡特和喬治‧W‧布希，但是最終均以慘敗而告終。與此相反，如理察‧尼克森和約翰‧甘迺迪那樣的總統雖然務實、冷酷，但是因缺乏至高無上的道德宗旨作為目標和原則，所以同樣一敗塗地。
為了建立帝國秩序，我建議未來的總統應當效法過去三位備受尊崇的政治領袖，在實施以道德準則為指導的對外戰略時，他們行動堅毅、冷酷無情。在某些情況下，儘管他們所採取的手段有違道德法理，但是由於其動機高尚，所以行動也變得名正言順。
為了保存聯邦政府的實力和廢除奴隸制度，亞伯拉罕‧林肯不僅煞費苦心地設下了騙局，而且還侵害了民事自由。對於自己想要廢奴的計畫，他並沒有如實相告，這才爭取到了邊境地區幾個州的支援。相反地，他假意宣傳自己只是反對奴隸制度超出南方範圍，而無意在那些已經認定蓄奴行為合法的州廢除這一制度。
但是，林肯所做的並不只是敷衍塞責。與此同時，他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暫緩執行人身保護令，並且授權馬利蘭州逮捕那些陰謀分裂的議員。他沒有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正名，而是聲明如果馬利蘭州和邊境各州脫離聯邦，那麼他們不僅會輸掉這場戰爭，這個國家也會變得四分五裂，從而令美國憲法名存實亡。
七十五年後，在一次同樣嚴重的危機中，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做法也與此如出一轍。當時，美國民眾還沒有準備好按照總統的意旨行事，為掩人耳目，他不得不撒下彌天大謊。二十世紀三○年代末，當歐洲大陸硝煙彌漫時，無論是國會還是民眾都希望美國能夠繼續保持絕對中立，但是羅斯福深知這種態度關係到民主制度的生死存亡。於是，他暗中向法國出售武器，並且向溫斯頓‧邱吉爾做出承諾，美國海軍會保護那些向英國運送物資的商船。顯然，他的做法與中立主義背道而馳。
像林肯一樣，羅斯福同樣受到道德目標的驅使，這也意味著美國的全球戰略必然會帶上濃厚的道德色彩。即使遭到了來自納粹德國的阻力，他也仍然堅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民主理念。為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和根本制度，羅斯福與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政府締結了聯盟關係，而實際上從道德層面上講，蘇聯政府和納粹黨人一樣腐化墮落。
在歐洲，當蘇聯人入侵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時，羅斯福卻對此坐視不管。在國內，他公然違抗最高法院的裁決，私自授權聯邦調查局竊聽政府要員，並對其郵件進行攔截和拆閱。然而最為過分的是他對公民自由權利的侵犯，即無視在美日裔美國人的公民身分，並且擅自簽署對他們進行拘留和強行安置的行政命令。更加令人髮指的是，這些被他集中關押在拘留營裡背井離鄉日裔美國人的子女，此時此刻卻在軍營服兵役，為美國的國家利益而浴血奮戰。
隆納‧雷根同樣大打道德牌，毫不留情地實施強硬政策。他的目標就是澈底摧毀被其稱為「邪惡帝國」的蘇聯政府，事實也的確如此。毋庸諱言，這正是美蘇之間進行軍備競賽的目的所在。雷根很清楚，蘇聯人負擔不起昂貴的太空武器研製費用，因此為了贏得這場軍備競賽的勝利，他使得這一競賽最終發展成為一場遙遙無期的太空爭奪戰。此後，他又煞費苦心、不懷好意地對蘇聯支持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民族解放運動的行為百般阻撓，一九八三年他入侵了拉丁美洲島國格林伍德，並支持尼加拉瓜的叛亂分子反對該國的馬克思主義政府。為了規避禁止干涉別國內政的相關法律，雷根政府又居心叵測地慫恿以色列向兩伊戰爭中的伊朗出售武器，從而利用所得利益支持尼加拉瓜的叛亂武裝。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當記得，雷根曾積極援助在阿富汗與蘇軍對峙的穆斯林聖戰組織。正如史達林之於羅斯福一樣，對於基地組織，雷根也許沒有想到，昔日休戚相關的盟友最終會演變成為與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敵。
因此，未來十年不會再是高揚道德旗幟的時代。相反，在這十年的過程中事實會悄然浮出水面，從而更加清晰地將世界的原貌加以呈現，這一特點也會在美國的制度中更為正式地體現出來。
在過去的十年中，美國一直致力於對恐怖主義給予強有力的打擊。在未來十年中，在涉及以色列和伊朗等國的問題上，美國對恐怖主義的打擊會變得更加含蓄和審慎。與此同時，對於波蘭和土耳其這兩個剛剛與美國明確交往關係的國家，在未來十年中，美國也會增進與他們的聯盟關係。這其實也是美國在實施帝國戰略過程中艱難而又具體的一步。然而，總統卻不能讓人們產生這種錯誤的幻覺，即讓美國人想當然地認為，世界各國會毫無抵抗地接受美國無與倫比的霸權地位。與此同時，他也不應當放棄美國現有的權力。他永遠不能忘記，除了美國的準帝國地位，他始終只是一國之主，而非世界領袖。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總統始終不能稱美國為「帝國」的原因。在美國人的民族精神中，本身就蘊含著這樣一種反對帝國主義的特質，而這種民族精神也不斷地影響著美國的政治文化。像世界其他各個國家一樣，美國同樣對勢力均衡之類的假話趨之若鶩。即便如此，在今後十年中，從非正式的意義上而言，美國作為世界霸主的地位會變得更加鞏固。
既然總統先生絕不能強迫公眾直面他們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的現實，那麼他就必須成為操控人們幻想的大師。無論南方的奴隸主們多麼渴望擁有奴隸，奴隸制度仍然沒有挺過十九世紀六○年代。同樣，縱然在公眾之中蔓延著孤立主義的傾向，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是如期拉開序幕。即使舉國上下都對即將到來的各種危
機不無擔憂，美國人仍然不得不與蘇聯展開正面交鋒。在上述每一種情況下，作為強勢的總統，他們必須設法製造某種幻覺，避免人們普遍產生反感，從而讓自己的計畫得以順利實施。對於雷根而言，隨著「伊朗門事件」的發生，他販賣軍火的計謀也在頃刻之間大白於天下，接踵而來的是對眾多參與者的聽證、控告以及定罪。當縈繞在雷根周圍的迷霧散去後，人們突然看到了一個由權力和謊言包裹著的蠢材，而雷根苦心孤詣營造起來的良好形象也在瞬間轟然倒塌。此時，以色列、伊朗和尼加拉瓜的局勢變得更加紛繁複雜，即使是雷根的批評者們也很難裁定雷根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全球地區戰略
美國的根本利益是國家的領土安全和相對不受約束的國際經濟體系。當我們談到目前的世界經濟狀況時，自由貿易制度其實並不像自由市場理論家們設想的那樣。事實上，自由貿易體制只是一個國際體系，在這一體系中，美國經濟能在最大限度上與大多數國家乃至全世界產生互動。然而，無論管理體制如何變化，美國都需要在全球範圍內購進和賣出、借入和借出、接受投資或是投資他國。
作為一個佔據全球經濟總量四分之一的大國，美國不可能僅僅依靠獨善其身得以繁榮。國家之間經濟的相互作用也絕不會僅僅停留在經濟本身的層面上。美國經濟的發展建立在技術和組織結構的不斷革新的基礎之上，這個基礎正如經濟學家約瑟夫‧A‧熊彼特所言，是一種「創造性破壞」，即科技創新在推動經濟體制不斷自我顛覆又自我重建的過程。
當美國的經濟文化蔓延到其他國家時，那些受到影響的國家可以選擇適應這種文化，或者被這種文化所淹沒。譬如，從班加羅爾到愛爾蘭，圍繞電腦及其周邊產品技術而產生的科技公司對於全世界的文化生活產生了意義深遠的顛覆性後果。對於這種變遷，作為美國文化自然感到無比愜意，然而對於沙烏地阿拉伯和中國之類的國家文化卻並非如此。為了在維護共產主義制度的同時適應市場經濟，中國不得不承擔額外的負擔。德國和法國也試圖限制美國文化造成的影響，並且對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經濟」敬而遠之。此時，俄羅斯人剛剛從二十世紀九○年代的第一次毫無防備的衝擊中緩過神來，並且試圖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恢復自身的平衡。對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國來說，他們已經被遠遠拋在了世界的後面，不再進行徒勞無功的掙扎。
在這樣的前提下，大多數國家對美國大熔爐持有慍怒和抗爭的態度就無足為奇了。每個國家都想要利用或者逃避美國文化的影響。歐巴馬總統不但意識到了這種阻力，而且對其進行了巧妙的運用。在國內，他宣導美國人要以身作則、率先垂範；而在海外，他強調美國需要更加謙和、戒驕戒躁。
雖然歐巴馬已經敏感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且對之進行有效操控，但是對於帝國權威的抵制卻成為無法澈底解決的問題。這是因為從本質上講，這種抗爭並非針對美國政策，而是針對帝國主義的內在本性。
美國已經在霸權領導者的位置邊緣徘徊了二十年。在這個帝國發展的前十年中，人們曾經天真地認為冷戰的結束就意味著所有戰爭的終結，這種錯覺總在所有重大衝突結束後才浮現，因而令人頭暈目眩。直到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美國人才猛然發現，地球很危險。因此，在對待這些危機時，美國總統的反應也異常激烈，這也使美國人變得躁動不安。從二○一一年到二○二一年的十年中，美國應學會如何應對來自世界各地的敵對情緒。
在未來十年中，美國總統得承認過去十年中威脅的重新抬頭是非常規現象，並且需進行新的戰略部署。基地組織和恐怖主義之類的威脅，並非美國將要面臨的最嚴重的威脅。雖然總統可以而且也應當告訴自己的同胞，這些威脅在可見的未來能夠銷聲匿跡，但是自己卻必須保持清醒，不可自欺。他必須逐步避免人們產生這樣的想法，美利堅帝國的威脅最終會消失不見。從而進一步引導人們意識到，這些威脅是美國擁有財富和權力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在這個過程中，他需要不動聲色地進行計畫並且執行這一策略。
雖然在全球範圍內，美國迄今為止不存在任何競爭對手，但是面對這樣的現實，總統對於不同地區需區別對待。為此，他不僅需要在不同區域內構建均勢，而且應當建立同盟並為介入行動制訂應急預案。這一戰略目標是，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美國都必須防止任何可能對其地位發出挑戰的勢力抬頭。
對於羅斯福和雷根來說，他們需要應對的只是一個重大的矛盾，然而未來十年中，美國總統需要面對的可能是某種矛盾高度分散的世界局勢。僅僅圍繞著一個或者少數幾個全球威脅的時代已經結束。事實上，歐洲和亞洲的勢力均衡並無密切聯繫，而對於如何維持拉丁美洲各國和平的均勢策略也不盡相同。因此，對於美國而言，現有的世界形勢雖然沒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時期那樣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但是它更為複雜。
不同區域分布的軍事力量表明，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呈現出區域性的支離破碎。現在，我們有必要大方地承認美國在全球戰略上的這種區域性，並且針對不同的地區局勢採取相應的策略。我們必須意識到，並不存在支持美國的全球性聯盟，與此同時，美國也沒有與任何國家建立起某種特殊的歷史關係。所有的聯盟都只是一種區域性，而非全球性的。這就意味著，北約的存在只在歐洲範圍內對美國具有意義。此外對美國來說，除了歐洲以外，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同等重要。雖然美國人難免會懷念昔日「最偉大一代」的英雄主義情結，以及美歐之間源遠流長的「特殊關係」，但是事實卻再明瞭不過，現在歐洲並不比其他地區更加重要。
即便如此，歐巴馬總統仍然將競選重點放在了歐洲。
在二○○八年的總統大選之前，歐巴馬的歐洲之行表明，他所謂的多邊主義其實是將美國的命運再次託付給歐洲，向歐洲諮詢美國的外交政策，並虛心聽取歐洲的警告（自從歐洲喪失世界霸主的地位起，他們的行動已經變得日益謹慎）。歐巴馬的這一姿態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不但歐洲人感到興高采烈，而且美國人也對此歡欣鼓舞。然而此後不久，當歐洲人發現作為美國總統，歐巴馬只能維護本國的利益時，這種熱情在頃刻間便消失殆盡。
所有這一切都給美國總統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未來十年，他要在一個不切實際地幻想受到擁戴、至少是不受打擾的國度，實施一系列態度強硬而又不乏理智的外交政策。這就意味著，他得一面迎合公眾多愁善感的情緒，一面超越這種感情從而制定合理的外交政策。在未來十年中，也許會產生更多恐怖組織，出現更多類似「九一一」的恐怖事件，但是如果美國繼續像過去十年那樣感情用事，那麼這不僅會耗盡我們的國家資源，對我們的國家利益也毫無益處。
所謂強硬而又理智的外交政策是指，在下一個十年中，美國總統必須時刻保持清醒和冷靜，機敏準確地發現美國的頭號危險敵人，然後締結聯盟對付之。這就是說，美國必須打破整個冷戰時期的聯盟系統和組織形式，其中包括北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聯合國。因為自一九九一年起，世界秩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這些冷戰遺物已經老舊陳腐，無法靈活適應當今變幻莫測的世界局勢。在這些體制中的某些部分可能仍然具有價值，但只能在全新的體制下它們才能發揮作用。有鑒於此，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做到因地制宜，並且在如下三項原則指導下服務美國的戰略利益：
1.最大限度地在全球範圍內以及不同地區實現均勢，從而使得各種勢力的影響相互抵消，並且轉移它們可能對美國產生的威脅。
2.美國應該利用經濟利益、軍事技術以及在必要時給予軍事援助的承諾來拉攏其他國家，從而廣結聯盟，並且設法促使其他國家與自己共同面對重大的矛盾和衝突。
3.只有在均勢遭到破壞以及盟國無法應對的情況下，才最終訴諸武力手段。
在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帕默斯頓勳爵曾經說過：「將某個國家永久地定格為英格蘭的盟友，或者視某個國家為我們永遠的仇敵，這是一種偏激狹隘的政治思維。我們既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對這些利益的追求才是我們的使命所在。」在未來十年，美國總統必須堅定不移地將這一思想貫徹到自己的政策當中。須知，美國可能引發他國的憎恨和敵意，別指望在國家利益不做讓步的前提下用花言巧語拉攏這些國家。必要時，必須得用各種美妙的許諾來拉攏這些國家。也許最終總統將不得不承認，即使是依靠利益誘惑的手段仍然難以達到目的。這就是其職責所在，因為他必須領導美國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不斷前行，不容閃失
人口大震盪
內文試閱
未來，全然不同的新世界
早在人口爆炸一詞普及之前，全世界每名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數就已開始下滑。生育率在一九五○年代達到五至六的高峰。在那十年裡，全球五歲以下人口達到創記錄的一五%。在那之後，生孩子就逐漸褪了流行，高齡化成為新潮流。今天，女性平均生育二‧六名子女，全球五歲以下的人口比例滑落到一○%以下。
然而，家庭規模縮小並沒有立即削減人口成長，原因是平均壽命的延長，加上嬰兒潮世代紛紛步入成年，開始成立家庭。世界人口成長的速率直到一九六○年代末才到高峰。著名人口學家喬爾?柯亨（Joel Cohen）指出：「後代將會認為，一九六○年代的高峰是人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儘管我們這些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在當時並沒有意識到。」人口成長速率的高峰是二‧一%。自此之後，逐漸下滑到一‧二%以下。
百分比和絕對數目不同，因此有些人可能會認為一九八七年更為重要，原因是全球每年人口增加數在那年達到了高峰。在那一整年間，全球人口數增添了八千七百萬。今天，全球每年仍會增加七千八百萬人，相當於每四年多出一個美國的人口。不過，這個數字也已步上幾乎無可避免的下滑趨勢，也許會滑落至零，本世紀中葉更可能成為負數。人口大震盪的最後一項驚人發展，可能就是全球人口減少。
世界人口縮減的現象過去曾經發生過。在二○○四年的耶誕節次日，二十五萬人喪生於印度洋海嘯，加上每日平均十六萬左右的死亡數，那一天的全球死亡人數即高達四十萬，遠超出每天平均三十七萬的新生兒數目。現在，有些國家的人口正一年年縮減。二○○八年，這樣的國家共有二十六個，為首的是俄羅斯、蒙特內哥羅、保加利亞、辛巴威、烏克蘭、拉脫維亞與史瓦濟蘭。往後還會有更多國家加入這個行列。
從一八○○年到一九二七年，總共約一百三十年的時間，世界人口才從十億成長到二十億。接下來，成長到三十億卻只花了三十三年，在一九六○年就已達成。再過十五年，世界人口在一九七五年達到四十億，接著在十二年後的一九八七年達到五十億。下一個十億也花了十二年，在一九九九年達到六十億。大批正值生育年齡的青年人口所帶來的動力，至今仍然推動著人口成長。儘管如此，地球上再增加十億人口的時間將會比前一次拉長一點。維也納的沃夫甘?魯茨（Wolfgang Lutz）認為，我們在二○四○年就有可能達到人口高峰，約為七十億出頭，然後開始迅速下滑，在二一○○年即有可能滑落至五十億。有些人認為，人口的巔峰值應該以九十億比較有可能。
無論如何，全球人口在本世紀後期開始減少，似乎已是無可避免的發展，因為生育率的下降，造成每一世代的母親人數都少於上一世代。從此以後，人口動力將朝負向而非正向推進。不論個別婦女生育多少子女，人口數都幾可確定必然會下跌，原因是能夠生育子女的女性人數本身就已逐漸減少。如果每一代都只有一‧六名新生兒替代兩名成人，那麼五名女性就只會為下一代生育出四名女性。沒有機會誕生的女孩自然不可能生育，具備生殖能力的女性人數也就不斷減少。
人口達到巔峰後開始下滑的發展，已然一切就緒。歐洲的人口動力早已轉為負向，人口數有可能在本世紀中葉腰斬。按照當前的生育趨勢，到了二一○○年，德國的本土人口恐怕將比今天的柏林還少，義大利的人口也可能從五千八百萬驟降為八百萬。烏克蘭就算生育率回升到一‧八五，還是不免減少四三%的人口，保加利亞與喬治亞三四%，白俄羅斯與拉脫維亞二八%，羅馬尼亞、俄羅斯與摩爾多瓦也都將減少二○%以上。
這項趨勢一旦展開，就很難踩下煞車。除了潛在母親人數減少之外，社會也可能不再習於生育下一代。兒童將成為罕見且不尋常的景象。這種情形目前已經可以見到。才不過幾年前，義大利的咖啡廳裡滿是吵鬧的兒童，現在，你見到的可能都只有啜飲著拿鐵的青年男女。過去，這些青年男女的身旁應該都圍繞著孩子，但這種景象已經不復得見。
我們的世界注定必須因應嬰兒潮與後續的少子化所帶來的影響。人口大震盪最具爭議性的一項後果，就是早已洶湧不已的移民潮。造成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是世界上令人髮指的所得差距，以及當前創紀錄的生育落差。由於有些國家的生育率高達六，有些則只能勉強維持在一以上，因此輸入及輸出人口也就明顯成為雙方的安全閥，歐洲與東亞早已亟需外國人力維繫其社會與經濟運作。這些國家實在不該再繼續假裝自己沒有這種需求了。
人口的移動在我眼中看來是件好事。移民是將財富從富人手中重新分配到窮人手上的一種主要方式。大部分的移民一開始都只能從事低薪工作，例如煎漢堡肉或鋪床，照顧幼兒、病患及老人，採集水果和蔬菜，以及清理火車和廁所。不過，他們會慢慢轉而從事專業工作，陸續成為醫生、工程師、律師及公務人員。移民經常被視為動亂及社會不公的徵象。實際上的確經常是如此。不過，正如過去數百年來逃離歐洲的移民人口在美國創造了一個「新世界」，二十一世紀的移民也可能有助於將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美國既然能夠以一個移民的國家而成功，其他國家又為什麼不行呢？
另一項關鍵變革是高齡化。青年膨脹將由「銀髮膨脹」所取代。不過，和青年膨脹不同的是，銀髮膨脹不會只是短暫的過渡現象，而會長久存在，即便在嬰兒潮世代凋零後也是一樣。隨著生育率下降，世界的平均年齡將會愈來愈高。
人口大震盪一旦消退，人口版塊也在本世紀下半葉穩定下來之後，世界的面貌將會變得非常不同。屆時我們可能已經徹底摧殘了地球，除非認真採行步驟保育自然資源、維持氣候穩定。就最糟的狀況而言，我們有可能越過氣候變遷的臨界點，陷入再也無可挽救的境地。不過，我內心樂觀的一面認為，人類將會體認到這項危機的真實狀況，而把握時機節制我們的消費主義，並且改造工業社會，以避開最糟的環境危害。
我們已經度過了史上最大的人口增加潮。人口大震盪已經深刻改變了我們，其尾聲又會對我們造成更進一步的改變。生育革命釋放出了經濟活動、社會秩序變動以及解放——尤其對女性而言——的龐大力量。二十世紀那群急躁莽撞又滿身衝勁的年輕人類，在本世紀結束前將會步入比較大的年歲，而可能變得較為保守，較不那麼創新，甚至有些乏味。但這不是壞事。我們需要歇息一下，喘一口氣。世界若能揚棄青春期的躁動，步入中年的穩定與睿智，顯然是個相當吸引人的前景。
此外，世界上的人口必然會更加密集，但也會比較不那麼狂亂，而且極有可能變得比較有愛心——一個比較有同情心、比較和善、比較有智慧，也比較環保的世界。馬爾薩斯的死對頭戈德溫曾經想像這麼一個烏托邦：「只有成人而沒有小孩，不再有戰爭，不再有犯罪，不再有政府……所有人都追求著全人類的福祉。」未來的世界也許不盡然會是這樣的景象，但除了他提到的「智識樂趣將使性欲相形失色」這點不太令人期待之外，我們仍可期盼，未來的社會將會趨近他筆下的那種祥和狀態。
人類歷史上已經出現過三次人口激增潮，每一次都伴隨著科技創新，而提升了地球能夠供養的人口數。第一次帶來的科技創新是製造工具的能力，接著是農業，最近的一次則是工業化。這些發展把人類數目從一萬年前的一千萬擴增到了今天的七十億。在這段過程中，世界人口也曾有很長的時間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現在，顯然又要進入到較為穩定的時期了。不過，我們已經受到了永久的改變；不只是科技，也包括人口的狀況。
過去，人口穩定時期全都有著高死亡率和高生育率，而且由男性處於支配地位。如今，我們有機會迎接一個低死亡率和低生育率的未來，並且徹底終結父權主義。也許，部落長老又會再次取得主導權。只不過，這一次他們不只會受到崇敬，更將是社會上最大的族群。而且，這群長老很有可能絕大多數都是女性。就人口方面而言──恐怕也包括其他所有方面，未來都會是個非常不一樣的世界。
隨著我自己的年齡漸長，我愈來愈覺得這個未來可能會遠優於當前的世界。不過，不論好壞，這樣的世界總之會出現在下一個世紀。我們已經不可能回頭。
內文1
達到極限
對於鄉下社群、都市、國家以及全世界而言，更多人口究竟是好是壞？龐大的人口數會不會壓垮我們餵食世人的能力？還是說更多的人也會帶來「更多能夠勞動的雙手和能夠思考的頭腦」？這是自從馬爾薩斯以來就一直徘徊不去的問題。有些人說，我們當前面臨了一項新威脅：一種「青年膨脹」現象，亦即失業又與社會疏離的嬰兒潮人口造就了一個無政府的混亂世界，恐怖分子與罪犯在其中橫行無阻。事實會不會終將證明馬爾薩斯是對的？還是說人口大震盪會促使我們追求更環保的生活方式？
小龍經濟體與青年膨脹
先談好消息。有時候，人多才好做生意。就拿日本這個例子來說吧。六十年前，日本原本狀況極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朱利安‧赫胥黎稱之為「有史以來人口過剩最嚴重的國家」，福格特在《生存之道》裡指稱這個國家「絕對不可能餵飽自己的人口」。然而，抱持馬爾薩斯觀點的悲觀人士雖然爭相為該國寫下墓誌銘，日本全國各地的工作坊卻蓄積了反擊的力量。
一九四五年，索尼公司原是一家收音機修理店，位於東京一幢遭到炸彈毀壞的建築物裡。三洋於次年成立，先是生產自行車燈，接著跨足收音機與洗衣機等產品。本田在一九四八年生產了第一批摩托車。不久之後，日本就開始向全世界販賣這些產品。「日升之國」總算不辱其稱號。隨著國內生產毛額每年上升超過一○%
，日本因此得以進口該國所需的一切糧食。事實證明赫胥黎與福格特等人錯得一塌糊塗。日本成了亞洲第一個小龍經濟體，也一度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
台灣、香港與新加坡接著跟進。南韓在韓戰結束後也迎頭趕上。一九五○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曾對這些國家的前景抱持悲觀的態度。即便到了一九六○年代，我還記得當時學校裡的地理老師說這些國家注定沒有前途，因為它們缺乏種植糧食的土地，也沒有金屬或石油等天然資源能夠拿來換取糧食。更糟的是，這些國家的人口還以飛快的速度成長。
不過，這樣的預測沒有成真。韓國的現代汽車公司成立於一九四六年，樂金公司在次年開始生產化學用品與電子產品。新加坡成了亞洲排名第一的港口，台灣成了電子產品製造中心，香港則是什麼都生產。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九○年間，這四個地區連同日本，成了世界上成長速度最快的五個經濟體。這些小龍經濟體為何能夠一鳴驚人呢？它們確實做出了明智的投資。不過，近年來的研究人員也將人口演變視為另一項關鍵要素——甚至是唯一的關鍵要素。這些經濟體超高速成長的那些年間，其人口絕大多數都是受過教育的年輕成年人，充滿了工作的能力和意願。
創造這種推動成長的人口引擎有兩個階段。首先，這些國家都出現了戰後嬰兒潮。這不是規劃的結果，而是自然發生的現象。嬰兒潮世代在一九六○年代投入職場之後，對於原本已呈向上發展的經濟就產生了更進一步的提振效果。另一方面，生育率也在同時崩跌。嬰兒潮世代都忙著工作，以致生育的子女遠少於他們的父母。於是，這群龐大的工作人口所需要扶養及教育的兒童人數也就下滑到了非常低的程度。因此，這些國家即可多投資於工廠而少投資於學校，形成絕佳的成功公式。
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九○年間，東亞各地的工作年齡人口比兒童與老年人等「受扶養」人口的成長速度快了四倍。從北海道北岸到新加坡周圍的熱帶水域，這個地區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口在當時都正值工作年齡，而且也都在工作。此外，他們也愈來愈富有。所得每年平均成長六%。人口學家將這種現象稱為「人口機會窗口」。隨著國家的生育率由高點下降，即可享受數十年近乎完美的人口條件，正適合快速的經濟成長。
許多國家的經濟狀況都曾在這個人口發展階段大幅振興。最近的這麼一個國家就是中國。在一九六○年代至七○年代初期，毛澤東隻手造就了一場龐大的嬰兒潮，促成中國人口數在一九八○年站上十億大關。他的繼任者反向而行，後來推出了一胎化政策。當時沒有人知道這一點，但這兩種政策的組合正好造成最完美的人口條件。如同鄰近的其他國家，中國也有龐大的工作人口和相對少數的受扶養人口。這些青年形成一支一億四千萬人的移工大軍，從鄉下湧入新興的工業城市。中國經濟坐收其利，成長率高達兩位數，將這個國家轉變為新一代的世界工廠。
現在，其他亞洲國家也打算如法炮製。泰國的生育率在四十年間從六‧六滑落到一‧六，近來經濟成長率達每年五%。越南也是在人口激增之後，生育率即下降到一‧九。隨著學校裡的學生愈來愈少，該國的八千五百萬人口已有絕大多數都已達到工作年齡，經濟成長率也達到每年六%。現在，胡志明市是全世界成長速度最快的其中一座城市。
接下來是誰呢？許多人都打賭會是印度。印度的人口在四十年內倍增，但現在生育率正迅速下跌，經濟則充滿活力。奧地利人口學家魯茨指出：「未來二十五年是印度的機會。印度兒童在人口當中所佔的比例將下降三分之一，老年人口卻仍將維持相當小的比例。」
印度經濟學家桑亞爾（Sanjeev Sanyal）表示，他的國家必須把握當下，否則這個機會將稍縱即逝。他目前在新加坡工作，而新加坡正是典型的小龍經濟體。我們在他位於德意志銀行大樓十七樓的辦公室見面。這棟辦公大樓座落在萊佛士碼頭（Raffles Quay），是亞洲的鍍金門牌。我們眺望著新加坡龐大的貨櫃港口，看著工人就在我們隔壁興建著閃閃發亮的新大廈。桑亞爾說，有一天，他那擁有十億人口的祖國可望享有和新加坡一樣的富裕。
魯茨說，只要藉由一個數字，即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已準備好善用人口機會窗口。他稱之為「識字壽命」——也就是一個國家的人口在識字之後的平均壽命有多長。在大部分的歐洲國家以及先前的亞洲小龍經濟體，人口不但在孩提時期就幾乎普遍識字，而且壽命也都相當長，因此識字壽命都在六十五年以上。識字壽命最短的是阿富汗，只有十四年。中國的識字壽命約為五十年，算是很不錯。不過，印度仍然僅稍微高於三十。這樣的識字壽命太短了，魯茨說。這樣的條件恐怕不免扼殺印度的經濟野心。
緊跟在印度後面，則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眾多國家。當今的經濟學家都認為這些國家無可救藥。它們有沒有可能獲益於人口發展帶來的機會窗口呢？也許有可能。非洲已經達成第一項要件，造就了龐大的年輕人口。非洲是全球平均年齡最輕的大陸，四四%左右的人口都不滿十五歲。這些孩子目前雖然拖累了經濟，但他們不久就會達到工作年齡。因此，現在正是邁入下一個階段的時刻，應該要減少下一代的人數了。
好消息是，生育率出現下降現象的非洲國家多得令人吃驚。在不久之前的二○○二年，二十個非洲國家的女性都平均生育六名子女；到了二○○八年，卻只剩下九個國家。有些國家的生育率甚至下跌超過三分之一，包括迦納、南非、辛巴威、波札那與肯亞。因此，這個區域的青年人口比例在未來二十年間可望迅速上升。人口資料局的艾胥芙（Lori Ashford）預測指出，迦納的工作年齡人口比例將在二○三○年代達到六五%左右的高峰，納米比亞在二○四○年代，衣索比亞、烏干達、肯亞及其他國家則緊跟在後。屆時就是這些國家追求經濟發展的機會，如果它們能夠善加把握的話。
不過，只要非洲人口的教育程度仍然如此低落，這種機會就沒有太大的意義。這個地區的識字壽命至今仍比印度還低，平均只有二十四年。不過，這些國家只要能夠在往後幾年間讓所有兒童接受初等教育，識字壽命就可以在二○三○年前達到三十五年以上。屆時這個數字雖然仍是全球最低，但可能已經夠了。不要對非洲放棄希望。
不是所有國家都能夠利用人口機會窗口而將經濟帶入工業化的飛速發展。舉例而言，斯里蘭卡與巴基斯坦的人口條件都很適合經濟起飛，但這兩個國家卻反而陷入了政治混亂。斯里蘭卡政府和國內的泰米爾少數民族爭戰不休，巴基斯坦則是受害於貪污腐敗與塔利班勢力的肆虐。有些人認為政治亂象導致這兩個國家無法善用其人口機會窗口；另外有些人則認為青年人口的激增正是亂象的肇因。本來可以促成經濟轉型的人口，反倒引發了社會解體。
有些人口學家將這種現象稱為「青年膨脹」。這種現象帶來的危險，就是這些淪入社會邊緣的失業青年可能會帶來恐怖主義與政治崩潰。目前世人對於這種「青年膨脹」的現象愈來愈憂心，尤其是當前又正值經濟成長出現縮減。同樣的人口現象當初造就了小龍經濟體，卻也可能產生這種惡性的負面發展。
今天，穆斯林世界各地都已出現了鮮明的青年膨脹現象。在全球二十七個青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裡，半數都是穆斯林國家。在一九九五至二○○五年間，在巴基斯坦、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等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國家，青年男性在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上升高達二六%。這些國家都沒有利用大量的青年人口推動經濟成長。這些國家的青年失業率都非常高，所以不滿的情緒也相當高漲。我們在第十六章已經看過，印度因為女性胎兒遭到墮胎而造成青年男性的大幅膨脹，前聯合國人口學家夏米因此提出警告，指稱「大批的單身漢將會導致犯罪與社會混亂」。
這是非常可怕的現象。哥倫比亞大學的發展大師薩克斯（Jeffrey Sachs）是許多世界領袖的顧問，他認為「極度年輕的人口，再加上高比例的青年男性」，「可能是一項重要因素，造成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與中東地區的治理危機，包括暴力活動與恐怖主義」。他指出，「在沙烏地阿拉伯，也就是九一一事件中大多數劫機犯的來源國」，二十一歲以下的人口比二十一歲以上的人口多，「該國缺乏成人監管的情形令人憂心」。
不來梅大學的種族屠殺研究者海因松（Gunnar Heinsohn）表示，青年膨脹現象能夠解釋許多問題，包括二十世紀的歐洲法西斯主義、當今發生在達佛的屠殺慘劇、黎巴嫩與阿爾及利亞的內戰，乃至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的暴動行為。
這些青年膨脹現象造成的政治後果，不必然會落入基本教義派或暴力的窠臼。歐洲與北美的青年膨脹現象在一九六○年代達到高峰，帶來了左傾的激進主義與流行文化的興起——亦即嬉皮世代。今天，伊朗的這種人口也開始以改革派的姿態面對掌權的教士。
儘管如此，有些環保人士卻認為青年膨脹、環境惡化與衝突現象將會交互影響，從而造成新一輪的混亂狀況。這種概念的首要倡導者是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荷馬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他指出：「隨著環境持續惡化，社會分裂的規模也會增大……這種現象將會造成難以置信的安全威脅。」這項分析深具影響力。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早在一九九六年就警告指出：「大規模的環境惡化，加上人口迅速成長，恐將破壞許多國家與地區的政治穩定。」
有限世界的生態足跡
人口如果是我們唯一需要擔憂的問題，那麼我們也許大可放心。然而，隨著人口成長減緩，埃利希提到的第二項環境衝擊因素卻愈來愈嚴重。人類對地球環境的衝擊愈來愈大，消費高漲乃是一大原因。生態足跡分析家指稱我們在過去三十年來已經「超載」了地球的負荷能力，而這段期間所增加的生態足跡，幾乎全都是消費高漲造成的結果。儘管像中國這樣的開發中經濟體在近代崛起，消費的增加仍然主要都出現在富裕世界，也就是那些原本消費量就最高的國家。
半個世紀之前，福格特、赫胥黎與埃利希等人預測二十世紀末將發生大規模飢荒，結果證明他們錯了。然而，正是因為他們的駭人預測以及世界因此採取的回應，才確保了那樣的狀況沒有發生。數十億人挨餓而死的可怕景象激起了一個世代的行動力。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就是要再次證明那些悲觀人士錯了。我們如果採取正確的行動，所有人都可以過著美好的生活。正如同甘地的那句名言：「世界足夠供應所有人的需求，但無法滿足所有人的貪欲。」
當然，生態足跡較小的窮人有可能富裕起來，也可能生出日後成為富裕人口的子女，從而造成和我們一樣大的生態足跡。這樣的情形如果實現，那麼地球的未來無疑將走向災難。別的不提，氣候變遷就會造成嚴重的混亂，以致地球連五十億人都餵不飽，遑論更多的人口。不過，如果消費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那麼生活在富裕世界的我們就有義務先因應這個問題。就這方面而言，目前是有好消息的。我們可以一方面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同時又削減生態足跡；就算不是所有面向都能如此，至少在真正讓我們的人生值得活下去的部分是可以做得到的。
餵飽全世界
因此，就全球而言，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繼續生產足夠糧食的能力確實有理由感到樂觀。未來並沒有無可避免的馬爾薩斯式災難。不過，我們若是沒有做出正確的選擇，就可能遭遇許多並非無可避免的災難。
當然，確保全球糧食供給量足夠是一回事，確保每個人都能吃得飽又是另一回事。對於買不起糧食的人，或是必須仰賴自己或鄰居種植糧食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世界上挨餓的人口當中，絕大多數都屬於這一類人。此外，他們也最仰賴地方政府的健全。對於他們來說，全球性的市場通常只是虛妄的幻想，不然就是一股破壞性的干預力量。他們村莊裡的糧倉如果空空蕩蕩，那麼就算全球倉廩充盈，對他們也毫無意義。他們的生存仰賴於當地環境。他們的土壤與水源如果遭到過度使用或毀壞，就會導致飢餓、貧窮、飢荒或是大規模移民。所以，不論地球是否能夠生產足夠的糧食，這些人都必須設法自給自足。
綠色革命的目的在於讓全球糧食產量達到最大的程度。下一場革命則必須著眼於地方，必須協助貧窮的農耕社群，也就是遭到綠色革命忽略的那些族群，協助他們以更好的方式經營土地，利用牲畜為土壤施肥，在田地上蓄存雨水以應乾旱時期之需，培育及交換當地品種的作物，並且針對惱人的害蟲找出自然的剋星。
當今的非洲國家在糧食方面無法自給自足，但人口卻仍然不斷迅速成長。這個大陸既然無法供養當前的人口，未來又怎麼可能讓兩倍的人數養活自己？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所以我們就來仔細檢視一下黑暗大陸的狀況。
佐證非洲無法生存的第一個案例，就是人口密集的中非小國盧安達。一九九四年，在一百天左右的時間裡，該國有多達一百萬名以畜牧為生的圖西人（Tutsi）遭到屠殺，凶手是以務農為主的盧國多數族群胡圖人（Hutu）所組成的民兵團體。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手無寸鐵，被人用開山刀砍殺而死。這場慘劇經常被稱為現代的第一場馬爾薩斯災難。這種論點認為是人口壓力造成了這場種族屠殺。在屠殺事件前夕擔任該國農業與環境部長的蓋薩納（James Gasana）指出，人口的快速成長造就了一場環境危機，從而「造成」衝突的爆發。但真的是如此嗎？
我認為這種悲觀態度很危險，原因有二。第一，這種觀點呼應了過去那種馬爾薩斯式的宿命論，當初英國人在一個半世紀之前就是以這種宿命論為自己的無所作為卸責：「無能為力……太多人口……咎由自取……最好任由這場災難自行發展。」這種論點幾乎是說，盧安達種族屠殺這類慘案就長期而言其實對人類有利。
更重要的是，所謂非洲人口過剩的說法根本就不正確。在全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二十個國家當中，非洲就佔了十一個；至於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二十個國家，非洲則只有一個——這個國家是模里西斯，也是非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非洲的問題在於農業品質低劣，不是人口太多。沒錯，人口的增加不免暴露出非洲的農業品質有多麼低劣，但非洲在糧食方面自給自足的能力絕對不是受制於馬爾薩斯式的極限。
過去三十年來，撒哈拉沙漠的邊緣一直是環境末日論述聚焦的核心地帶，原因是當地土壤脆弱、雨量不穩定，人口成長又快速。當地只要沒有降雨，就會發生飢荒。茅利塔尼亞、尼日、衣索比亞、馬利與蘇丹等國至今仍然極度貧窮，而且人口成長速度也極快。尼日與馬利是全世界人口成長速度最快的其中兩個國家。
沒有人能夠否認人口成長對於這類地區所可能造成的傷害，但實際上不一定都會如此。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的地理學家雷吉（Chris Reij）已在西非的沙漠邊緣地帶從事了多年工作，偶爾也與樂施會（Oxfam）合作。如同莫提莫爾，他也在人口增長當中看見了生態復育現象。「在一九八○年代與九○年代初期，很多土地都完全看不到樹木。當時經常發生乾旱，農夫都砍樹當柴火，沙漠也不斷擴張。不過，我在二○○四年和二○○六年兩度回到那裡。我從尼日首都尼亞美（Niamey）往東開車開了八百公里，發現到處都是樹木。我估計尼日在過去十年來增加了兩億棵樹。」
村莊居民挽救了當地環境。歐洲農業專家曾經指示他們必須把田地上的樹木全部砍掉，才能種植更多作物，但他們卻沒有聽從這項指示。村民認為砍伐樹木等於是殺害土地，這項觀點確實沒錯。「短短幾年內，樹木已經長到了足夠的高度，能夠保護作物免於強風吹襲，又可遏止沙地蔓延。現在，這些樹木又可為牲畜提供飼料，於是農夫又有更多的糞肥可以施加在田地上。」
當然，照顧樹木與鏟堆肥都需要花費勞力，需要人手。不過，尼日在二○○五年發生乾旱的時候，樹木不但為牲畜提供了飼料，使其免於餓死的命運，也讓村民得以藉由販賣薪柴賺取收入。如同馬查科斯，人口增加反倒對土地有益。「所謂人口壓力必然會加速土地品質惡化的觀念，其實是一種流傳甚廣的迷思。實際上並不會。在人口壓力高的地區，通常都會出現創新。這點並不令人意外。農民必須因應環境才能生存，」雷吉說。
未來，全然不同的新世界
早在人口爆炸一詞普及之前，全世界每名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數就已開始下滑。生育率在一九五○年代達到五至六的高峰。在那十年裡，全球五歲以下人口達到創記錄的一五%。在那之後，生孩子就逐漸褪了流行，高齡化成為新潮流。今天，女性平均生育二‧六名子女，全球五歲以下的人口比例滑落到一○%以下。
然而，家庭規模縮小並沒有立即削減人口成長，原因是平均壽命的延長，加上嬰兒潮世代紛紛步入成年，開始成立家庭。世界人口成長的速率直到一九六○年代末才到高峰。著名人口學家喬爾?柯亨（Joel Cohen）指出：「後代將會認為，一九六○年代的高峰是人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儘管我們這些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在當時並沒有意識到。」人口成長速率的高峰是二‧一%。自此之後，逐漸下滑到一‧二%以下。
百分比和絕對數目不同，因此有些人可能會認為一九八七年更為重要，原因是全球每年人口增加數在那年達到了高峰。在那一整年間，全球人口數增添了八千七百萬。今天，全球每年仍會增加七千八百萬人，相當於每四年多出一個美國的人口。不過，這個數字也已步上幾乎無可避免的下滑趨勢，也許會滑落至零，本世紀中葉更可能成為負數。人口大震盪的最後一項驚人發展，可能就是全球人口減少。
世界人口縮減的現象過去曾經發生過。在二○○四年的耶誕節次日，二十五萬人喪生於印度洋海嘯，加上每日平均十六萬左右的死亡數，那一天的全球死亡人數即高達四十萬，遠超出每天平均三十七萬的新生兒數目。現在，有些國家的人口正一年年縮減。二○○八年，這樣的國家共有二十六個，為首的是俄羅斯、蒙特內哥羅、保加利亞、辛巴威、烏克蘭、拉脫維亞與史瓦濟蘭。往後還會有更多國家加入這個行列。
從一八○○年到一九二七年，總共約一百三十年的時間，世界人口才從十億成長到二十億。接下來，成長到三十億卻只花了三十三年，在一九六○年就已達成。再過十五年，世界人口在一九七五年達到四十億，接著在十二年後的一九八七年達到五十億。下一個十億也花了十二年，在一九九九年達到六十億。大批正值生育年齡的青年人口所帶來的動力，至今仍然推動著人口成長。儘管如此，地球上再增加十億人口的時間將會比前一次拉長一點。維也納的沃夫甘?魯茨（Wolfgang Lutz）認為，我們在二○四○年就有可能達到人口高峰，約為七十億出頭，然後開始迅速下滑，在二一○○年即有可能滑落至五十億。有些人認為，人口的巔峰值應該以九十億比較有可能。
無論如何，全球人口在本世紀後期開始減少，似乎已是無可避免的發展，因為生育率的下降，造成每一世代的母親人數都少於上一世代。從此以後，人口動力將朝負向而非正向推進。不論個別婦女生育多少子女，人口數都幾可確定必然會下跌，原因是能夠生育子女的女性人數本身就已逐漸減少。如果每一代都只有一‧六名新生兒替代兩名成人，那麼五名女性就只會為下一代生育出四名女性。沒有機會誕生的女孩自然不可能生育，具備生殖能力的女性人數也就不斷減少。
人口達到巔峰後開始下滑的發展，已然一切就緒。歐洲的人口動力早已轉為負向，人口數有可能在本世紀中葉腰斬。按照當前的生育趨勢，到了二一○○年，德國的本土人口恐怕將比今天的柏林還少，義大利的人口也可能從五千八百萬驟降為八百萬。烏克蘭就算生育率回升到一‧八五，還是不免減少四三%的人口，保加利亞與喬治亞三四%，白俄羅斯與拉脫維亞二八%，羅馬尼亞、俄羅斯與摩爾多瓦也都將減少二○%以上。
這項趨勢一旦展開，就很難踩下煞車。除了潛在母親人數減少之外，社會也可能不再習於生育下一代。兒童將成為罕見且不尋常的景象。這種情形目前已經可以見到。才不過幾年前，義大利的咖啡廳裡滿是吵鬧的兒童，現在，你見到的可能都只有啜飲著拿鐵的青年男女。過去，這些青年男女的身旁應該都圍繞著孩子，但這種景象已經不復得見。
我們的世界注定必須因應嬰兒潮與後續的少子化所帶來的影響。人口大震盪最具爭議性的一項後果，就是早已洶湧不已的移民潮。造成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是世界上令人髮指的所得差距，以及當前創紀錄的生育落差。由於有些國家的生育率高達六，有些則只能勉強維持在一以上，因此輸入及輸出人口也就明顯成為雙方的安全閥，歐洲與東亞早已亟需外國人力維繫其社會與經濟運作。這些國家實在不該再繼續假裝自己沒有這種需求了。
人口的移動在我眼中看來是件好事。移民是將財富從富人手中重新分配到窮人手上的一種主要方式。大部分的移民一開始都只能從事低薪工作，例如煎漢堡肉或鋪床，照顧幼兒、病患及老人，採集水果和蔬菜，以及清理火車和廁所。不過，他們會慢慢轉而從事專業工作，陸續成為醫生、工程師、律師及公務人員。移民經常被視為動亂及社會不公的徵象。實際上的確經常是如此。不過，正如過去數百年來逃離歐洲的移民人口在美國創造了一個「新世界」，二十一世紀的移民也可能有助於將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美國既然能夠以一個移民的國家而成功，其他國家又為什麼不行呢？
另一項關鍵變革是高齡化。青年膨脹將由「銀髮膨脹」所取代。不過，和青年膨脹不同的是，銀髮膨脹不會只是短暫的過渡現象，而會長久存在，即便在嬰兒潮世代凋零後也是一樣。隨著生育率下降，世界的平均年齡將會愈來愈高。
人口大震盪一旦消退，人口版塊也在本世紀下半葉穩定下來之後，世界的面貌將會變得非常不同。屆時我們可能已經徹底摧殘了地球，除非認真採行步驟保育自然資源、維持氣候穩定。就最糟的狀況而言，我們有可能越過氣候變遷的臨界點，陷入再也無可挽救的境地。不過，我內心樂觀的一面認為，人類將會體認到這項危機的真實狀況，而把握時機節制我們的消費主義，並且改造工業社會，以避開最糟的環境危害。
我們已經度過了史上最大的人口增加潮。人口大震盪已經深刻改變了我們，其尾聲又會對我們造成更進一步的改變。生育革命釋放出了經濟活動、社會秩序變動以及解放——尤其對女性而言——的龐大力量。二十世紀那群急躁莽撞又滿身衝勁的年輕人類，在本世紀結束前將會步入比較大的年歲，而可能變得較為保守，較不那麼創新，甚至有些乏味。但這不是壞事。我們需要歇息一下，喘一口氣。世界若能揚棄青春期的躁動，步入中年的穩定與睿智，顯然是個相當吸引人的前景。
此外，世界上的人口必然會更加密集，但也會比較不那麼狂亂，而且極有可能變得比較有愛心——一個比較有同情心、比較和善、比較有智慧，也比較環保的世界。馬爾薩斯的死對頭戈德溫曾經想像這麼一個烏托邦：「只有成人而沒有小孩，不再有戰爭，不再有犯罪，不再有政府……所有人都追求著全人類的福祉。」未來的世界也許不盡然會是這樣的景象，但除了他提到的「智識樂趣將使性欲相形失色」這點不太令人期待之外，我們仍可期盼，未來的社會將會趨近他筆下的那種祥和狀態。
人類歷史上已經出現過三次人口激增潮，每一次都伴隨著科技創新，而提升了地球能夠供養的人口數。第一次帶來的科技創新是製造工具的能力，接著是農業，最近的一次則是工業化。這些發展把人類數目從一萬年前的一千萬擴增到了今天的七十億。在這段過程中，世界人口也曾有很長的時間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現在，顯然又要進入到較為穩定的時期了。不過，我們已經受到了永久的改變；不只是科技，也包括人口的狀況。
過去，人口穩定時期全都有著高死亡率和高生育率，而且由男性處於支配地位。如今，我們有機會迎接一個低死亡率和低生育率的未來，並且徹底終結父權主義。也許，部落長老又會再次取得主導權。只不過，這一次他們不只會受到崇敬，更將是社會上最大的族群。而且，這群長老很有可能絕大多數都是女性。就人口方面而言──恐怕也包括其他所有方面，未來都會是個非常不一樣的世界。
隨著我自己的年齡漸長，我愈來愈覺得這個未來可能會遠優於當前的世界。不過，不論好壞，這樣的世界總之會出現在下一個世紀。我們已經不可能回頭。
內文1
達到極限
對於鄉下社群、都市、國家以及全世界而言，更多人口究竟是好是壞？龐大的人口數會不會壓垮我們餵食世人的能力？還是說更多的人也會帶來「更多能夠勞動的雙手和能夠思考的頭腦」？這是自從馬爾薩斯以來就一直徘徊不去的問題。有些人說，我們當前面臨了一項新威脅：一種「青年膨脹」現象，亦即失業又與社會疏離的嬰兒潮人口造就了一個無政府的混亂世界，恐怖分子與罪犯在其中橫行無阻。事實會不會終將證明馬爾薩斯是對的？還是說人口大震盪會促使我們追求更環保的生活方式？
小龍經濟體與青年膨脹
先談好消息。有時候，人多才好做生意。就拿日本這個例子來說吧。六十年前，日本原本狀況極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朱利安‧赫胥黎稱之為「有史以來人口過剩最嚴重的國家」，福格特在《生存之道》裡指稱這個國家「絕對不可能餵飽自己的人口」。然而，抱持馬爾薩斯觀點的悲觀人士雖然爭相為該國寫下墓誌銘，日本全國各地的工作坊卻蓄積了反擊的力量。
一九四五年，索尼公司原是一家收音機修理店，位於東京一幢遭到炸彈毀壞的建築物裡。三洋於次年成立，先是生產自行車燈，接著跨足收音機與洗衣機等產品。本田在一九四八年生產了第一批摩托車。不久之後，日本就開始向全世界販賣這些產品。「日升之國」總算不辱其稱號。隨著國內生產毛額每年上升超過一○%
，日本因此得以進口該國所需的一切糧食。事實證明赫胥黎與福格特等人錯得一塌糊塗。日本成了亞洲第一個小龍經濟體，也一度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
台灣、香港與新加坡接著跟進。南韓在韓戰結束後也迎頭趕上。一九五○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曾對這些國家的前景抱持悲觀的態度。即便到了一九六○年代，我還記得當時學校裡的地理老師說這些國家注定沒有前途，因為它們缺乏種植糧食的土地，也沒有金屬或石油等天然資源能夠拿來換取糧食。更糟的是，這些國家的人口還以飛快的速度成長。
不過，這樣的預測沒有成真。韓國的現代汽車公司成立於一九四六年，樂金公司在次年開始生產化學用品與電子產品。新加坡成了亞洲排名第一的港口，台灣成了電子產品製造中心，香港則是什麼都生產。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九○年間，這四個地區連同日本，成了世界上成長速度最快的五個經濟體。這些小龍經濟體為何能夠一鳴驚人呢？它們確實做出了明智的投資。不過，近年來的研究人員也將人口演變視為另一項關鍵要素——甚至是唯一的關鍵要素。這些經濟體超高速成長的那些年間，其人口絕大多數都是受過教育的年輕成年人，充滿了工作的能力和意願。
創造這種推動成長的人口引擎有兩個階段。首先，這些國家都出現了戰後嬰兒潮。這不是規劃的結果，而是自然發生的現象。嬰兒潮世代在一九六○年代投入職場之後，對於原本已呈向上發展的經濟就產生了更進一步的提振效果。另一方面，生育率也在同時崩跌。嬰兒潮世代都忙著工作，以致生育的子女遠少於他們的父母。於是，這群龐大的工作人口所需要扶養及教育的兒童人數也就下滑到了非常低的程度。因此，這些國家即可多投資於工廠而少投資於學校，形成絕佳的成功公式。
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九○年間，東亞各地的工作年齡人口比兒童與老年人等「受扶養」人口的成長速度快了四倍。從北海道北岸到新加坡周圍的熱帶水域，這個地區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口在當時都正值工作年齡，而且也都在工作。此外，他們也愈來愈富有。所得每年平均成長六%。人口學家將這種現象稱為「人口機會窗口」。隨著國家的生育率由高點下降，即可享受數十年近乎完美的人口條件，正適合快速的經濟成長。
許多國家的經濟狀況都曾在這個人口發展階段大幅振興。最近的這麼一個國家就是中國。在一九六○年代至七○年代初期，毛澤東隻手造就了一場龐大的嬰兒潮，促成中國人口數在一九八○年站上十億大關。他的繼任者反向而行，後來推出了一胎化政策。當時沒有人知道這一點，但這兩種政策的組合正好造成最完美的人口條件。如同鄰近的其他國家，中國也有龐大的工作人口和相對少數的受扶養人口。這些青年形成一支一億四千萬人的移工大軍，從鄉下湧入新興的工業城市。中國經濟坐收其利，成長率高達兩位數，將這個國家轉變為新一代的世界工廠。
現在，其他亞洲國家也打算如法炮製。泰國的生育率在四十年間從六‧六滑落到一‧六，近來經濟成長率達每年五%。越南也是在人口激增之後，生育率即下降到一‧九。隨著學校裡的學生愈來愈少，該國的八千五百萬人口已有絕大多數都已達到工作年齡，經濟成長率也達到每年六%。現在，胡志明市是全世界成長速度最快的其中一座城市。
接下來是誰呢？許多人都打賭會是印度。印度的人口在四十年內倍增，但現在生育率正迅速下跌，經濟則充滿活力。奧地利人口學家魯茨指出：「未來二十五年是印度的機會。印度兒童在人口當中所佔的比例將下降三分之一，老年人口卻仍將維持相當小的比例。」
印度經濟學家桑亞爾（Sanjeev Sanyal）表示，他的國家必須把握當下，否則這個機會將稍縱即逝。他目前在新加坡工作，而新加坡正是典型的小龍經濟體。我們在他位於德意志銀行大樓十七樓的辦公室見面。這棟辦公大樓座落在萊佛士碼頭（Raffles Quay），是亞洲的鍍金門牌。我們眺望著新加坡龐大的貨櫃港口，看著工人就在我們隔壁興建著閃閃發亮的新大廈。桑亞爾說，有一天，他那擁有十億人口的祖國可望享有和新加坡一樣的富裕。
魯茨說，只要藉由一個數字，即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已準備好善用人口機會窗口。他稱之為「識字壽命」——也就是一個國家的人口在識字之後的平均壽命有多長。在大部分的歐洲國家以及先前的亞洲小龍經濟體，人口不但在孩提時期就幾乎普遍識字，而且壽命也都相當長，因此識字壽命都在六十五年以上。識字壽命最短的是阿富汗，只有十四年。中國的識字壽命約為五十年，算是很不錯。不過，印度仍然僅稍微高於三十。這樣的識字壽命太短了，魯茨說。這樣的條件恐怕不免扼殺印度的經濟野心。
緊跟在印度後面，則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眾多國家。當今的經濟學家都認為這些國家無可救藥。它們有沒有可能獲益於人口發展帶來的機會窗口呢？也許有可能。非洲已經達成第一項要件，造就了龐大的年輕人口。非洲是全球平均年齡最輕的大陸，四四%左右的人口都不滿十五歲。這些孩子目前雖然拖累了經濟，但他們不久就會達到工作年齡。因此，現在正是邁入下一個階段的時刻，應該要減少下一代的人數了。
好消息是，生育率出現下降現象的非洲國家多得令人吃驚。在不久之前的二○○二年，二十個非洲國家的女性都平均生育六名子女；到了二○○八年，卻只剩下九個國家。有些國家的生育率甚至下跌超過三分之一，包括迦納、南非、辛巴威、波札那與肯亞。因此，這個區域的青年人口比例在未來二十年間可望迅速上升。人口資料局的艾胥芙（Lori Ashford）預測指出，迦納的工作年齡人口比例將在二○三○年代達到六五%左右的高峰，納米比亞在二○四○年代，衣索比亞、烏干達、肯亞及其他國家則緊跟在後。屆時就是這些國家追求經濟發展的機會，如果它們能夠善加把握的話。
不過，只要非洲人口的教育程度仍然如此低落，這種機會就沒有太大的意義。這個地區的識字壽命至今仍比印度還低，平均只有二十四年。不過，這些國家只要能夠在往後幾年間讓所有兒童接受初等教育，識字壽命就可以在二○三○年前達到三十五年以上。屆時這個數字雖然仍是全球最低，但可能已經夠了。不要對非洲放棄希望。
不是所有國家都能夠利用人口機會窗口而將經濟帶入工業化的飛速發展。舉例而言，斯里蘭卡與巴基斯坦的人口條件都很適合經濟起飛，但這兩個國家卻反而陷入了政治混亂。斯里蘭卡政府和國內的泰米爾少數民族爭戰不休，巴基斯坦則是受害於貪污腐敗與塔利班勢力的肆虐。有些人認為政治亂象導致這兩個國家無法善用其人口機會窗口；另外有些人則認為青年人口的激增正是亂象的肇因。本來可以促成經濟轉型的人口，反倒引發了社會解體。
有些人口學家將這種現象稱為「青年膨脹」。這種現象帶來的危險，就是這些淪入社會邊緣的失業青年可能會帶來恐怖主義與政治崩潰。目前世人對於這種「青年膨脹」的現象愈來愈憂心，尤其是當前又正值經濟成長出現縮減。同樣的人口現象當初造就了小龍經濟體，卻也可能產生這種惡性的負面發展。
今天，穆斯林世界各地都已出現了鮮明的青年膨脹現象。在全球二十七個青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裡，半數都是穆斯林國家。在一九九五至二○○五年間，在巴基斯坦、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等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國家，青年男性在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上升高達二六%。這些國家都沒有利用大量的青年人口推動經濟成長。這些國家的青年失業率都非常高，所以不滿的情緒也相當高漲。我們在第十六章已經看過，印度因為女性胎兒遭到墮胎而造成青年男性的大幅膨脹，前聯合國人口學家夏米因此提出警告，指稱「大批的單身漢將會導致犯罪與社會混亂」。
這是非常可怕的現象。哥倫比亞大學的發展大師薩克斯（Jeffrey Sachs）是許多世界領袖的顧問，他認為「極度年輕的人口，再加上高比例的青年男性」，「可能是一項重要因素，造成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與中東地區的治理危機，包括暴力活動與恐怖主義」。他指出，「在沙烏地阿拉伯，也就是九一一事件中大多數劫機犯的來源國」，二十一歲以下的人口比二十一歲以上的人口多，「該國缺乏成人監管的情形令人憂心」。
不來梅大學的種族屠殺研究者海因松（Gunnar Heinsohn）表示，青年膨脹現象能夠解釋許多問題，包括二十世紀的歐洲法西斯主義、當今發生在達佛的屠殺慘劇、黎巴嫩與阿爾及利亞的內戰，乃至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的暴動行為。
這些青年膨脹現象造成的政治後果，不必然會落入基本教義派或暴力的窠臼。歐洲與北美的青年膨脹現象在一九六○年代達到高峰，帶來了左傾的激進主義與流行文化的興起——亦即嬉皮世代。今天，伊朗的這種人口也開始以改革派的姿態面對掌權的教士。
儘管如此，有些環保人士卻認為青年膨脹、環境惡化與衝突現象將會交互影響，從而造成新一輪的混亂狀況。這種概念的首要倡導者是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荷馬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他指出：「隨著環境持續惡化，社會分裂的規模也會增大……這種現象將會造成難以置信的安全威脅。」這項分析深具影響力。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早在一九九六年就警告指出：「大規模的環境惡化，加上人口迅速成長，恐將破壞許多國家與地區的政治穩定。」
有限世界的生態足跡
人口如果是我們唯一需要擔憂的問題，那麼我們也許大可放心。然而，隨著人口成長減緩，埃利希提到的第二項環境衝擊因素卻愈來愈嚴重。人類對地球環境的衝擊愈來愈大，消費高漲乃是一大原因。生態足跡分析家指稱我們在過去三十年來已經「超載」了地球的負荷能力，而這段期間所增加的生態足跡，幾乎全都是消費高漲造成的結果。儘管像中國這樣的開發中經濟體在近代崛起，消費的增加仍然主要都出現在富裕世界，也就是那些原本消費量就最高的國家。
半個世紀之前，福格特、赫胥黎與埃利希等人預測二十世紀末將發生大規模飢荒，結果證明他們錯了。然而，正是因為他們的駭人預測以及世界因此採取的回應，才確保了那樣的狀況沒有發生。數十億人挨餓而死的可怕景象激起了一個世代的行動力。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就是要再次證明那些悲觀人士錯了。我們如果採取正確的行動，所有人都可以過著美好的生活。正如同甘地的那句名言：「世界足夠供應所有人的需求，但無法滿足所有人的貪欲。」
當然，生態足跡較小的窮人有可能富裕起來，也可能生出日後成為富裕人口的子女，從而造成和我們一樣大的生態足跡。這樣的情形如果實現，那麼地球的未來無疑將走向災難。別的不提，氣候變遷就會造成嚴重的混亂，以致地球連五十億人都餵不飽，遑論更多的人口。不過，如果消費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那麼生活在富裕世界的我們就有義務先因應這個問題。就這方面而言，目前是有好消息的。我們可以一方面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同時又削減生態足跡；就算不是所有面向都能如此，至少在真正讓我們的人生值得活下去的部分是可以做得到的。
餵飽全世界
因此，就全球而言，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繼續生產足夠糧食的能力確實有理由感到樂觀。未來並沒有無可避免的馬爾薩斯式災難。不過，我們若是沒有做出正確的選擇，就可能遭遇許多並非無可避免的災難。
當然，確保全球糧食供給量足夠是一回事，確保每個人都能吃得飽又是另一回事。對於買不起糧食的人，或是必須仰賴自己或鄰居種植糧食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世界上挨餓的人口當中，絕大多數都屬於這一類人。此外，他們也最仰賴地方政府的健全。對於他們來說，全球性的市場通常只是虛妄的幻想，不然就是一股破壞性的干預力量。他們村莊裡的糧倉如果空空蕩蕩，那麼就算全球倉廩充盈，對他們也毫無意義。他們的生存仰賴於當地環境。他們的土壤與水源如果遭到過度使用或毀壞，就會導致飢餓、貧窮、飢荒或是大規模移民。所以，不論地球是否能夠生產足夠的糧食，這些人都必須設法自給自足。
綠色革命的目的在於讓全球糧食產量達到最大的程度。下一場革命則必須著眼於地方，必須協助貧窮的農耕社群，也就是遭到綠色革命忽略的那些族群，協助他們以更好的方式經營土地，利用牲畜為土壤施肥，在田地上蓄存雨水以應乾旱時期之需，培育及交換當地品種的作物，並且針對惱人的害蟲找出自然的剋星。
當今的非洲國家在糧食方面無法自給自足，但人口卻仍然不斷迅速成長。這個大陸既然無法供養當前的人口，未來又怎麼可能讓兩倍的人數養活自己？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所以我們就來仔細檢視一下黑暗大陸的狀況。
佐證非洲無法生存的第一個案例，就是人口密集的中非小國盧安達。一九九四年，在一百天左右的時間裡，該國有多達一百萬名以畜牧為生的圖西人（Tutsi）遭到屠殺，凶手是以務農為主的盧國多數族群胡圖人（Hutu）所組成的民兵團體。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手無寸鐵，被人用開山刀砍殺而死。這場慘劇經常被稱為現代的第一場馬爾薩斯災難。這種論點認為是人口壓力造成了這場種族屠殺。在屠殺事件前夕擔任該國農業與環境部長的蓋薩納（James Gasana）指出，人口的快速成長造就了一場環境危機，從而「造成」衝突的爆發。但真的是如此嗎？
我認為這種悲觀態度很危險，原因有二。第一，這種觀點呼應了過去那種馬爾薩斯式的宿命論，當初英國人在一個半世紀之前就是以這種宿命論為自己的無所作為卸責：「無能為力……太多人口……咎由自取……最好任由這場災難自行發展。」這種論點幾乎是說，盧安達種族屠殺這類慘案就長期而言其實對人類有利。
更重要的是，所謂非洲人口過剩的說法根本就不正確。在全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二十個國家當中，非洲就佔了十一個；至於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二十個國家，非洲則只有一個——這個國家是模里西斯，也是非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非洲的問題在於農業品質低劣，不是人口太多。沒錯，人口的增加不免暴露出非洲的農業品質有多麼低劣，但非洲在糧食方面自給自足的能力絕對不是受制於馬爾薩斯式的極限。
過去三十年來，撒哈拉沙漠的邊緣一直是環境末日論述聚焦的核心地帶，原因是當地土壤脆弱、雨量不穩定，人口成長又快速。當地只要沒有降雨，就會發生飢荒。茅利塔尼亞、尼日、衣索比亞、馬利與蘇丹等國至今仍然極度貧窮，而且人口成長速度也極快。尼日與馬利是全世界人口成長速度最快的其中兩個國家。
沒有人能夠否認人口成長對於這類地區所可能造成的傷害，但實際上不一定都會如此。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的地理學家雷吉（Chris Reij）已在西非的沙漠邊緣地帶從事了多年工作，偶爾也與樂施會（Oxfam）合作。如同莫提莫爾，他也在人口增長當中看見了生態復育現象。「在一九八○年代與九○年代初期，很多土地都完全看不到樹木。當時經常發生乾旱，農夫都砍樹當柴火，沙漠也不斷擴張。不過，我在二○○四年和二○○六年兩度回到那裡。我從尼日首都尼亞美（Niamey）往東開車開了八百公里，發現到處都是樹木。我估計尼日在過去十年來增加了兩億棵樹。」
村莊居民挽救了當地環境。歐洲農業專家曾經指示他們必須把田地上的樹木全部砍掉，才能種植更多作物，但他們卻沒有聽從這項指示。村民認為砍伐樹木等於是殺害土地，這項觀點確實沒錯。「短短幾年內，樹木已經長到了足夠的高度，能夠保護作物免於強風吹襲，又可遏止沙地蔓延。現在，這些樹木又可為牲畜提供飼料，於是農夫又有更多的糞肥可以施加在田地上。」
當然，照顧樹木與鏟堆肥都需要花費勞力，需要人手。不過，尼日在二○○五年發生乾旱的時候，樹木不但為牲畜提供了飼料，使其免於餓死的命運，也讓村民得以藉由販賣薪柴賺取收入。如同馬查科斯，人口增加反倒對土地有益。「所謂人口壓力必然會加速土地品質惡化的觀念，其實是一種流傳甚廣的迷思。實際上並不會。在人口壓力高的地區，通常都會出現創新。這點並不令人意外。農民必須因應環境才能生存，」雷吉說。
圖解世界資源真相：交易與爭奪，如何悄悄驅動國際局勢巨變
全球人口在2050年即將突破九十億，資源卻日益稀少，加上新科技產品對於各種稀有金屬的需求，導致世界各地燃起資源的爭奪戰，哪些國家是舉足輕重的「參戰國」？誰將取得資源戰爭的優勢？這些都會改寫全球強國的排名，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
中國就是這波能源戰爭最新崛起的大掠奪者，當今的強國都在擔心中國崛起導致更嚴峻的衝擊，因為中國這一兩年間已經積極在世界各地「參戰」，擴大資源戰爭的攻擊面，其中包括釣魚台和南海的主權爭議。
而中國在非洲和中南美洲的外交戰，更不只是打擊台灣那麼簡單，還在於介入當地的資源，中國更在擁有豐富礦藏的澳洲收購礦場。像日本這種資源嚴重仰賴外國的國家，也在積極調整外交政策，要想盡辦法鞏固資源的取得，不得不開始在國際間與中國較勁。國際局勢正在發生巨大轉變，驅動的力量就是資源。
◎交戰點1.
釣魚台主權爭議：日本要「國有化」釣魚台島，與中國衝突一觸即發，明的是爭面子，暗裡是爭稀土資源，因為日本稀土類元素進口對於中國的仰賴度高達87％！中國是舉世獨一無二完整掌握十七種稀土元素的國家，產量佔全球97%。鄧小平就說過：「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稀土類元素是17種元素（鑭、鈰、鐠、釹、?、釤、銪、釓、鋱、鏑、鈥、鉺、銩、鐿、?….等）的總稱，也稱作稀土金屬。共同特性就是都擁有熔點高、導熱性佳等類似的化學性質；而且也擁有磁力高、會放出波長較短的光等其他金屬所不具有的獨特性質，因此大多也都是其他物質所無法替代的。電動車用的永磁馬達、風力機用發電機、以及節能燈泡都用到稀土。台灣會進口少量的稀土，用於顯示器的拋光材料。
◎交戰點2.
美國引爆頁岩氣革命！躍居天然氣世界第一大產國，往昔俄羅斯以天然氣供應的優勢宰制周邊國家的優勢大受打擊。
◎交戰點3.
美國把農產品出口視為國家工作重點，發表「國家出口戰略」，要求包括台灣、中國等各國採購美國農產品，為的是振興美國國內的經濟頹勢，目標增加10億美元出口，創造八千個就業機會。
◎交戰點4.
南海周邊的菲律賓、越南等國跟中國槓上，爭奪的其實是南沙群島海底的兩千億桶石油。
◎交戰點5.
缺水問題已成全球化危機，為了自來水漲價，玻利維亞甚至爆發暴動。糧食自給率只有三成左右的日本和台灣，缺水問題並不是事不關己，因為透過糧食進口的進口水量，日本每年高達800億噸。順帶一提，一片麵包共利用了40公升的水，一杯咖啡共利用了210公升的水，一個漢堡利用了2400公升的水。這些「看不見的水」稱作「虛擬水（virtual water ）」。
◎交戰點6.
日本人為了鮪魚捕獲量遞減感到憂心忡忡，憂慮到去向ICCAT（國際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控告台灣，你在享用鮪魚生魚片時，可知道你在跟誰搶奪口中的食物嗎？
◎交戰點7.
中國的不鏽鋼產量已經佔掉全球三成六，重要成分鉻和鎳價格日益墊高
第一章 燃料資源篇
01 石油 中東政局加上中國、印度等大國消耗，油價很難回去
02 天然氣 美國頁岩氣產量激增，動搖俄羅斯對鄰國支配力
03 煤炭 中國需求高漲，價格難以壓抑
04 鈾 福島核災引爆廢核，但新興國家大推核電
05 甲烷水合物（methane hydrate） 日本可能將成第一大，只要……
06 生物燃料 美國和巴西佔七成，榖物價格上漲是隱憂
特寫 用元素週期表看稀有金屬
第二章 稀有金屬篇
01 稀土類元素（稀土金屬） 釣魚台主權爭議，中國宰制稀土資源是背後主因
02 鎳 中國是不鏽鋼生產和消費第一大國，鎳是重要成份，價格看俏
03 鉻 第一大產地南非，中國生產不鏽鋼要鉻，導致價格飆漲
04 錳 特殊鋼重要成分，中國蒐購推動價格上漲
05 鈷 全球第一大消費國原本是日本，也被中國取而代之
06 鎢 工業用途廣，全球八成五產自中國，但中國官方抑制出口
07 鉬 不鏽鋼、超合金重要成分，受中國需求影響
08 釩 特殊鋼重要成分，南非、中國、俄羅斯產量佔掉98%
09 銻 半導體重要材質，九成由中國提供
10 鋰 電動車動力來源，智利、澳洲、中國主要產國，日本則是最大進口國
11 鈦 質輕，航太、眼鏡架、植牙等高價用途廣，主產自南非、澳洲、加拿大
特寫 日本為了因應突發狀況而施行「稀有金屬儲備制度」
第三章 貴金屬篇
01 金 中國和印度人是世界大買家
02 銀 工業用途看俏，上漲幅度超過黃金
03 鉑（白金） 燃料電池派上用場，身價值逼黃金
04 鈀 車用觸媒和飾品都很受關注
05 鑽石 中國、香港和印度買了五分之一
特寫 龐大礦物資源沉睡在「都市礦山」中！
第四章 卑金屬篇
01 鐵礦（鐵）因為中國用量大，價格降不下來
02 鋁土礦 印尼限制出口，中國生產告急
03 銅 新興國家需求帶動漲價3倍
04 鉛 汽車產業需求大，礦藏可能耗盡，回收刻不容緩
05 鋅 中國建築和汽車產業消費日增，全球20年耗盡
06 錫 3C產品使用多，新興國家用量兇，同樣快速耗盡中
特寫 日本手中的能源王牌！？「海水溶解物質」
第五章 糧食資源篇
01 水 全球有八億人缺水
02 小麥 新興國家愛上吃麵包
03 玉米 飼料和生質燃料都要用，難怪缺
04 黃豆 油和飼料是大宗，健康意識帶動食用需求
05 稻米 飲食西化導致米供過於求
06 咖啡 新興國家愛喝，價格上漲回不去
07 食用肉品（牛、豬、雞） 印度和巴西牛肉增產，美國反而減少
08 鮪魚 日本人超愛，吃掉四分之一
09 木材 森林濫墾，殃及糧食短缺
特寫 「資源國家主義」正在蔓延
第六章 全球戰略資源篇
01 日本 能源過半仰賴進口，稀土被中國掐住咽喉
02 中國 過度仰賴煤炭，稀土產最多也有短缺問題
03 俄羅斯 石油和天然氣：經濟兩大命脈都由國家掌控
04 美國 經濟振興的指望：把農產品賣給全世界
05 歐盟（EU） 農業保護政策強硬，糧食自給率高
06 澳洲 中國企業覬覦當地礦場
07 中南美各國 靠黃金、鐵礦和石油賺外幣
08 非洲各國 中國對非洲石油動作越來越大
09 中東各國 「茉莉花」讓該地區經濟受到驚嚇
10 東南亞各國 為了南海石油劍拔弩張
掌握資源者，將掌握未來
2009年在金融海嘯餘波未平之際，《世界資源真相和你想的不一樣》這本書的中文版問世，其實私下為出版社捏了把冷汗，以為沒有太多人會關心這個議題，但後來陸續接到讀者來電詢問，甚至親自前來交換意見，見識到雖然這只是一本科普書籍，卻引起高度重視；也了解到這本書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坊間少數全面性討論世界資源的著作。而今2012年的此時，作者們再度撰寫了<圖解世界資源真相>，雖然大致維持了前一本書架構，但內容已經完全改寫，原因是三年多以來，這些議題在世界各地持續發燒。而前一本書沒有談到的議題，如生質燃料（Bio-fuel）、都市礦山 （Urban Mining）等，也在這一本書內開始大幅討論，新出版的這本書令人有琳琅滿目的感覺。
這本書所討論的資源包含燃料、稀有金屬、貴金屬、卑金屬與糧食資源等，正好涵蓋國際上各種爭取資源的事件，這些事件不斷重複上演，而且越演越烈，也與所有人類息息相關。2008年國際油價被重度哄抬後，因全球不景氣而戲劇性回跌，但長期而言油價仍然持續上漲。2011年3月日本東北海嘯與福島核災給全世界人重重的一擊，提醒人類在大自然中的微不足道，也讓全球各國紛紛修正能源政策。而美國、歐盟、日本於2012年3月正式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對中國的控訴，爭議點在於中國對銻、鎢及稀土等貨品，透過配額實施出口限制。此外，過去三年來國際金價也大概漲了一倍，美國因發展生質燃料而造成玉米價格高漲，遇上2012年夏天北美洲大乾旱，造成農作生產嚴重短缺，氣候變遷所引發的糧食問題一觸即發。還有許多遇資源相關的爭端與國家戰略緊密結合，即使是長久以來的釣魚台與南海爭議，也都離不開掌握天然資源的目的，不只是單純的國土主權問題而已，因為未來能掌握資源者，才能掌握未來！
2012年6月，聯合國重返巴西里約日內盧，召開全球永續發展高峰會議，並慶祝21世紀議程 （Agenda 21） 發表二十週年，過去二十年來各種永續發展策略下，暗藏的是國際政治角力。雖然台灣的自然資源少得可憐，但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在2011年及2012年世界競爭力評比中，台灣仍排名第六及第七，而立足台灣也必須要放眼世界，才能形成有效的能源與資源管理利用政策；面對全球競爭時，台灣也才不致原地踏步或被其他國家給遠遠拋在後頭，因此這本書其實提出了當代國家與企業競爭力提升的重要課題。
綜觀所有非小說類的出版作品，不管是論文還是書籍，圖表往往是一篇作品的資訊總結與彙整，也是該作品的精華所在；而一本科普書籍若要吸引讀者，圖文並茂更是不可少，透過圖表方式把重要觀念呈現出來才能深植人心。不容易的是這本書以豐富的圖表深刻勾勒出世界資源的概況，值得所有現代人在其中細細閱讀與思考。
中華經濟研究院 國際所．能源與環境研究中心副所長 林俊旭
人們應有從資源看世界的認知！
近代的國家裡，最早體會到資源的重要，因而汲汲於資源壟斷的乃是工業革命發源地英國，及英國形成的大英帝國。這個重視資源壟斷的傳統，後來被大美帝國所繼承。演變到今，資源的重要已成了全球的常識。
資源的控制攸關了一個帝國的興衰，近代戰爭史專家即指出，許多戰爭都是為了資源的控制。近代軍事史有一個「如果不是學派」（What Ifsism），它以虛擬的方式對歷史提出質疑。這個學派的重要觀點之一，就是在二戰時如果德國不是攻打俄國，而是跨過東地中海、進攻敘利亞和黎巴嫩，進而席捲中東的油源控制權，那麼二戰末期德國的飛機戰車無油可用的絕境就不會出現，那麼二戰的最後勝利者就會是德國，而非英美。由二戰經驗，證明了希特勒是個沒有資源戰概念的老式人物。
資源的爭奪與控制，始於二次大戰。就以近年來全球地緣政治的變化而言，幾乎都和資源戰有關。1980年以前，中亞是個無人理會的次大陸，但1980年代初期的油氣大發現，卻使中亞成了兵家必爭，最後才有了阿富汗戰爭及美國要在中亞建立永久性的軍事基地：為了奪取油源，才有伊拉克戰爭及顛覆掉利比亞政權的行動，現在則是伺機顛覆伊朗。
近年來，美國反對派經濟內幕作家柏金斯（John Perkins）已出版多本暢銷著作，多數內容都是美國如何在控制全球的資源。非常值得注意的乃是中南美洲的委內瑞拉，截至2010年，委內瑞拉的石油蘊藏量已確定超過沙烏地阿拉伯，為世界第一石油大國。因為石油籌碼大增，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遂能以石油為籌碼來整合拉丁美洲，與美國打對台。2011年底，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33國舉行高峰會，宣布成立區域自主組織CELAC，由此也可看出在國際社會上善用自己的資源，有助於區域的團結自立；如果國家不進步，有了資源反而足以造成外國的入侵，資源有時是賈禍的根源。看過電影《阿凡達》的就知道，那其實是講到另一個星球去掠奪稀土資源的故事。當今的大國會不惜工本的發展太空科技，除了有戰略考量外，像外太空殖民、開發可能的新資源，也是主因之一。
近年來中國、印度興起，中國已加入資源這個戰場，印度則亦步亦趨的跟進，例如到非洲租地種糧食，積極與非洲合作開發油氣資源，發展海底深層探勘技術，開發可燃冰等。近來為甚麼會有南海風雲，就是南海可能是地球上最後也最大的油氣寶庫。為甚麼會有東海主權紛爭？乃是東海的天然氣存量極大，將供應中國東南所需，而且東海海底深處，也可能蘊藏大量的稀土金屬。稀土金屬為高科技時代極重要的工業維他命，近年來它已成了國際資源的焦點之一。由於中國為稀土金屬最大國，它有意減產及限制出口，美國還向世貿組織提出控訴並獲勝。而最近也發現，阿富汗可能有稀土礦，這也使佔領阿富汗增加了誘因。
因此，今天世局紛擾不絕，幾乎沒有一件不是涉及資源的競爭，除了糧食、油氣、稀有金屬之等之外，水資源的競爭也告出現。因此，在當今的世上，除了用政治看世界、用軍事看世界之外，人們已必須要有一種更徹底、更本質的用資源看世界的視野。資源才是根本，政治和軍事只是表象。資源的問題決定了各國的戰略，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再替戰略服務而已。
日本乃是個對資源高度依賴的國家，正因資源匱乏，養成了日本對資源問題的極度敏銳，加上日本一向對各類新資訊的收集極為用功，遂有了這本《圖解世界資源真相》的問世。本書乃是最新版，也是一本極重要的資源情報書：
1.它以極為認真的態度，將當今全世界各類資源的分布、最新的蘊藏和資源的開發，以扼要的數字及圖表，完全如實的呈現。更重要的，乃是它也將資源所形成的國際形勢做了探討。今天我們看世界，經常會被複雜的表象所惑，看不見世局的真相，但在讀了書後，就會茅塞頓開，對世局的變化恍然大悟。談國際政治一定要從資源的角度切入。本書已不是簡單的一本情報書，而是一本微型的國際情勢百科全書。
2.今天的世界已進入新的資源戰時代，它造成了新的地緣政治。就以亞洲為例，南海及東海、中亞、裡海地區的紛爭幾乎沒有一個不是以資源問題為核心，這已顯示亞洲的動盪勢所難免。今天的世界有兩個悲劇地區，一個是中東，一個是非洲。它們都有資源，但卻因資源賈禍。中東支離破碎，今天的非洲則有血鑽石、血礦石（稀有金屬鈳鉭鐵礦coltan），甚至非洲的石油和咖啡都有血的味道。資源要有安定進步的環境始能確保，而這種環境並非每個地區都有。
3.今天全球人口增加，到2050年將破90億，資源的消耗也將大增。舊資源如水及糧食油氣，新資源如各種珍稀金屬也將大量耗損。資源過度開發所造成的破壞，過度消耗所造成的汙染及地球暖化，都將是未來的危機。資源的分配、開發、利用，到最後一定有枯竭、遺害的問題會出現。這乃是在讀了本書後，人們應有的反省。
趨勢觀察家 南方朔
前言
資源爭奪戰關鍵報告
資源爭奪戰已經不是檯面下的角力，戰火延燒到全世界！
這場戰爭有些是看得到的行動，像是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日本和南韓爭獨島（日本稱竹島），中國和日本爭釣魚台（日本稱尖閣群島）。有些則是靜悄悄地發生，可是卻影響到我們每天的生活（或者是生存），像是糧食價格上漲，直接衝擊你我的三餐。
2011年夏天，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警告，美國鬧大旱，導致玉米價格暴衝，政府袖手旁觀之下，全球糧食危機「即將引爆」。
IFPRI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所長樊勝根（出身中國北方農村的華裔糧食問題學者）指出，必需停止以玉米生產生質燃料，以確保糧食供應無虞。 因為玉米價漲將推高亞洲肉品價格，加劇全球糧食上漲。 印度與中國大陸等國必需釋出糧食儲備，以協助窮人因應糧食價漲。他表示，各國也必需避免祭出出口禁令。
是的，出口禁令就是這場資源大戰的關鍵字之一，而且不管是在稀土元素，或是在稻米、玉米輸出，都不斷看到，像是一個緊箍咒，壓制住仰賴他國進口的國家。舉例來說，東南亞國家當中，菲律賓、馬來西亞進口稻米，如果泰國和越南等出口國以歉收之類的理由限制稻米出口，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人民就會飽受稻米漲價之苦。
另外一個重要的關鍵字則是「自給率」，一個國家的經濟有多麼脆弱，就看本書中介紹的各項資源自幾率。日本對於稀土元素的高度重視，導致對釣魚台的寸土必爭。為了南海海底的兩千億桶石油，周邊國家劍拔弩張。
還有一個名詞值得一提，就是「虛擬水」（virtual water），這個概念是在1990年代中期由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教授安瀾教授（John Anthony Allan）提出，據以計算糧食和各種消費性商品在製造生產及運送過程中所消耗的水資源。虛擬水的概念逐漸進展為「水足跡」，和「碳足跡」一樣，都是數量越小越好。
聯合國在每年的3月22日舉行世界食用水日，就是要提醒地球村的每一位，水資源非常缺乏，別的地方的水災和旱災並不是和我們無關，因為糧食貿易的緣故，會以各種方式衝擊你的生活面。像是你早上喝一杯210毫升的咖啡，其實你喝下去的是140公升的水，遠遠超過你所見的水量。
還有一個關鍵字叫「回收」。別誤解我們已經把回收做到好了，以日本來說，礦產的自給率非常低，但是日本的「都市礦山」（把被丟棄的家電製品是為礦場，將其中包含的稀有金屬是為資源）卻像座寶山，有些礦物資源的蓄積量甚至可以和全球第一的蘊含量匹敵。像是藏在都市礦山的黃金總量達6800噸，相當於全世界總蘊藏量的13.36％，是世界第一。雖然都市礦山累積了大量資源，但是就如2009年日本稀土類元素回收率掛蛋的統計資料所顯示的，針對都市礦山回收的技術和制度化都有待努力。
在另一方面，台灣的台積電以回收水再利用，破解了非用純水生產晶圓的迷思，光是2010年就省下四億台幣，少用了3466萬公噸的水，約相當一座寶山水庫。
此外，「資源國家主義」正在盛行，形式上和上一次的石油危機大大不同。有些經濟成長快速的資源國家有時為了供應本國旺盛的需求，便採取限制出口的動作，而以供應國內需求為優先。例如中國自2008年起開始對稀土類元素在內的稀有金屬實施出口管制，嚴重仰賴中國稀土的日本業者立刻感受威脅，甚至有媒體說，這是中國的陽謀，為的是強迫業者把這些稀土資源相關的技術引進中國。
§內文1
(燃料資源篇 )金
兩大金消費國 中國、印度的需求高漲
在金的交易市場中，中國和印度的存在令人無法忽視。這兩個超級人口大國的文化在傳統上十分重視「金」的價值，也因為近年來的經濟成長，使得消費量激增。
2010年全球最大的消費國是印度。消費性需求（個人直接取得的量）也從2009年的579噸大幅成長至963噸，創下了歷史新高。
然而，另一個超級人口大國—中國所呈現的增加幅度卻超過了印度的漲幅。
在2011年第一季中，金幣、金條等投資用需求雨前年同期相比成長了兩倍以上，總數達到91噸，全球僅次於印度；此外，珠寶飾品需求也以超越印度的速度持續成長。即便中國在2010的消費性需求只有580噸，但是也可望在2011年超過印度。
「避險美金」轉成「避險黃金」 金價呈現急速上升
2000年的金價為1金衡盎司279.10美元（年平均），到了2011為止價格一直以來都是呈現上揚的趨勢。
近年以來，印度與中國對於金的需求增加的腳步很有可能加快，使得看好金價的趨勢增強，買氣又再引發後續買氣，形成循環導致價格上揚。紐約的黃金期貨行情在2011年4月時1金衡盎司（約31.3公克）已經超過1500多美元，但僅僅在3個月後，也就是7月時的價格卻已經攀升至1600多美元。到了8月，即便受到美國公債降級等因素影響，金價依舊持續上升，突破了1900美元大關。
金價急速上升的背後，其實隱含了「避險黃金」越來越受到眾人注目的情感。過去遇到緊急狀況時，購買黃金是理所當然的。不過到了90年代美蘇冷戰結束後，超大國美國的存在令人無法忽視，因此當危機發生時，便會購買美金以避險，甚至還有「避險黃金已死」的說法出現。
若是實際觀察過去30年，上個世紀90年代的金價呈現下滑的趨勢，1999年的金價甚至跌到1金衡盎司252美元。
然而，當2001年9月發生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一直呈現下滑傾向的金價轉而上揚。
2008年9月爆發雷曼兄弟連動債事件後，雖然一度大幅下滑，不過之後卻轉而上揚。其後中東情勢混亂、歐洲財政不穩等負面新聞層出不窮，導致大量購買黃金，2011年後金價上揚的腳步更加劇烈。如前所述，2011年8月1金衡盎司的價格首次突破1900美元，甚至可以說全球已經掀起一股黃金風潮，黃金價格行情也呈現活絡的景象。
特別是在原本就很偏好黃金的中國、印度兩國，不僅是因為個人投資家為了預防通貨膨脹而採取的避險措施，也因為對於歐元貨幣的不安情緒與偏離美元的潮流，使得黃金被視為安全的投資對象，購買黃金的趨勢也逐漸增強。
用途廣泛的金屬，景氣只要一惡化，需求量就會減少，因此價格通常都會下滑。但是金與其他的金屬不同，它的特徵在於景氣前景如果變得難以預料，眾人反而會將黃金視為安全資產而大量購買，價格反而會上揚。
除了珠寶飾品與投資用途 也用於汽車和半導體零件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金大多是製成珠寶飾品或是投資用的金幣；不過因為價格高漲的影響，反而使得珠寶飾品方面的需求呈現小幅度的滑落。另一方面，利用黃金易延展、抗鏽、導電性佳等特性的電子產業用途，用量則是呈現大幅度的成長。
舉例來說，延展後厚度僅有0.02毫米的金便會用於汽車與半導體零件上。此外，假牙——也就是所謂的金牙之所以會用到黃金，就是因為金有抗鏽蝕的特性。
被視為安全的投資標的而廣受歡迎 全球公家機構都擁有的黃金準備
千萬別忘記，黃金還扮演另一項重要的角色，就是國家以及國際機構等公家機構作為外匯存底而持有的黃金準備。政府以及國際機構資所以保有外匯存底，並不是為了投資，而是為了因應未來的緊急狀況所作的準備。
當本國貨幣暴跌時執行的貨幣干預，是將外匯存底化為資金。舉例來說，當日本進行「購買日圓、賣出美元」的干預行動時，便會將作為外匯存底而持有的美元售出。此外，雖然一般都會持有以美元為中心的外幣以作為償還債務的準備，不過隨著國家、機構的不同，有時也會持有「無國籍的貨幣」，也就是黃金。
全世界持有最多黃金的國家是美國，持有量十分龐大，共計8134噸；其中有75.3％的黃金是用於外匯存底，比率十分高。近年來，即便美元的信用下滑經常蔚為話題，但是大量的萬能貨幣「黃金」卻是擔保美元信用的後盾。
與美國相差甚遠的第二名則是德國， 接著是國際貨幣基金（IMF），日本的排名則是第九名。
歐美等已開發國家都保留以黃金擔保本國貨幣的金本位制，也都持有高比例的黃金，如德國是71.7％、義大利是71.4％、法國是66.1％。
另一方面，歐美以外的已開發國家與新興國家，在外匯準備所占的比率較低，黃金儲備量也越來越少。
中國堪稱擁有全球最大外匯存底量，雖然黃金持有量為全球第六，但是在外匯存底所占的比率卻停留在1.6％。
僅次於中國，外匯存底量為世界第二的日本，黃金的持有比率也僅有3.3％，屬於低水準。這是因為在與美國的關係中，日本是以購買美債優先於黃金。
2009年當國際貨幣基金（IMF）宣佈將會階段性地售出403.3噸的黃金準備時，大多都預測金價將會下滑。然而，當印度央行宣佈將會買入200噸的黃金時，金價反而上漲。由這點來看，印度將會越來越受到重視。
日本有金礦，菱刈礦山的黃金含量全球罕見
由產金國家的生產量來看，中國以年產345噸居首。其次是澳洲、美國、南非、俄羅斯。
十三世紀旅行家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遊記》中，稱當時的日本為「黃金之國」，日本過去的確曾在佐渡金山（新潟縣佐渡市）等礦場開採黃金，不過因為資源耗盡與不合乎經濟利益的緣故，礦場都相繼關閉了。
台灣的黃金開採也曾經相當輝煌。始於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一開始是在基隆河流域發現沙金，光緒十九年終於發現金瓜石的礦脈，而因為藏金的山形酷似南瓜（即台語的金瓜）而命名。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相繼發現新的礦脈，當時處於日本治下的金瓜石便成了「日本首一金礦山」。在1938年前後是金瓜石的鼎盛時期，黃金年產量超過2公噸，有「亞洲第一貴金屬礦山」的名聲。編按，目前台灣已經沒有產金，但金瓜石據信仍有相當可觀的蘊藏量。
晚近於1981年2月，在位於熊本縣與鹿兒島縣縣界上的菱刈發現了黃金礦脈。這座菱刈礦山在2011年8月為止，是日本唯一進行商業性開採的黃金礦場。從1985年住友金屬礦山開始開採以來，到2010年年尾為止，累計生產量為186.8噸，每年的生產量竟然達到7.5噸左右之多。
剩餘的蘊藏量預估約150噸左右，即便以目前的開採速度來計算，還可以繼續開採20年左右。
以登錄為世界遺產為目標的佐渡金山從1601年發現以來到1989年停止採礦為止，這388年內也只生產了78噸黃金。與這個數據相比，就可以了解菱刈礦山的產金量有多麼地龐大了。
此外，值得強調的一點就是，菱刈礦山的產金量不只是龐大，黃金的含量（專業術語叫做金的品位）也很高。一般而言，在每噸礦石中黃金的含量約有3∼5克，金品位達到2克的話，開採即可獲利；相對於此，菱刈礦山中每噸礦石的黃金含量竟然高達約40克，即便以全球的角度來看，菱刈礦山也是品質極好的金礦。
順道一提，世界最大的金礦是在印尼，可是礦場是由美國企業的子公司擁有，這個名為格雷斯頓的礦場年產量可達60.75噸（2010年數據）。
以菱刈礦山為主，世界各地也逐漸發現新的金礦。但即便產金量增加，全球性需求的增加速度還是遠遠超前，這也是金價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日本都市礦山中沉睡的黃金 更勝全球蘊藏量第一的澳洲一籌
透過行政法人物質．材料研究機構所發表的報告《我國的都市礦山足與和世界數一數二的資源大國相匹敵》，日本人才開始了解「都市礦山」一詞。
所謂的都市礦山，是一種把當作垃圾丟棄的廢棄家電製品中所包含的稀有金屬和貴金屬等資源視為礦山的概念。
根據這份報告，沉眠在日本都市礦山中的黃金蘊含量達到6800公噸，這個傲人的數字僅次於2010年擁有全球第一蘊藏量的澳洲（7300噸）。
只不過，被視為都市礦山的蘊含量而發表的數據中，不僅包含了被丟棄的資源，連目前人們正在使用中的產品所含有的資源，以及被當作垃圾處理後所散失的資源也包含在內，這一點務必要留意。
黃金小辭典
我們常看到的「24K」、「18K」，是用以表示金的純度。24K是純金，但是在日本對24K的定義是金純度99.9％以上。18K的金純度是75%，剩餘25％則是混和了其他金屬。
因為純金過於柔軟，在製作珠寶配件時，必須加入其他金屬，才能加強至一定硬度。
根據混和金屬的種類，主要區分成三類，呈現的顏色也不同。
◎ 「黃K金」（yellow gold）是由金、銀、銅以15：3：5的比例混合製成合金。
◎「玫瑰金」（pink gold）是以金、銀、銅以15：2：3的比例製成。
◎「白K金」則是以金、銀、鎳（或鈀）以15：3：2的比例製成。
(糧食資源篇) 鮪魚
隨著消費量的增加 資源枯竭也令人擔憂
在1970 年代為止，飲食文化中會食用鮪魚的國家只有日本而已。因此日本過去的消費量幾乎等同於全球的消費量。
但1980 年代以後，日本料理的普及與飲食文化的多樣性擴展到世界各地，使得全球鮪魚的需求激增。1970 年鮪魚的漁獲量約105 萬噸，到了2005 年則突破兩百多萬噸。只不過其後便轉趨減少，到了2009年漁獲量約減至178 萬噸。
若是就國別來看漁獲量，發展中國家的漁獲量顯著上升，其中最大的是印尼（25.0 萬噸），其次是菲律賓（16.1 萬噸）。2000 年代前半期為止日本的漁獲量一直保持第一，但到了2009 年滑落至全球第3。
緊接其後的是台灣、墨西哥、西班牙，以上六國每年的漁獲量都達到10 萬噸以上。除了日本以外，已開發國家的漁獲量在近20 年間都急遽縮減，特別是美國和法國，目前的漁獲量都縮減至鼎盛時期的一半以下。另一方面，漁獲量前十大的國家中，漁獲量多於前一年的只有印尼和墨西哥；而前十名以外的國家漁獲量都急速增加。
日本是全球最大的鮪魚消費國，日本人消費了全世界約四分之一的鮪魚。日本自1990 年代中期以後，國產鮪魚和進口鮪魚的平衡就完全逆轉，目前日本國內50％以上的供給量得要仰賴進口。
到了2000 年代以後，由於消費量和漁獲量增加，使得鮪魚資源枯竭成了國際性問題。鮪魚的棲息範圍分布很廣，因此依海域的不同而設置了五個國際公約組織，依據魚種訂定各國的漁獲量及漁期並加強漁獲管制。
然而也有看法舉出，管理地中海週邊的ICCAT 管理不足，就是無視法規的違法捕撈漁業層出不窮，使得黑鮪魚數量減少的原因之一。
(全球戰略資源篇)歐盟（EU）
歐盟（EU）的目標是削減石油消費與擴大永續再生能源。在核能政策上各國各有主張，如法國主張推展，但德國主張擺脫核能發電。
優勢
除了德國以外，石油消費都呈現縮減的傾向
積極擴大永續再生能源
農業保護政策導致高糧食自給率
劣勢
因為凍結核能發電使得義大利的國際競爭力低落？
四分之一的天然氣供給仰賴俄羅斯
農產品的生產額出現縮減的趨勢
擺脫石油的動作增強，核能發電政策各國都不相同
歐盟（EU）各國在能源政策上，對於擺脫石油的處理方式也正增強。根據英國石油公司的統計，擁有歐洲最大經濟規模的德國，在2010 年的石油消費量比前年度增加了1.1％，不過法國卻減少了4.7％，西班牙減少了1.6％，英國減少了10％，由此可知歐洲的主要國家在石油消費上都呈現縮減的趨勢。因為以上各國都將主力轉換至較為潔淨的天然氣、核能、或是風力、水力等永續再生能源。
歐洲執行委員會（歐盟的政策執行機關）在2007 年所採用的〈歐盟氣候與能源套案〉（EU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y Package）中提出了三個目標：①要在2020 年將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比1990 年減少20％。
②要讓最終能源消費量中永續能源所占的比率提昇至20％③要將能源效率提高20％，為了達到這些目標，擺脫石油可說是很重要的一個處理方式。
不過，在核能的處理上，各國提出的方針卻大不相同。
其中，法國將核能發電定位成能源供給的中樞，並積極推行核能發電政策。法國在1973 年第一次能源危機中陷入嚴重的能源不足，其後便以此經驗為契機，讓核能發電開發正式步上軌道。目前法國擁有19 座核能電廠（2011 年5 月，以下皆同）及59 座核能反應爐，數量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全國約有75％的電力是由核能發電供應。
自福島核電廠事故發生以來，全球重新檢視核能發電政策的浪潮逐漸高漲，不過法國目前並未出現大幅轉換以往核能發電政策的舉動。
義大利立刻凍結核能發電重啟 德國將在2022年完全停止
相對地，以福島核電廠事故為契機，義大利明確展露出擺脫核能發電的態度。義大利原本就因為1979 年三哩島（美國）和1986 年車諾比等地相繼發生的核能事故影響，在1987 年舉行公民投票決議擺脫核能發電。不過，其結果讓義大利的電費負擔甚至比歐盟各國都貴，當政的貝魯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也接受擔憂國際競爭力低下的產業界所提出的要求，而開始檢討重啟核能發電。就在打算重啟之際，便爆發了福島核能事故。而在2011 年6 月再次舉辦是否重啟核能發電的公民投票中，反對票的票數占了94％；貝魯斯科尼總理也根據這項結果，表明立刻凍結核能電廠的新建或再度運轉。
歐盟之中最積極推展擺脫核能發電政策的是德國。梅克爾（AngelaDorothea Merkel）總理在2010 年9 月所公布的新能源政策中指出，到2050 年為止將會以太陽能、風力等永續再生能源供給全國80％的電力。
德國政府在2011 年5 月關閉17 座核電廠中的8 座，而內閣也在同年6月決議要成為已開發國家中第一個擺脫原能發電的國家，並提出要在2022 年停止所有核能電廠運轉的目標。
德國之所以會在擺脫核能發電的同時，還要讓永續再生能源的比例擴大為80％，其原因也是為了降低能源的進口依賴度。目前除了德國之外，大多數歐陸國家約有四分之一（消費量基數）的天然氣是經由管線從俄羅斯進口，因此隱含著受俄羅斯的操弄，使得供給受到威脅的危險。即便是從確保能源安全的觀點來看，擴大永續再生能源也是必須面臨的途徑。
受農業保護政策的影響，糧食自給率處在高水準
歐盟透過共同政策推行區域內的農業保護，加盟國的糧食自給率（卡路里基準）也因此大致維持在高水準。歐洲中屈指可數的農業國 ── 法國其糧食自給率為111％（2007 年，以下皆同），德國為80％，英國則是65％，水準都大大超越日本。不過，農產品的生產額則呈現縮減的趨勢。
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的統計，2008 年歐盟27 個加盟國的名目GDP中農業生產額所占的比率只有1.6％，不過2009 年食品（包含飲料、香煙）的出口額中針對區域外的出口為5.7％和10.3，農產品已經成為
重要的出口品項了。主要的出口農產品為葡萄酒、乳酪、蒸餾酒、巧克力等加工品。近年來隨著歐盟加盟國的擴張，區域內的農產品貿易也更為活潑，低價的農產品也自舊東歐的波蘭等地流通至德國等主要國家。
用地圖看懂世界經濟
產業
第１章 從一張地圖了解「世界動向」
◆用地圖解答經濟的「疑問」！
【資訊科技產業∕美國】蘋果、英特爾……在矽谷成功的原因
【資訊科技產業∕印度】躍升的關鍵就在「與美國的時差」！？
【高科技產業∕美國】「軍事」支持「經濟」！
【汽車產業∕美國】在「不臨海」的底特律發展重工業的理由
【電影產業∕美國】為什麼選擇好萊塢？
【行動電話產業∕北歐】「北歐的諾基亞」為什麼這麼強大？
【咖啡產業∕全球】知道這項產業「交易金額僅次於石油」嗎？
【零售業∕全球】牽動日本的「郊區化」、「大型化」潮流
【金融業∕新加坡】做為美國與歐洲「橋樑」的強勢
【製藥業∕印度】為什麼在二○○七年能成長「三一．五％」？
【資源∕加拿大】加拿大的石油蘊藏量將成為世界第二！？
【觀光∕埃及】阿拉伯盟主仰賴的兩項「不勞所得」
【鑽石產業∕南非】掌握通路的戴比爾斯獨領風騷！
【鮪魚產業∕全球】五十年內漁獲量四倍！究竟哪裡捕得到鮪魚？
【工業革命∕英國】造成社會結構大改變的「九百公尺高山脈」
◆經濟糾紛地圖１ 中國與台灣——雖無「邦交」，經濟上卻關係密切
◆經濟糾紛地圖２ 何謂因反美而團結的中南美洲「善良軸心」？
資源
第２章 為什麼亞洲的賭場都設在靠近國界？
◆「地盡其利」到這等程度！
【中國經濟特區】了解中國的「重要地區」
【中國內陸】用雙色區分的「中國貧富地圖」
【杜拜】從空中眺望「杜拜繁榮」將有何發現？
【俄羅斯】擴展到東歐的管道將是「再起的王牌」
【格陵蘭】俄羅斯離島成為「波羅的海之香港」！？
【墨西哥經濟圈】縱橫延伸的「幹線道路」是關鍵！
【東南亞】為什麼要在鄰近國界的地區設置賭場呢？
【冰島】環境先進國描繪的「新時代能源」構想
【避稅天堂】小國「生存」的祕密策略
【模里西斯】印度洋上的島國將成為全球經濟的新據點！？
【布吉納法索】因為政局不穩的鄰國而成為全球最貧窮的國家
【巴拿馬】光是運河通行費，究竟能賺多少錢呢？
【東西德】東西分裂——經濟上的「高牆」何時才能消失？
【美東】從地圖上了解「大都市多半在東部」的原因
◆經濟糾紛地圖３資源寶庫北極海的所有權紛爭一觸即發！？
◆經濟紛爭地圖４特殊地形孕育出索馬利亞的「海盜商機」
趨勢
第３章 今後關注的石油、稀有金屬、水資源……等十四個關鍵字
◆從全球人口到地球暖化問題……世界將這樣改變！
【全球人口】二○五○年——從意外的人口推估預測經濟！
【石油的壽命】三十年前曾有人說「只能再撐三十年」？
【稀有金屬】大大影響未來經濟的三十一種金屬資源
【地球暖化】「環境問題」究竟能帶來多少「商機」？
【全球森林】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各自的迷惑
【聖嬰現象】「風一吹，木桶店就要虧錢」的經濟效應！？
【核能發電】世界潮流從「擺脫核能」到「回歸核能」
【生質燃料】就竟在哪裡，用什麼原料製造？
【水資源】二○二五年，全球將有一半地方陷入缺水危機！？
【VISTA（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可視為「BRICs（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地位」的是哪些國家？
【亞洲高速公路】徹底改變亞洲經濟！「現代版絲路」
【華僑．印僑】全世界無論到哪裡都有中國人和印度人的謎團
【ＧＤＰ】全球最「富足」的國家，出乎意料之外
【南北問題】「文明在氣溫十一度的地區發展」
◆經濟糾紛地圖５ 為了石油也干預內戰！？中國的能源外交
◆經濟糾紛地圖６ 中國經濟其實掌握在「維吾爾族」手中！？
貿易
第４章 追蹤金錢「流向」，就能透視「此刻的全球」！
◆例如，「石油價格」究竟是在哪裡，由誰來決定？
【外匯市場】「貨幣買賣的舞台」二十四小時營業！
【匯率】「日圓升值經濟」、「日圓貶值經濟」該如何解讀？
【關鍵貨幣】取代美元的下一個「強力貨幣」是什麼？
【ＩＭＦ．世界銀行】「貨幣看守人」的功能是什麼？
【全球化】優缺點都以全球規模拓展
【移民】用地圖追蹤「勞動力大遷移」！
【產業空洞化】「經濟成長→產業外移」的絕對潮流
【貿易摩擦】日、中、美的「貿易赤字」結構為何？
【ＷＴＯ（世界貿易組織）】「無國界經濟」時代必要的組織
【ＦＴＡ（自由貿易協定）】以地圖解讀遍布全球的「自由貿易協定」
【ＥＵ（歐盟）】這個「國家」可以拓展到哪裡？
【ＡＳＥＡＮ（東南亞國協）】從「政治」組織到「經濟發展」主軸
【ＧＣＣ（波斯灣合作理事會）】「中東版ＥＵ」——產油國邁向整合展開行動！
【Mercosur（南美共同市場）】南美自由貿易市場，目標是「脫離美國」！
【ＡＵ（非洲聯盟）】為什麼只有摩洛哥一國不加入？
【ＯＰＥＣ（石油輸出國組織）】不止中東地區！會員國擴及全球
【原油價格】原油價格究竟由誰來決定？
◆經濟糾紛地圖７「全球火藥庫」——中東紛爭地圖
◆經濟紛爭地圖８幾個小島之間爆發火花的東亞各國
金融
第５章 讓經濟新聞「更好懂」的金融祕辛
◆一舉消除與「金錢」相關的不安與疑問！
【次級房貸問題】在「全球暴跌地圖」觀察這場大混亂
【證券化】換句話說，就是風險的「隱形化」！？
【金融危機】每一百年一次的危機——和八十年前的全球大恐慌有哪些類似之處？
【投資銀行】完全消失的「五大投資銀行」之來龍去脈
【脫鉤理論】二○○八年金融危機顛覆經濟學的「常識」！
【避險基金】據說與次級房貸問題也有關的投資組織
【政府基金】推估全球運作餘額，竟高達三百兆日圓！
【伊斯蘭金融】禁止利息——由宗教掌握經濟的各個國家
【Ｇ20】原先只有「Ｇ７」？
【通貨膨脹】「即使收入增加，也輕鬆不了」的原因
【股票市場】因為競爭加劇展開重整的「新興市場」勢力圖
【Ｍ＆Ａ】經營上產生「迅速」及「效率」最好的方法
第１章 從一張地圖了解「世界動向」
◆用地圖解答經濟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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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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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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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
第４章 追蹤金錢「流向」，就能透視「此刻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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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糾紛地圖７「全球火藥庫」——中東紛爭地圖
◆經濟紛爭地圖８幾個小島之間爆發火花的東亞各國
金融
第５章 讓經濟新聞「更好懂」的金融祕辛
◆一舉消除與「金錢」相關的不安與疑問！
【次級房貸問題】在「全球暴跌地圖」觀察這場大混亂
【證券化】換句話說，就是風險的「隱形化」！？
【金融危機】每一百年一次的危機——和八十年前的全球大恐慌有哪些類似之處？
【投資銀行】完全消失的「五大投資銀行」之來龍去脈
【脫鉤理論】二○○八年金融危機顛覆經濟學的「常識」！
【避險基金】據說與次級房貸問題也有關的投資組織
【政府基金】推估全球運作餘額，竟高達三百兆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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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20】原先只有「Ｇ７」？
【通貨膨脹】「即使收入增加，也輕鬆不了」的原因
【股票市場】因為競爭加劇展開重整的「新興市場」勢力圖
【Ｍ＆Ａ】經營上產生「迅速」及「效率」最好的方法
不可忽視的印度：崛起中的超級科技強權
面向印度，迎上世界
看數以千萬計的「三個傻瓜」，如何將印度推成科技強國！
在英國，每5個醫生就有1個是印度裔；
在美國，每6個工程科學家就有1個來自南亞；
千禧年後，甚至出現「矽谷有1/3的工程師是印度人；全矽谷由印度人經營的高科技企業，多達750家」的說法。
最受歡迎的印度電影「三個傻瓜」帶給我們歡笑、感動和省思，
也讓我們初識現代印度的教育狀況。
《不可忽視的印度》由印度裔記者安琪拉．賽尼執筆，
帶領我們深入這個重拾科學文明的古國，
見識到印度在一群科技怪咖的努力下，
已經在太空科技、資訊產業、生物醫藥、核能方面，展現驚人成就；
同時也讓我們窺見印度社會內部的種種矛盾和奇特現象：
◆受種姓制度和父母社經地位箝制的學生，如何在填鴨教育中力爭上游；
◆缺乏創意的工程師，成就了舉世第一的「軟體苦力工廠」；
◆三億五千萬文盲，醞釀出獨步全球的語音網路；
◆貪污橫行、行政司法效率低落，催生了電子化SMART政府；
◆研發基因改造作物，試圖拯救沒有生路的蕉農、棉農、果農；
◆藥品產值世界第四，竟無法對抗人民宿疾；
◆擁有領先各國的釷核能發電技術，全國電力卻嚴重不足；
◆民間迷信成風、神鬼爭鋒，然而憲法明文規定發展科學精神，
印度已自力部署50顆人造衛星、完成無人探月任務，
正準備把印度人送上太空……
印度，這個充滿爆發力的大國，藏著全世界最多的怪咖能量，
亟欲擺脫內部種種阻礙進步的黏滯力；
它的影響力正一波波衝擊亞洲和全球，
襲捲而來的驚人能量，讓全世界嚴陣以待，
你不能視而不見！
印度矽谷
如果印度的創新真的會實現，那麼我的下一個採訪地點，應該是最先出現跡象的地方之一。為了更深入瞭解印度怪咖的核心面貌，我旅行了一千七百公里，來到印度南部卡納塔卡邦的首府班加羅爾，俗稱「印度矽谷」。
這裡以前只是一座枝葉繁茂的寧靜小城，很多領退休金的老人搬到此地來安享餘年。但是就在最近幾十年，這座沉睡的小鎮已經變身成為印度的科技重鎮。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原本空曠的三線林蔭大道，現在堵滿了車輛。原來的公園和綠地，都消失在成群的辦公大樓和購物中心後面。印度的資訊產業工作人員，有三分之一在這裡。此外，所有全國頂尖的太空科學家、國防工業的研究人員、化學家和生物學家也集中在此地。
以前，大家都把這裡看成是矽谷第二，但它現在的規模已經超越了原先的期待。目前，班加羅爾已經變成世界知名的科技中心，有響噹噹的聲譽。這裡充滿了不按牌理出牌的怪咖，以及大量活力充沛的百萬富翁。不過到目前為止，這座城市還沒有出現一家可以與ＩＢＭ、微軟、蘋果或谷歌分庭抗禮的公司。駐紮在班加羅爾的公司，大部分是做每天的軟體維護，以及例行性的軟體發展工作。
為了發掘情況是否已有改變，我特別安排去訪問默西（Narayana Murthy）。他出生於一九四七年，是軟體公司印孚瑟斯（Infosys）公司的創辦人，是個億萬富翁。他在印度，就像比爾‧蓋茲在美國那樣享有盛名，想約他見面可不容易。在等待了好幾個星期之後，我終於受邀到他公司園區裡的一間辦公室去。我在想，如果有人可以幫助我，瞭解班加羅爾如何成為賽蒙願景中的印度明珠，默西應該是不二人選。
我站在班加羅爾主要商業區的街道旁叫計程車，眼前的高架工程是該市正在施工的第一條大眾捷運系統。上了車，年輕的計程車司機問我：「上哪兒？」
我告訴他說：「電子城，我要到印孚瑟斯公司去。」
他的表情有些吃驚。
「我要去見默西先生。」
他大吃一驚，差點從駕駛座上跳起來。和印度其他城鎮比起來，班加羅爾給人的感覺好像是不同的國家。街道兩旁有很多高級酒吧，甚至還有以美國航太總署為主題的酒吧——地板裝著藍色的霓虹燈，桌腳看起來就像火箭。在印度的其他地方，幾乎看不到牛肉，因為印度教視牛為聖獸，印度人很不願意殺牛。但在此地，有點冒瀆的，很容易吃到質地很好的牛排。這裡還有道地的法式甜點與蛋糕，美國快餐也和印度的流行商品結合在一起。這種文化與思想上的大熔爐，使班加羅爾成為一處吸引科技產業的地方。默西正是這群怪咖當中的第一批先鋒。
在班加羅爾外圍，還有兩個衛星區域，裡面都塞滿了跨國科技公司。在城東的國際技術園區裡，隱約可見許多玻璃帷幕大樓，聚集了一些名為「發現者」、「領航家」、「發明家」之類的公司。而電子城則位在城南，離市中心大約要二十分鐘的車程。一九七八年設計這座電子城的人，夢想著它有一天會成為印度的矽谷。如今，差不多每個月都有報紙以頭條新聞的方式，報導某家公司在這一條怪咖雲集的銀河中，設立了辦公室。有好幾百家大公司已經在此建立了據點，例如美國的微軟和ＩＢＭ、中國的電信公司華為（Huawei）、歐洲的西門子，還有塔塔資訊顧問公司、印度軟體公司威普羅（Wipro）和印孚瑟斯。
默西花了十五年的時間遊說政府，終於爭取到一條高架的快速道路，連接班加羅爾的市中心和他在電子城裡、占地八十二英畝的企業總部園區，使他的員工能快速往返兩地。他通常很柔情的稱員工為「印孚瑟斯之子」，好像員工是某個王室巨族之子。
我的運氣很好，這條高架的快速道路幾個星期前才完工。沿著這條平坦乾淨、兩旁裝著流線型銀色路燈的快速道路前進，不只是快得多，甚至讓我有一種錯覺，彷彿置身於美國的好萊塢。這條公路架得很高，避開底下又髒又亂的製衣工廠和木造小棚屋，讓人在經過這條路時覺得很舒服，有一種走進新世界的印象。
印孚瑟斯企業園區已經成為一個樣板景點，連觀光客都會專程跑過來看一看。從快速道路望過去，有三棟巨大的玻璃建築物出現在路的右側，像是外星人的太空船似的，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第一棟建築物，模仿自貝聿銘所設計的巴黎羅浮宮入口的金字塔，外觀貼著鑽石形狀的嵌板，還有一條護城河似的水道圍繞著。第二棟建築物，是有巨大幾何造型的玻璃罩子。第三棟建築物是個立方體，立面有個圓形的開口，你的視線可以從這個圓形開口穿透整棟建築（當地人稱它為「洗衣機」）。它們和周遭的環境是如此不調和，使我想起在埃及開羅看過的一幅景象。在古老的金字塔旁邊，居然出現一家肯德基炸雞店，實在很突兀。
印孚瑟斯是印度第一家打造大型企業園區的公司。這是師法美國的一些大公司而來的，像谷歌和微軟。這些公司的員工對公司都有強烈的認同感，走在外面昂頭挺胸，聲稱公司的牆上掛著名貴畫作，員工餐廳供應免費的精美食物，還附有高級的健身俱樂部。印孚瑟斯的員工體育館裡有按摩浴缸、撞球臺及飛鏢遊戲。園區裡還有亞洲最大的電視牆。公司花了上億美金，打造了這些建築。另外還在附近的城市邁索爾（Mysore）完成了一座更大的園區，花費幾乎是這個園區的兩倍。
默西的助理在門口迎接我，我們坐上一輛電動車在園區遊覽。公司有兩百輛大型交通車，接送兩萬一千名員工每日往返園區。園區之內看不見小汽車，只有一些粉紅色與藍色的腳踏車，是公司提供給員工使用的。另外就是我坐的這種高爾夫球場用的電動車。我們花了整整十五分鐘，才把園區繞一圈。園區裡面很乾淨，有點像新加坡的街道，沒有一塊地磚、瓷磚或玻璃是破損的。
我們經過一處戶外籃球場，接著經過一座大型展示館，裡面是美食街。助理告訴我：「這裡有各式各樣的美食，印度菜、歐式餐點、中國菜，當然是印度式的中國菜，以及各式的地方口味，如喀拉拉邦的美食。」我們在電動車上也看見那座玻璃金字塔。資訊產業的怪咖有個很普遍的喜好，就是偏好速食，因此我在園區裡也看到一些世界知名的速食連鎖店，像是可以外送的達美樂披薩、以及美式三明治店「潛艇堡」。
我們最後停在默西辦公室所在的建築物前面。這是一棟小型低矮的磚樓，在園區裡是最簡樸、最奇特的建築。在我們走上樓梯的時候，我問助理小姐，她認為自己的老闆是怎樣的人。她思索片刻，輕彈手裡的記事本，說：「他是個完美主義者。當我們在準備進行一個計畫的時候，我們不只是有後備方案，我們還有後備的後備方案。」從她的眼神裡，我看出默西先生應該是一個有自制力的怪咖。
助理小姐又加了一句：「他非常精明，他是個很精明的人，他所做的事常令人覺得難以置信。」
印孚瑟斯之父
默西有點疑惑的問我：「照你的說法，怪咖……算是好的意思？」他的聲音聽起來有點不以為然。我感覺到geek這個字眼，可能已經冒犯了他。
我再度對他強調，「確實是個褒獎性質的名詞，或許可以說怪傑，表示充滿了熱情與創造力。」
「稱我們為印度怪咖，好像說我們除了會死讀書、會考試之外，就沒有什麼事擅長了。你應該可以更寬厚一些。」
「因此，你並不認為自己是個怪咖囉？」
他想了一陣子，「好吧，我想我算是一個。」他笑了起來，用手推了一下黑邊厚眼鏡。
默西是個謎像的傳奇人物。他在一九八一年成立了印孚瑟斯公司，當時口袋裡只有大約二百五十美元，而且據傳還是向他太太借來的。到了一九九二年，公司每年賺一百五十萬美元。到了二○○八年，公司的資產總值超過四十億美元，使得很多早年選擇拿公司股票的員工，立刻變成百萬富翁。不久，印度著名的漫畫公司，把他的傳記改畫成連環漫畫，使他成為活生生的漫畫卡通英雄。在漫畫裡，他是個古怪的神祇。但是和其他的印度菁英不同的是，他的財富完全白手起家，並不是依靠祖先的餘蔭。而他個人奉行的哲學理念，是把印度傳統文化的正面精神價值，融入企業的經營，正正當當而精明的做生意。他雖然是印度最有錢的人之一，但卻自奉簡樸，過著很節約的生活，就像印度聖雄甘地。
當我走進他的辦公室，裡面陳設之簡單，讓我覺得好像不小心打開倉庫壁櫥的門。但他就站在房間裡，微笑著，帶一點靦腆，正準備見我。他穿著藍色襯衫，長褲的腰帶繫得很高，幾乎是圍在胸前。地板很簡潔，是白色的。牆面有很高的木頭書櫃，裡面擺滿了一冊冊的書，每本都有個數字標籤，像圖書館那樣。在角落，有一張整潔的書桌。
默西說：「我認為生活越簡單越好，這樣才能夠在慾望和需要之間取得平衡。你看看二○○八年發生的金融海嘯，受影響最大的是美國和英國。這就是因為生活上的慾望太高，對吧？甘地曾經說過，你看，我們有個內在的力量，在對的事和不對的事之間保持平衡。甘地是印度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領袖。我認為他是個最好的好人。」
像默西這樣的億萬富翁，居然這麼喜歡簡單的生活，也算是異數。但若我們稍微再擴大一下，其實不只是默西，至今全印度依然活在甘地的影響之下。舉例來說，這裡絕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都像甘地那樣，穿著傳統的簡單棉布長衫，而不穿西方的服飾。這向選民暗示，他像一般人一樣，過著簡單樸素的生活。但默西的簡樸生活，卻是由自己的經驗而來，出於自願，而不是為了符合社會的期待。他是真心相信這些理念。
根據默西的說法，他之所以變成今天這樣子的人，是因為發生了一件事。
他說自己年輕的時候，本來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後來在某個假期裡發生了一件意外，粉碎了他原本左傾的政治思想，讓他全心全意在科技工業上尋求發展。當時他二十幾歲，背著背包在歐洲四處遊蕩。在一九七四年，他還不確定自己這一生要幹什麼。他有點惆悵的說：「你知道，對每個人的一生，二十多歲這段時期都是黃金歲月。當時我們全都是思想左傾的學生。」他曾在巴黎，那個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經常流連的咖啡館裡，與法國的社會主義者閒聊，消磨整個晚上。他也曾以搭便車的方式，遍遊羅馬和以色列。為了省錢，就睡在火車站的月台上，跑到青年旅舍辦的宴會吃免錢飯菜。
但這段黃金時光卻結束得很突然。當他在訴說這個故事的末段時，臉色整個沉下來。那時默西二十七歲，背著背包在東歐旅行，已接近尾聲。就在保加利亞和前南斯拉夫兩國的邊境上，被警察攔了下來。他告訴我，倒不是因為他犯了什麼法，而是由於他在半路上碰到的一位年輕人。那位年輕人認為默西在批評保加利亞的共產黨政府，向警察機關告發他，於是默西被保加利亞警察監禁起來，又不給飯吃。
所幸，當時的印度政府與蘇聯和整個共產國家集團有良好的關係。因此關了五天之後，默西就給釋放了。但保加利亞警察把默西押上火車，直接遣送回國。這段意外的插曲，結束了他對社會主義的幻想。從保加利亞回印度的這段漫長旅程上，他身心都十分疲憊。回想他被單獨關在監獄、又冷又餓的經歷，他開始覺得社會主義者相當野蠻，進而也懷疑起左傾的政治思想。他說：「我對自己說，如果共產社會是這樣子對待自己的朋友，那我可不願意和他們沆瀣一氣。在某種意義上，這個事件使我的思想變得更清明，終於決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隨後的幾年之內，他慢慢拋開過去的政治思想，最後成為科技領域的企業家。
不過默西雖然成為科技界的巨人，卻從來不曾完全放棄他以前的儉樸生活方式。他雖然過著到處飛來飛去的億萬富翁的緊湊生活，卻依然保有年輕時的刻苦精神。他的行事風格，完全採取中庸之道，遊走於苦行與富裕生活之間，既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是資本主義者。默西好像是甘地和比爾‧蓋茲的混合體。
印孚瑟斯公司的訓詞是「以知識為動力，以價值為取向」，這個獨特的理念讓印度的數百萬電子迷非常欣賞。
我問他：「你認為這個理念是你成功的主要因素嗎？」
默西說：「這個嘛，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要謙虛。」說完，他還特別強調，這應該要適用於全印度，而不只是他和他的公司而已。「最近有個澳洲來訪的團體問我，什麼是我們印度人成功的祕密。我告訴他們，那是謙虛加上五項其他的因素。」默西習慣把他的想法，按照順序一條條列出來，他用五根手指頭來計算這五項因素，「第一，是對新觀念的開放態度。第二是英才教育。第三是創新能力。第四是速度。第五是在執行上追求卓越。我們專注在這五項因素上，再加上謙遜的態度。近年來，我們有些傲慢，這樣……」他終於停下來，不太滿意的搖搖頭。
我問他：「真的嗎？」
「是的，就是這五件事。」
這五項因素可能適用在印孚瑟斯公司上，但我並不認為它適用於整個印度資訊工業界。至少在國際舞台上，科技創新從來就不是印度的強項。印孚瑟斯會成為營收數十億美元的大公司，理由和塔塔資訊顧問公司一樣，它擁有印度大量的廉價知識勞工，能為西方國家的客戶，做每日例行的軟體維護工作。即使是現在，成千上萬的印度軟體工程師，仍然陷在工蜂似的工作型態裡。這也使得他們的資訊產業界，不容易發明出新產品。
事實上，印孚瑟斯很難在國際科技社群中，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和微軟比較起來，印孚瑟斯花在研究發展上的費用，只占收入很小的比例。美國科技業的大公司，每年在新發明上都得到好幾百項的專利。但在二○○九年，印度排名前三名的大公司，總共只提出一五○項的專利申請；而真正獲得專利的，只有十幾件。
其次，雖然大家都知道，印孚瑟斯公司在工作場所採行平等主義，但是印度的其他地區可不一樣。大部分印度社會是社經階級分明的，而且深受種姓制度的制約。這兩項習俗在一個印度人出生以前，就已決定了他的命運。二○○七年，印度社會科學家鄔裴耶（Carol Upadhya）在班加羅爾做了一項調查，她發現軟體工程師中，一半以上屬於印度種姓制度的最高階級「婆羅門」。而婆羅門這個階級占印度的總人口數，還不到百分之五。而且在她的調查中，這些工程師的父親，百分之八十四屬於中產階級。
因此，雖然默西覺得他那套貧富皆宜的謙虛理念管用，我可不認為他所說的印度五項成功因素是對的。就在他的辦公室外面，甚至就在印孚瑟斯公司的園區裡，也是呈現一種遠離他那種簡約美學的面貌。我認為他是一個執著於自己理想的人，但是在兩端之間游移——一端是他生長的社會主義貧困印度，另一端則是他現在生活的科技導向的資本主義國度。
這是當今整個印度所面對的掙扎。
默西打開心靈之窗，繼續說：「我們受到兩種不同文化的衝擊。我們在第三世界工作，卻設法滿足第一世界顧客的需求。我們居住於環境惡劣的班加羅爾，卻須經常飛奔在德國最先進的高速公路上。」
默西告訴我，大約三十年前，他經歷了那場改變人生方向的歐洲背包旅行，回來之後，原本想去從政。他想改變印度基層百姓的生活，協助拉近全球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發展差距。事實上，幾年前印度前總統在任期接近尾聲的時候，默西的名字也曾出現在可能的繼任者名單內。
我問他：「那你後來為什麼沒有從政？」
他說：「我本來已經決定要加入政黨了。但是政治的遊戲規則，並不符合我的支持者的期待。」
「怎麼樣子的不符合呢？」
他酸溜溜的說：「你知道的嘛，政治圈子裡很腐敗。另一方面，在印度的電子業裡競爭，也不是容易的事，不能不全力以赴。而且這個社會存在著階級制度和種姓制度，一件事情的成敗，要看你和什麼人有關係。當道德意識低落、制度又不透明的時候，你必須用別人的規則來和別人競爭，事情就很難搞了。」
「不論是哪個區塊，只要政府一插手，事情的進展就會大受影響。比方基礎教育、基礎衛生建設、國民營養等等，這些都是政府在推動的事。情況都是這樣。」他說得很感慨。
就在印孚瑟斯公司大門之外，穿過修剪整齊的樹叢，在高架快速道路的盡頭，國民識字的比例立刻下降。在印度出生的嬰兒，每千名就有四十九個夭折；相較之下，美國每千名只有六個。在新德里有個監督政府的團體，叫做民主改革聯盟。根據他們的資料，印度下議院所有議員當中，三分之一有犯罪前科，罪行中甚至包括強暴與謀殺。因此，印度的科學家、工程師和默西這樣的企業家，在這種支離破碎的政經環境裡，被迫創立世界級的事業、訓練出世界級的工作人員，是非常辛苦的，也難能可貴。
印度的其他地方，與印孚瑟斯這家光鮮亮麗的企業對比起來，活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在班加羅爾的科技園區裡，像默西這樣的男男女女，按照自己的理想，創造出美好的社區，就好像在沙漠中闢出綠洲。在這裡，好的主意比金錢更有價值，這些年輕的怪咖按照自己的規則在生活。默西可能沒有變成政治上的領袖，但他依然是這個區域的主人，他的影響力絕對不下於任何一個國會議員。
到了訪問接近尾聲的時候，我終於瞭解，為什麼默西要用他想像的情境，來取代粗劣的現實環境。他的想像情境並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打造未來的願景。
默西解釋說：「我知道我們公司的年輕幹部必須去面對客戶，解決他們的問題。為了建立這些年輕人的自信，他們必須經歷到和客戶同樣品質的工作環境，他們必須有最好的資訊基礎建設和最好的設備。」默西請來自己最喜歡的歐洲建築師，打造出印孚瑟斯企業專屬的園區，使得員工覺得自己與世界各地的軟體工程師一樣優秀，可以與他們並駕齊驅。默西引進美國的連鎖餐廳到自家園區的美食街，使員工熟悉西方人的口味。他還導入矽谷菁英團隊的氣氛，也把自己信仰的甘地精神帶進公司，希望塑造出一種簡單、謙遜的企業文化，結果就成了現在的模樣。不像十年前，印度的軟體工程師在狹小的工作間出賣腦力，就像血汗工廠的作業員一樣。當時他們所處的環境，很像全球科技產業裡的貧民窟。默西給了這群人一些希望。現在，他們也能抬頭仰望天上的星星了。
默西樸素辦公室外面的玻璃金字塔和「洗衣機」，並不是他那些印孚瑟斯之子（他這樣暱稱自己的員工）的嬰兒圍欄，而是默西願景的實體展現。
默西凝視著自己手中半滿的茶杯一會兒，說：「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建築物可以說是現代的廟宇。」然後他拿了一包印著公司標記的糖粉，倒進茶杯裡。「這些是能夠讓我的同胞產生新希望的廟宇。對他們而言，這些建築是代表新希望的圖騰。」
默西說：「這就是廟宇存在的精神意義，對吧？我每天早上都會禱告。禱告些什麼？我禱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過得更美好，包含我、我的家人、我的同胞、和每一個人。當我這麼做的時候，我有一種成就感，一種有自信的感覺。」
「我們喪失了科學、數學和天文學上的傳統，已經一千年了。但我有信心，我們會重新建立起來。」
看數以千萬計的「三個傻瓜」，如何將印度推成科技強國！
在英國，每5個醫生就有1個是印度裔；
在美國，每6個工程科學家就有1個來自南亞；
千禧年後，甚至出現「矽谷有1/3的工程師是印度人；全矽谷由印度人經營的高科技企業，多達750家」的說法。
最受歡迎的印度電影「三個傻瓜」帶給我們歡笑、感動和省思，
也讓我們初識現代印度的教育狀況。
《不可忽視的印度》由印度裔記者安琪拉．賽尼執筆，
帶領我們深入這個重拾科學文明的古國，
見識到印度在一群科技怪咖的努力下，
已經在太空科技、資訊產業、生物醫藥、核能方面，展現驚人成就；
同時也讓我們窺見印度社會內部的種種矛盾和奇特現象：
◆受種姓制度和父母社經地位箝制的學生，如何在填鴨教育中力爭上游；
◆缺乏創意的工程師，成就了舉世第一的「軟體苦力工廠」；
◆三億五千萬文盲，醞釀出獨步全球的語音網路；
◆貪污橫行、行政司法效率低落，催生了電子化SMART政府；
◆研發基因改造作物，試圖拯救沒有生路的蕉農、棉農、果農；
◆藥品產值世界第四，竟無法對抗人民宿疾；
◆擁有領先各國的釷核能發電技術，全國電力卻嚴重不足；
◆民間迷信成風、神鬼爭鋒，然而憲法明文規定發展科學精神，
印度已自力部署50顆人造衛星、完成無人探月任務，
正準備把印度人送上太空……
印度，這個充滿爆發力的大國，藏著全世界最多的怪咖能量，
亟欲擺脫內部種種阻礙進步的黏滯力；
它的影響力正一波波衝擊亞洲和全球，
襲捲而來的驚人能量，讓全世界嚴陣以待，
你不能視而不見！
印度矽谷
如果印度的創新真的會實現，那麼我的下一個採訪地點，應該是最先出現跡象的地方之一。為了更深入瞭解印度怪咖的核心面貌，我旅行了一千七百公里，來到印度南部卡納塔卡邦的首府班加羅爾，俗稱「印度矽谷」。
這裡以前只是一座枝葉繁茂的寧靜小城，很多領退休金的老人搬到此地來安享餘年。但是就在最近幾十年，這座沉睡的小鎮已經變身成為印度的科技重鎮。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原本空曠的三線林蔭大道，現在堵滿了車輛。原來的公園和綠地，都消失在成群的辦公大樓和購物中心後面。印度的資訊產業工作人員，有三分之一在這裡。此外，所有全國頂尖的太空科學家、國防工業的研究人員、化學家和生物學家也集中在此地。
以前，大家都把這裡看成是矽谷第二，但它現在的規模已經超越了原先的期待。目前，班加羅爾已經變成世界知名的科技中心，有響噹噹的聲譽。這裡充滿了不按牌理出牌的怪咖，以及大量活力充沛的百萬富翁。不過到目前為止，這座城市還沒有出現一家可以與ＩＢＭ、微軟、蘋果或谷歌分庭抗禮的公司。駐紮在班加羅爾的公司，大部分是做每天的軟體維護，以及例行性的軟體發展工作。
為了發掘情況是否已有改變，我特別安排去訪問默西（Narayana Murthy）。他出生於一九四七年，是軟體公司印孚瑟斯（Infosys）公司的創辦人，是個億萬富翁。他在印度，就像比爾‧蓋茲在美國那樣享有盛名，想約他見面可不容易。在等待了好幾個星期之後，我終於受邀到他公司園區裡的一間辦公室去。我在想，如果有人可以幫助我，瞭解班加羅爾如何成為賽蒙願景中的印度明珠，默西應該是不二人選。
我站在班加羅爾主要商業區的街道旁叫計程車，眼前的高架工程是該市正在施工的第一條大眾捷運系統。上了車，年輕的計程車司機問我：「上哪兒？」
我告訴他說：「電子城，我要到印孚瑟斯公司去。」
他的表情有些吃驚。
「我要去見默西先生。」
他大吃一驚，差點從駕駛座上跳起來。和印度其他城鎮比起來，班加羅爾給人的感覺好像是不同的國家。街道兩旁有很多高級酒吧，甚至還有以美國航太總署為主題的酒吧——地板裝著藍色的霓虹燈，桌腳看起來就像火箭。在印度的其他地方，幾乎看不到牛肉，因為印度教視牛為聖獸，印度人很不願意殺牛。但在此地，有點冒瀆的，很容易吃到質地很好的牛排。這裡還有道地的法式甜點與蛋糕，美國快餐也和印度的流行商品結合在一起。這種文化與思想上的大熔爐，使班加羅爾成為一處吸引科技產業的地方。默西正是這群怪咖當中的第一批先鋒。
在班加羅爾外圍，還有兩個衛星區域，裡面都塞滿了跨國科技公司。在城東的國際技術園區裡，隱約可見許多玻璃帷幕大樓，聚集了一些名為「發現者」、「領航家」、「發明家」之類的公司。而電子城則位在城南，離市中心大約要二十分鐘的車程。一九七八年設計這座電子城的人，夢想著它有一天會成為印度的矽谷。如今，差不多每個月都有報紙以頭條新聞的方式，報導某家公司在這一條怪咖雲集的銀河中，設立了辦公室。有好幾百家大公司已經在此建立了據點，例如美國的微軟和ＩＢＭ、中國的電信公司華為（Huawei）、歐洲的西門子，還有塔塔資訊顧問公司、印度軟體公司威普羅（Wipro）和印孚瑟斯。
默西花了十五年的時間遊說政府，終於爭取到一條高架的快速道路，連接班加羅爾的市中心和他在電子城裡、占地八十二英畝的企業總部園區，使他的員工能快速往返兩地。他通常很柔情的稱員工為「印孚瑟斯之子」，好像員工是某個王室巨族之子。
我的運氣很好，這條高架的快速道路幾個星期前才完工。沿著這條平坦乾淨、兩旁裝著流線型銀色路燈的快速道路前進，不只是快得多，甚至讓我有一種錯覺，彷彿置身於美國的好萊塢。這條公路架得很高，避開底下又髒又亂的製衣工廠和木造小棚屋，讓人在經過這條路時覺得很舒服，有一種走進新世界的印象。
印孚瑟斯企業園區已經成為一個樣板景點，連觀光客都會專程跑過來看一看。從快速道路望過去，有三棟巨大的玻璃建築物出現在路的右側，像是外星人的太空船似的，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第一棟建築物，模仿自貝聿銘所設計的巴黎羅浮宮入口的金字塔，外觀貼著鑽石形狀的嵌板，還有一條護城河似的水道圍繞著。第二棟建築物，是有巨大幾何造型的玻璃罩子。第三棟建築物是個立方體，立面有個圓形的開口，你的視線可以從這個圓形開口穿透整棟建築（當地人稱它為「洗衣機」）。它們和周遭的環境是如此不調和，使我想起在埃及開羅看過的一幅景象。在古老的金字塔旁邊，居然出現一家肯德基炸雞店，實在很突兀。
印孚瑟斯是印度第一家打造大型企業園區的公司。這是師法美國的一些大公司而來的，像谷歌和微軟。這些公司的員工對公司都有強烈的認同感，走在外面昂頭挺胸，聲稱公司的牆上掛著名貴畫作，員工餐廳供應免費的精美食物，還附有高級的健身俱樂部。印孚瑟斯的員工體育館裡有按摩浴缸、撞球臺及飛鏢遊戲。園區裡還有亞洲最大的電視牆。公司花了上億美金，打造了這些建築。另外還在附近的城市邁索爾（Mysore）完成了一座更大的園區，花費幾乎是這個園區的兩倍。
默西的助理在門口迎接我，我們坐上一輛電動車在園區遊覽。公司有兩百輛大型交通車，接送兩萬一千名員工每日往返園區。園區之內看不見小汽車，只有一些粉紅色與藍色的腳踏車，是公司提供給員工使用的。另外就是我坐的這種高爾夫球場用的電動車。我們花了整整十五分鐘，才把園區繞一圈。園區裡面很乾淨，有點像新加坡的街道，沒有一塊地磚、瓷磚或玻璃是破損的。
我們經過一處戶外籃球場，接著經過一座大型展示館，裡面是美食街。助理告訴我：「這裡有各式各樣的美食，印度菜、歐式餐點、中國菜，當然是印度式的中國菜，以及各式的地方口味，如喀拉拉邦的美食。」我們在電動車上也看見那座玻璃金字塔。資訊產業的怪咖有個很普遍的喜好，就是偏好速食，因此我在園區裡也看到一些世界知名的速食連鎖店，像是可以外送的達美樂披薩、以及美式三明治店「潛艇堡」。
我們最後停在默西辦公室所在的建築物前面。這是一棟小型低矮的磚樓，在園區裡是最簡樸、最奇特的建築。在我們走上樓梯的時候，我問助理小姐，她認為自己的老闆是怎樣的人。她思索片刻，輕彈手裡的記事本，說：「他是個完美主義者。當我們在準備進行一個計畫的時候，我們不只是有後備方案，我們還有後備的後備方案。」從她的眼神裡，我看出默西先生應該是一個有自制力的怪咖。
助理小姐又加了一句：「他非常精明，他是個很精明的人，他所做的事常令人覺得難以置信。」
印孚瑟斯之父
默西有點疑惑的問我：「照你的說法，怪咖……算是好的意思？」他的聲音聽起來有點不以為然。我感覺到geek這個字眼，可能已經冒犯了他。
我再度對他強調，「確實是個褒獎性質的名詞，或許可以說怪傑，表示充滿了熱情與創造力。」
「稱我們為印度怪咖，好像說我們除了會死讀書、會考試之外，就沒有什麼事擅長了。你應該可以更寬厚一些。」
「因此，你並不認為自己是個怪咖囉？」
他想了一陣子，「好吧，我想我算是一個。」他笑了起來，用手推了一下黑邊厚眼鏡。
默西是個謎像的傳奇人物。他在一九八一年成立了印孚瑟斯公司，當時口袋裡只有大約二百五十美元，而且據傳還是向他太太借來的。到了一九九二年，公司每年賺一百五十萬美元。到了二○○八年，公司的資產總值超過四十億美元，使得很多早年選擇拿公司股票的員工，立刻變成百萬富翁。不久，印度著名的漫畫公司，把他的傳記改畫成連環漫畫，使他成為活生生的漫畫卡通英雄。在漫畫裡，他是個古怪的神祇。但是和其他的印度菁英不同的是，他的財富完全白手起家，並不是依靠祖先的餘蔭。而他個人奉行的哲學理念，是把印度傳統文化的正面精神價值，融入企業的經營，正正當當而精明的做生意。他雖然是印度最有錢的人之一，但卻自奉簡樸，過著很節約的生活，就像印度聖雄甘地。
當我走進他的辦公室，裡面陳設之簡單，讓我覺得好像不小心打開倉庫壁櫥的門。但他就站在房間裡，微笑著，帶一點靦腆，正準備見我。他穿著藍色襯衫，長褲的腰帶繫得很高，幾乎是圍在胸前。地板很簡潔，是白色的。牆面有很高的木頭書櫃，裡面擺滿了一冊冊的書，每本都有個數字標籤，像圖書館那樣。在角落，有一張整潔的書桌。
默西說：「我認為生活越簡單越好，這樣才能夠在慾望和需要之間取得平衡。你看看二○○八年發生的金融海嘯，受影響最大的是美國和英國。這就是因為生活上的慾望太高，對吧？甘地曾經說過，你看，我們有個內在的力量，在對的事和不對的事之間保持平衡。甘地是印度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領袖。我認為他是個最好的好人。」
像默西這樣的億萬富翁，居然這麼喜歡簡單的生活，也算是異數。但若我們稍微再擴大一下，其實不只是默西，至今全印度依然活在甘地的影響之下。舉例來說，這裡絕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都像甘地那樣，穿著傳統的簡單棉布長衫，而不穿西方的服飾。這向選民暗示，他像一般人一樣，過著簡單樸素的生活。但默西的簡樸生活，卻是由自己的經驗而來，出於自願，而不是為了符合社會的期待。他是真心相信這些理念。
根據默西的說法，他之所以變成今天這樣子的人，是因為發生了一件事。
他說自己年輕的時候，本來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後來在某個假期裡發生了一件意外，粉碎了他原本左傾的政治思想，讓他全心全意在科技工業上尋求發展。當時他二十幾歲，背著背包在歐洲四處遊蕩。在一九七四年，他還不確定自己這一生要幹什麼。他有點惆悵的說：「你知道，對每個人的一生，二十多歲這段時期都是黃金歲月。當時我們全都是思想左傾的學生。」他曾在巴黎，那個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經常流連的咖啡館裡，與法國的社會主義者閒聊，消磨整個晚上。他也曾以搭便車的方式，遍遊羅馬和以色列。為了省錢，就睡在火車站的月台上，跑到青年旅舍辦的宴會吃免錢飯菜。
但這段黃金時光卻結束得很突然。當他在訴說這個故事的末段時，臉色整個沉下來。那時默西二十七歲，背著背包在東歐旅行，已接近尾聲。就在保加利亞和前南斯拉夫兩國的邊境上，被警察攔了下來。他告訴我，倒不是因為他犯了什麼法，而是由於他在半路上碰到的一位年輕人。那位年輕人認為默西在批評保加利亞的共產黨政府，向警察機關告發他，於是默西被保加利亞警察監禁起來，又不給飯吃。
所幸，當時的印度政府與蘇聯和整個共產國家集團有良好的關係。因此關了五天之後，默西就給釋放了。但保加利亞警察把默西押上火車，直接遣送回國。這段意外的插曲，結束了他對社會主義的幻想。從保加利亞回印度的這段漫長旅程上，他身心都十分疲憊。回想他被單獨關在監獄、又冷又餓的經歷，他開始覺得社會主義者相當野蠻，進而也懷疑起左傾的政治思想。他說：「我對自己說，如果共產社會是這樣子對待自己的朋友，那我可不願意和他們沆瀣一氣。在某種意義上，這個事件使我的思想變得更清明，終於決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隨後的幾年之內，他慢慢拋開過去的政治思想，最後成為科技領域的企業家。
不過默西雖然成為科技界的巨人，卻從來不曾完全放棄他以前的儉樸生活方式。他雖然過著到處飛來飛去的億萬富翁的緊湊生活，卻依然保有年輕時的刻苦精神。他的行事風格，完全採取中庸之道，遊走於苦行與富裕生活之間，既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是資本主義者。默西好像是甘地和比爾‧蓋茲的混合體。
印孚瑟斯公司的訓詞是「以知識為動力，以價值為取向」，這個獨特的理念讓印度的數百萬電子迷非常欣賞。
我問他：「你認為這個理念是你成功的主要因素嗎？」
默西說：「這個嘛，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要謙虛。」說完，他還特別強調，這應該要適用於全印度，而不只是他和他的公司而已。「最近有個澳洲來訪的團體問我，什麼是我們印度人成功的祕密。我告訴他們，那是謙虛加上五項其他的因素。」默西習慣把他的想法，按照順序一條條列出來，他用五根手指頭來計算這五項因素，「第一，是對新觀念的開放態度。第二是英才教育。第三是創新能力。第四是速度。第五是在執行上追求卓越。我們專注在這五項因素上，再加上謙遜的態度。近年來，我們有些傲慢，這樣……」他終於停下來，不太滿意的搖搖頭。
我問他：「真的嗎？」
「是的，就是這五件事。」
這五項因素可能適用在印孚瑟斯公司上，但我並不認為它適用於整個印度資訊工業界。至少在國際舞台上，科技創新從來就不是印度的強項。印孚瑟斯會成為營收數十億美元的大公司，理由和塔塔資訊顧問公司一樣，它擁有印度大量的廉價知識勞工，能為西方國家的客戶，做每日例行的軟體維護工作。即使是現在，成千上萬的印度軟體工程師，仍然陷在工蜂似的工作型態裡。這也使得他們的資訊產業界，不容易發明出新產品。
事實上，印孚瑟斯很難在國際科技社群中，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和微軟比較起來，印孚瑟斯花在研究發展上的費用，只占收入很小的比例。美國科技業的大公司，每年在新發明上都得到好幾百項的專利。但在二○○九年，印度排名前三名的大公司，總共只提出一五○項的專利申請；而真正獲得專利的，只有十幾件。
其次，雖然大家都知道，印孚瑟斯公司在工作場所採行平等主義，但是印度的其他地區可不一樣。大部分印度社會是社經階級分明的，而且深受種姓制度的制約。這兩項習俗在一個印度人出生以前，就已決定了他的命運。二○○七年，印度社會科學家鄔裴耶（Carol Upadhya）在班加羅爾做了一項調查，她發現軟體工程師中，一半以上屬於印度種姓制度的最高階級「婆羅門」。而婆羅門這個階級占印度的總人口數，還不到百分之五。而且在她的調查中，這些工程師的父親，百分之八十四屬於中產階級。
因此，雖然默西覺得他那套貧富皆宜的謙虛理念管用，我可不認為他所說的印度五項成功因素是對的。就在他的辦公室外面，甚至就在印孚瑟斯公司的園區裡，也是呈現一種遠離他那種簡約美學的面貌。我認為他是一個執著於自己理想的人，但是在兩端之間游移——一端是他生長的社會主義貧困印度，另一端則是他現在生活的科技導向的資本主義國度。
這是當今整個印度所面對的掙扎。
默西打開心靈之窗，繼續說：「我們受到兩種不同文化的衝擊。我們在第三世界工作，卻設法滿足第一世界顧客的需求。我們居住於環境惡劣的班加羅爾，卻須經常飛奔在德國最先進的高速公路上。」
默西告訴我，大約三十年前，他經歷了那場改變人生方向的歐洲背包旅行，回來之後，原本想去從政。他想改變印度基層百姓的生活，協助拉近全球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發展差距。事實上，幾年前印度前總統在任期接近尾聲的時候，默西的名字也曾出現在可能的繼任者名單內。
我問他：「那你後來為什麼沒有從政？」
他說：「我本來已經決定要加入政黨了。但是政治的遊戲規則，並不符合我的支持者的期待。」
「怎麼樣子的不符合呢？」
他酸溜溜的說：「你知道的嘛，政治圈子裡很腐敗。另一方面，在印度的電子業裡競爭，也不是容易的事，不能不全力以赴。而且這個社會存在著階級制度和種姓制度，一件事情的成敗，要看你和什麼人有關係。當道德意識低落、制度又不透明的時候，你必須用別人的規則來和別人競爭，事情就很難搞了。」
「不論是哪個區塊，只要政府一插手，事情的進展就會大受影響。比方基礎教育、基礎衛生建設、國民營養等等，這些都是政府在推動的事。情況都是這樣。」他說得很感慨。
就在印孚瑟斯公司大門之外，穿過修剪整齊的樹叢，在高架快速道路的盡頭，國民識字的比例立刻下降。在印度出生的嬰兒，每千名就有四十九個夭折；相較之下，美國每千名只有六個。在新德里有個監督政府的團體，叫做民主改革聯盟。根據他們的資料，印度下議院所有議員當中，三分之一有犯罪前科，罪行中甚至包括強暴與謀殺。因此，印度的科學家、工程師和默西這樣的企業家，在這種支離破碎的政經環境裡，被迫創立世界級的事業、訓練出世界級的工作人員，是非常辛苦的，也難能可貴。
印度的其他地方，與印孚瑟斯這家光鮮亮麗的企業對比起來，活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在班加羅爾的科技園區裡，像默西這樣的男男女女，按照自己的理想，創造出美好的社區，就好像在沙漠中闢出綠洲。在這裡，好的主意比金錢更有價值，這些年輕的怪咖按照自己的規則在生活。默西可能沒有變成政治上的領袖，但他依然是這個區域的主人，他的影響力絕對不下於任何一個國會議員。
到了訪問接近尾聲的時候，我終於瞭解，為什麼默西要用他想像的情境，來取代粗劣的現實環境。他的想像情境並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打造未來的願景。
默西解釋說：「我知道我們公司的年輕幹部必須去面對客戶，解決他們的問題。為了建立這些年輕人的自信，他們必須經歷到和客戶同樣品質的工作環境，他們必須有最好的資訊基礎建設和最好的設備。」默西請來自己最喜歡的歐洲建築師，打造出印孚瑟斯企業專屬的園區，使得員工覺得自己與世界各地的軟體工程師一樣優秀，可以與他們並駕齊驅。默西引進美國的連鎖餐廳到自家園區的美食街，使員工熟悉西方人的口味。他還導入矽谷菁英團隊的氣氛，也把自己信仰的甘地精神帶進公司，希望塑造出一種簡單、謙遜的企業文化，結果就成了現在的模樣。不像十年前，印度的軟體工程師在狹小的工作間出賣腦力，就像血汗工廠的作業員一樣。當時他們所處的環境，很像全球科技產業裡的貧民窟。默西給了這群人一些希望。現在，他們也能抬頭仰望天上的星星了。
默西樸素辦公室外面的玻璃金字塔和「洗衣機」，並不是他那些印孚瑟斯之子（他這樣暱稱自己的員工）的嬰兒圍欄，而是默西願景的實體展現。
默西凝視著自己手中半滿的茶杯一會兒，說：「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建築物可以說是現代的廟宇。」然後他拿了一包印著公司標記的糖粉，倒進茶杯裡。「這些是能夠讓我的同胞產生新希望的廟宇。對他們而言，這些建築是代表新希望的圖騰。」
默西說：「這就是廟宇存在的精神意義，對吧？我每天早上都會禱告。禱告些什麼？我禱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過得更美好，包含我、我的家人、我的同胞、和每一個人。當我這麼做的時候，我有一種成就感，一種有自信的感覺。」
「我們喪失了科學、數學和天文學上的傳統，已經一千年了。但我有信心，我們會重新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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