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人知道每一件事物的價格，卻無法瞭解任何事物的價值。
─王爾德
重新認識民主與自由
這兩年我跑了上百場以「公平貿易」為主題的演講，每次開場我總會先問聽眾一個問題：「臺灣人到咖啡館很愛喝曼特寧，甚至罐裝咖啡、即溶咖啡都有曼特寧風味，就算不喝咖啡的人都聽過曼特寧，到底曼特寧這三個字是咖啡風味的形容詞，還是咖啡產地的名稱？如果是形容詞，它是形容口感還是香氣？如果曼特寧是地名，它又在哪裡？」
經過上百次的經驗、問過數千名聽眾，能夠正確解答的聽眾還真是寥寥無幾，所以這個題目變得非常具有暖場的娛樂效果。究竟曼特寧是什麼？或許各位讀者下一次可以問一下賣咖啡給您的店家，他們應該要跟您說的。只是從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發現咖啡產業一個有趣的現象，那些在咖啡市場中具有主導能力、行銷能力的大型咖啡商，經常以塞納河左岸或米蘭咖啡館來形塑他們所賣的飲料具有歐洲浪漫風情的幸福想像，但他們永遠不告訴我們咖啡產業背後的真實。
炫目的價格遊戲
觀察臺灣近年來的咖啡產業變化，咖啡外帶吧開始流行之後，咖啡產業進入低價競爭的時代，便利超商也進場賣咖啡，連吧臺手的高超技術、烘焙師的獨門手藝、店老闆的用心陳設似乎也不重要了，更別說咖啡產地貧窮問題與消費者的關係似乎更遙遠了。價格主宰了市場，兩倍以上的價格差距徹底顛覆了臺灣的咖啡市場。
有消費者以為一杯一百多元的咖啡店是賺取暴利，一杯咖啡的價格不應該這麼貴；殊不知外帶吧的型態是用騎樓的公共空間做為自己的營業空間使用，而且沒有冷氣與昂貴的裝潢，與傳統咖啡店的經營成本完全不同。連鎖超商賣的咖啡價位鎖定跟咖啡外帶吧一樣，可是外帶吧至少還要支付租金與人事成本，超商咖啡只是擺了臺全自動咖啡機，沒有額外的租金與人事成本，工讀生隨手按個鈕，就可以收跟外帶吧一樣的價錢。超商咖啡的營業成本應該比外帶吧還要低，價格不是應該可以再低一點？
本書作者在第一章就開宗明義解釋了「價格」與「價值」的差異，以《全民估價王》這個老少咸宜的電視節目為例，消遣了這個時代「價格」與「價值」的錯亂，這個節目的樂趣就是在於參與猜價格遊戲的來賓，必須要察覺願意支付的價格，而非商品的效用或成本（價值）。這也就可以解釋，儘管超商咖啡的經營成本比外帶吧的型態還低，卻沒有反應在價格上；因為消費者既然已經覺得一杯四十元的咖啡已經夠便宜且願意支付了，又何必照營業成本的差異來照比例降價。所以，在競爭市場中，價格是由利潤決定的，而不是成本、效用或價值。當利潤不符合預期時，店家就會把商品降價求售；當生意好時，價格就會穩定鎖定在一個很好的毛利。
所以，到底一杯咖啡合理的價格是多少？在這個價格市場混亂的情況下，消費者對於價值與價格的關係是愈來愈模糊了。無論如何，一杯咖啡的末端售價與咖啡豆的原料成本關聯性很低，跟最末端的加工成本與經營型態有高度關係。同樣的咖啡烘焙廠將咖啡豆賣到咖啡店、外帶吧、便利超商，末端價格卻截然不同。既然原料成本與末端售價的關聯性不高，給予原料的生產者一個合理的報酬又有何妨？因為我們這裡多付一塊，對於原料生產者來講，收入可能是增加一倍。來一杯喝的人享受芬芳、種的人也感到芬芳的咖啡不是很美好！
商品背後的真實成本
要消費者多付一塊錢，這不是損害消費者權益？我想，自從兩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後，許多消費者已經開始知道，天底下沒有便宜又好的東西。如果消費者只在意價格，商人就會進行削價競爭，削價競爭的結果，不是生產者倒楣、就是土地倒楣，也有可能是消費者自己倒楣。消費者的權益如果只是以價格來衡量，躲在價格背後那些看不見的外部成本，將讓全體社會於日後付出更龐大的代價。
我們在咖啡店喝到一杯好咖啡，通常會稱讚吧臺臺手的技術好，在餐廳吃到一盤好菜，也會稱讚廚師的手藝好，鮮少人會說農民種的好。如果農民的勞動價值不被肯定，農產品的交易價格肯定好不起來。農產品集中交易市場依據供給需求量來判斷交易的價格（如：咖啡期貨市場），但市場中的供給需求量，是看不見商品背後生產者的勞動成本與種植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損耗成本。當農產品的價格不是農民能夠決定而且沒有實現合理的成本，農民唯一能夠增加收入的方式就只有增加產量；而擴大耕地面積、或是多下點農藥及化學肥料，就是一般農民要增加產量的最普遍耕作方式。儘管沒有消費者會希望農民是砍伐雨林或過量使用農藥來耕作，可是我們當前的商業體系最終卻會把農民推向剝削土地或剝削自己的方向走。
本書作者拉吉．帕特爾（Raj Patel）在其成名作《糧食戰爭》中舉了一個案例，市售二十七種即時麥片，有二十六種含糖量過高。也就是說，當那些包裝上寫著幫助腦部發育、促進骨骼強壯等等功效都是次要的，商品的真正目的是讓我們的小孩吃了會上癮。Discovery有發行一部紀錄片《巧克力大戰》，內容提到全世界八○％的巧克力盡歸兩間公司所有（Mars和Hershey’s），市面上許多巧克力品牌，其實大部分都是他們的子公司。巧克力的原料是可可豆，而全世界六○％的可可豆來自於迦納，可是採集與運送可可豆卻大量使用身手矯健的童工。所以，我們很難在市場上買到沒有童工參與的巧克力。
在這看起來自由的市場中，消費者看似擁有充分的選擇權，有人偏好價格、有人偏好品牌、有人選擇包裝……其實，我們都只是在商人設計好的選項裡面做選擇而已。特別是廣大的一般性商品中，我們有限的自由能夠展現消費者權力的機會只是在比價與殺價的過程，如果消費者與商品的關係只是展現在價格上，那我們會整天不斷地被《全民估價王」》的遊戲所愚弄。我們迎接整個城市都是咖啡館的同時，每天也有二十個足球場大面積的雨林因為咖啡不見了，而且未來我們會在愈來愈熱的城市裡面喝咖啡。
駭掉私有才是真自由
如何掙脫這種有可能把人類玩殘的價格遊戲？作者延續前一本書《糧食戰爭》的立場，消費者必須要更積極介入這些遊戲背後的權力關係，改變不合理的商業市場與公權力之間千絲萬縷的勾結。
作者引述博蘭尼（Karl Polanyi）在《鉅變》一書的觀點，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發展的因素，就是它把土地與勞動力給商品化了，當金錢成為衡量價值的依據時，資本家與國家在累積金錢的共同目標下，把人從耕地上趕到工廠做工，把土地變成私人資產來謀取財富。金融危機發生後，那些口口聲聲要捍衛自由的銀行或企業，卻依賴政府與納稅人的資產來紓困。所以，經濟從來不是獨自且自由地發展，而是靠不斷扭曲社會關係來累積財富，現在甚至連水、二氧化碳都可以被量化計價。那些關乎公共資產移轉成私有財產的過程，那些靠傷害公共資產來累積私人財富的過程，是必須要靠人民更積極的介入來扭轉，我們必須要重新審視現在的民主形式。
我們時常聽到一些冠以「自由」的名詞，例如：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自由市場、自由經濟。這些冠以自由的名詞都是以自利為假設，私有財產為基礎所設想的社會型態。這些名詞只要加上自由兩字，就好像天經地義、理所當然變成一個普世價值，好像每個人在這個市場中都擁有權利、機會與自由追逐自己的最大利益。作者以哈定於一九六八年提出「共有財的悲劇」為例說明，過分強調私有財產的觀念是導致共有財被破壞殆盡的因素，我們的海洋資源、森林資源、水資源就是如此被耗盡。
難道人類文明就一定要建立在這種自我毀滅遊戲上？還是我們有其他的選擇？
本書提到幾個不是奠基在私有財產為基礎的機制，還是可以創造出一個持續進步且滿足公眾利益的偉大社群，例如：南非的棚戶居民組織、巴西阿雷格港的參與式預算、自由軟體運動、維基百科、創用CC運動等等，可見私有制不見得是人類文明邁向進步的必要條件。開放參與、鼓勵分享都是那些社群的基本運作方式。享用不一定需要擁有，如此才能永遠享用上天賦予的公共資產、人類數千年累積的無窮智慧。
奪回人民的權力
在這商品化的世界裡，我們太習慣把每樣東西都標上價格，私有資產貼上價格後就是財富積累的成果，就算水、空氣等公共財也可以當作未來的財富。這種標價而後交換的規則，發展出炫目的價格遊戲，滿足了我們自以為擁有的掌控權；其實價格的背後潛藏著太多看不到的價值正在流失，遊戲的背後也隱藏著早已設計好的劇本。我們以為冠以自由為名的遊戲是公平的，其實它從來都是以權力做為基礎的金錢遊戲，有錢的人可以跟有權的人一起點石成金，把公共財變到自己的口袋。
自由，不是為少數人累積個人財富，而後推卸社會責任的藉口。
民主，不是為少數人掌握個人權力，而後拒絕人民參與的遊戲。
民主與自由，那些少數人時常掛在嘴上的，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奪回屬於人民的權力！
徐文彥╱公平貿易倡議者、生態綠創辦人
農業的另一種價值
農產品的價格應該來自於：農民、中盤商、消費者、環境的決定，任何單一方面的取決，都會為其他三者帶來嚴重的傷害。
應該要有一個「合理」的價格，不要再像咖啡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十年來咖啡產地生豆的價格下跌了九成，但是末端的價格卻上漲了一倍。問自己一個問題，那中間的價差去了哪？而咖啡農的人權是否受到重視與保障，請大家看一下「血咖啡」、「圖佛之死」就會明瞭的。
價格對我來說，有一個最鮮明的時候。二○○五年的某一天下午，看著報紙，吃著火龍果，身旁收著一碗泡麵，而報紙上的一則新聞吸引了我的目光：印度北部爆發嚴重的日本腦炎，許多孩童因得不到藥物治療而失去了生命，令我震撼的新聞附圖，是一位父親抱著他的小孩，站在醫院門口，圖說注明這位父親付不起預防日本腦炎的疫苗，價格是一美元，在孩子感染日本腦炎之後，無助地站在醫院門口，等待著他的孩子，在他懷中死去。
合理的價格來自於各方有一個平等的對價關係，現今很多人在討論「公平貿易」，對我來說，什麼叫公平貿易？其實很簡單，就是農友種植的作物，在出售之後：一、可以養得活家人，二、小孩子可以上學受教育，三、生病了可以看醫生。這是一個基本的要求，但是社會有給予到這一點嗎？請大家記得一件事，世上最嚴重的疾病和奪走最多人生命的疾病是「飢荒」。每五秒鐘就有一個不滿五歲的小孩，因「餓」而失去生命。在二○○八年世界糧食危機發生的同時，中南美洲的國家，還源源不絕地輸出經濟作物「花卉與咖啡」，就為了滿足先進國家對於「低價」的需求。那是何等的殘忍！
農業的價值在現在被社會大眾所低估！以稻田的種植為例，收成對農民是實質的收入，但是在種植的過程裡，農民在稻田裡放水，連帶的好處是：一、田裡的水會下滲，所以具有補充地下水的功能。二、水會蒸發，過程中會帶走熱量，進而會調整地區的微型氣候。白話來說，就是大家會覺得住在田邊比城市要來得「氣候怡人」。據研究報告指出，一甲的水田，夏天等於六百臺的家用冷氣，一年可以省下約二萬度的電。三、由於氣候愈來愈不穩定，聖嬰或是恩索現象造成「一次性大雨或豪雨」出現的機會與頻率增加。就水田或是耕地來說，每一區的間隔都有田埂，形成獨立的區塊，就某種程度上，有「滯洪」的功能。四、有水就有生物，農友使用正確的種植方式，會為「生物多樣性」帶來可能。
除此之外，農業的價值還包括：五、來自於糧食安全的考量，一個國家沒有穩定的糧食供應，就容易發生動盪。所謂「飢寒起盜心」，從古至今，政權的變革最大的因素來自於「農民起義」。六、鄉村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社會中，成為社會安定的來源，一旦經濟走向疲弱時，「農村會成為城市失業的海綿」，適時吸納許多暫時失去工作的人，有一個回歸的地方。如書中提到的，巴基斯坦有句諺語：「當你走投無路，大海總有生路。」簡單來說，農業的結構，在沒有金錢交易時，人還是可以依靠土地與農村社群結構而存活下來！七、來自於景觀，大家要記得農村景觀不是天生的，而是源自於農民的維護。在歐盟的話，在WTO的架構下，會使用「綠色補助」來感謝農民對於景觀的維護。而我的記憶有跡可尋，也要謝謝農民的維護。如果我們失去了農村，那黃土水先生的水牛、賴和先生的詩、鍾理和先生描述的農村景象……我們的下一代誰會懂？這豈是價格可以衡量的！
楊儒門∕248農學市集發起人
人類不能「市場說了算」！
一九九九年，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為《一九八四》出版五十周年舉辦了一場重要的論文發表討論會，那次會議真是當代各學科重量級學者華集，好一場學術盛會，各家所學的論文二○○○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
在那次會上，賓夕凡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金融教授赫曼（Edward S. Herman），從語言及意識形態支配的角度著眼，他指出在歐威爾寫作那個時刻，政治支配當道，因而遂有了小說裡的「雙重言說」（Double speaking），那是一種藉著控制媒體的灌輸而造成的結果。赫曼教授認為這是「新聞說了算」（Newspeak）的時代，但到了後來，這種「新聞說了算」卻讓位給了「市場說了算」（Marketspeak），藉著控制市場而主宰價值和選擇，已成了意識形態操縱的最大手段。研究經濟、商學及管理的都知道賓大華頓商學院長期皆為美國商學院排名第一，而赫曼教授專研金融及公司權力，更對政治及思想控制成一家之言。他與反抗大師杭士基（Noam Chomsky）曾合著《製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已成研究思想宰制的經典之作。他在那次會議裡所提出的「市場說了算」這個概念，在二○○八年次貸風暴和金融海嘯後，已愈來愈得到人們的共感。因為一九三○年代之後的這次危機已使得人們警惕到，這次危機絕非意外，而是整個體制的積弊所致，而其源頭則是當代經濟思維與實踐已走到一條奇怪的單向道，富人及公司假借自由市場之名而綁架國家，遂行其「利潤歸私，成本歸公」的圖謀，於是實質上是「不自由」的所謂「自由市場」遂成了二十世紀後半段起最大的「政治正確」。這也是「重新思考經濟學」的主張日益茁壯的原因。人們已察覺到一種倒果為因的「市場製造意見」（Markets make opinions），「意見製造經濟學」（Opinions make economics）早已形成，當原本應該經世濟時、增加人類福祉的學科，已墮落為替私利背書，為少數人所製造出來的社會災害及生態災難做合理化的工具，人們又豈能不對經濟的整個思維邏輯與其實踐痛切反省呢？這也是最近一年多來，歐美許多經濟及商學院會開始反省並強調批判反思的原因！到了這時，赫曼教授所謂的「市場說了算」的警告，甚或最早的前代經濟思想家高伯瑞（J. K. Galbraith）認為當代經濟思維裡充滿了「看起來無辜的詐騙」，他們這些說法裡的先見之明才被人體會。
目前整個經濟學領域，誠可謂「反省當道」。各家批判之聲崛起茁壯。在新興批判人物裡，拉吉．帕特爾（Raj Patel）可說有著相當的代表性，他出身牛津大學，讀哲學、政治與經濟，而後進倫敦經濟學院，最後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獲得發展社會學博士學位。他先後在世銀、世界貿易組織工作，也參加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在地人民運動，這種理論與實務兼具，又有第一線抗爭的經驗，遂使他稍早前寫出相當受人重視的《糧食戰爭》一書，將當今世界整個糧食發展如何被塑造，它的被扭曲以及不公義做了揭發與探討；而他接著所寫的現在這本書，除了延續《糧食戰爭》的主軸外，更企圖將他的論點拉高到經濟哲學和當代理論經濟學的某些方向，這也使得本書有了更多知識思辨的空間。
在這本《價格戰爭》新書裡，拉吉．帕特爾一開始就由引發當前危機的金融衍生性商品切入。今天我們已普遍知道，在金融衍生性商品形成之初，此案曾在美國參院被討論質疑，當時的聯準會理事主席葛林斯潘曾前往作證，他當時即明言「市場有效論」，將自動掌控它可能產生的風險，而不必由聯邦政府介入調控監督。政府的徹底放任，業者的無限貪婪，信評公司的協同詐欺，以及接下來各大投資銀行和投顧公司廣泛聘用數學系所碩士畢業生擔任所謂的「量化設計師」（Quarts），設計出複雜無比，縱使專案人員也不懂的投資商品，於是龐鉅無比的集體詐欺結構遂告形成，這乃是當今危機的主因。從全球金融海嘯迄今，八大工業國多次高峰會，好幾位歐洲大國元首都明言這是必須國際究辦的詐欺案，因而提案要求調查，但我們也知道這個詐欺案若被確定，必會引發天文數字的求償訴訟與究責，將成為美國政府不可能承擔之重，於是所有這方面的提案皆陸續遭到封鎖，以至於演變成後來所謂的「放火的擔任救火員」這種新的爭論，以及全球靠著「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印鈔票，用國家預算的無限增加企圖吸收那些私人公司所製造出的危機，這也就是所謂的「利潤歸私，成本則歸社會與國家」的道理。目前全球的各國債務危機日增，其因果歷歷，人們都已耳熟能詳，無庸再多做表述。
而《價格戰爭》此書，即由這點出發，而論及整個「市場」的知識缺陷及制度性集體詐欺，帕特爾由衍生性金融商品而論及葛林斯潘，再由葛林斯潘而回溯到主張極端放任的教母安蘭德（Ann Rand），而後再將重心轉到九二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acker）。由於我曾對安蘭德以及蓋瑞．貝克的中文版譯著都寫過長篇討論，對他（她）們並非不熟悉，安蘭德徹底非法化了國家的調控角色，也徹底美化了公司富人這種保守主義所謂的「私人」，這乃是一切問題的終極原因。至於貝克，當今另一主要經濟學家巴洛（Robert J. Barro）在《沒有什麼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新千禧年的經濟理念》文集裡即已指出，貝克乃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因為他將經濟的「效用」理念無限放大，企圖把「市場」觀念用到解釋幾乎一切人類行動上，包括移民、監獄吸毒、女性問題上，這是種方法學上的帝國主義，產生了許多言之成理，其實卻極荒誕的觀點。
接續上述的有關理論上的探討，帕特爾進一步深入到當今的世界經濟現象上，一切的貧富不均、現代奴隸、對自然的剝削，將來可能的資源危機和糧食危機等，都有了更清楚的思考架構。而可能最值得注意的，乃是帕特爾雖然不排除某些人所強調的，「將國家職能重新找回帶進來」（Bring the states back in），但做為一個經濟民主及環境問題的運動者，帕特爾其實更關心糧食主權、土地權利等新型人民運動，也只有更加注重公共福祉和公共擁有，人類或許才有可能為當今問題找到更好的另類選擇！本書的後面兩部分，乃是我們並不熟悉的新概念和新做法，也是本書最值得省思的部分。而他所想的許多問題，我認為因臺灣最近所出現的土地及生態抗爭，我們對許多問題似乎也該重新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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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缺陷
如果上帝是藉由戰爭讓美國民眾認識世界地理，那麼經濟衰退就是祂為芸芸眾生上了一堂經濟學入門課。
全球金融體系的大崩壞昭告世人：這個由一群數學天才在大資本家支持之下打造的體系，看似一部能夠帶動無止境繁榮的火車頭，其實卻只是一輛由交易、交換與對賭拼裝成的小丑車，最終命運是四分五裂、七零八落。這場經濟衰退的起因並不是經濟學知識的匱乏，而是特定經濟學知識的氾濫成災，資本主義精神的過度發揮。自由市場的五光十色遮蔽了我們的視野，使我們無法以其他方式來看待這個世界。一百多年前英國作家王爾德一語道破：「今日世人知道每一件事物的價格，卻無法瞭解任何事物的價值。」價格是一個靠不住的嚮導：二○○八年不但金融海嘯撲天蓋地，也爆發了糧食與原油價格危機。儘管如此，我們至今似乎仍然只能透過「市場」這道扭曲的三稜鏡，來觀照整個世界或衡量其價值。
一件事非常清楚：當初導致我們陷入困境的思維觀念，如今不可能解救我們擺脫困境。或許差堪告慰的是，幾個過去備受推崇的人物，已經被迫開始省思自己的錯誤觀念。其中最難堪的案例可能就是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在美國聯邦眾議院監督暨政府改革委員會一場座無虛席的聽證會上，葛林斯潘自白他的世界觀如何畫下錯誤句點。
葛林斯潘曾擔任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主席將近二十年，被公認為當代世界經濟的「立法者」之一。葛林斯潘也是自由市場陣營的旗手，曾拜在思想家蘭德（Ayn Rand）門下。蘭德過世於一九八二年，儘管她在美國之外的地區默默無聞，然而影響力始終居高不下。她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出版於一九五七年，最近又登上暢銷書排行榜，書中將企業大亨塑造成英雄，描述他們如何對抗官員和工會人士的迫害壓制。蘭德認為利他主義（altruism）猶如一種「道德上的同類相食」，因此全力倡導極端的自由市場放任主義，稱之為「客觀主義」（Objectivism）。葛林斯潘就是受到這種天花亂墜的思想吸引，成為蘭德學派的一員，還因為有趣的舉止和衣著風格，被取了一個綽號「葬儀社老闆」（The Undertaker）。後來葛林斯潘從事公職，感覺就像反戰嬉皮加入陸戰隊，他早年的朋友一直無法原諒他的墮落。儘管如此，葛林斯潘大體上還是秉持蘭德的思想，深信個人主義能夠造就最理想的世界，任何形式的限制都會導致災難。
二○○八年將近尾聲，美國國會傳喚葛林斯潘出席一場探討金融危機的聽證會。他的聯準會主席任期如此漫長、聲望如此崇高，國會想知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葛林斯潘開始唸證詞的時候，整個人看起來沒精打彩，皮膚鬆垂，彷彿原本讓他容光煥發的活力已經消失殆盡。不過葛林斯潘還是大言不慚，第一回合，他將重點放在自己依據的資訊：只要輸入適當的資訊，他的經濟模式還是可以運作，做出更準確的預測。葛林斯潘如是說：
衍生性金融商品（derivatives）市場的發展基礎是一套價格模式，提出它的學者曾經獲得諾貝爾獎肯定（譯註：指一九九七年獲獎的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與默頓［Robert Merton］）。這個現代風險管理典範數十年來一直居於主流地位，然而去年夏天，整個理論體系土崩瓦解，原因在於輸入風險管理模式的資料，基本上只涵蓋過去二十年的經濟繁榮時期。如果這套模式能夠……更適切地考量歷史上的經濟困頓時期，那麼它對資本額的要求會提高許多，今日金融業的情況也會改善許多；這是我的看法。
葛林斯潘的說法等於是「垃圾進、垃圾出」：模式本身並沒有問題，但是對風險與資料有錯誤的認知，只局限於經濟繁榮時期，最後導致錯誤的結果。葛林斯潘在委員會的死對頭魏克斯曼（Henry Waxman）眾議員不肯罷休，迫使他做出更深刻的結論。兩人之間有一段精采的對話：
魏克斯曼：「我要問你的問題是，你有一種意識型態，自由與競爭是你的信仰。你自己在證詞中也這麼說：『我有一種意識型態。我認為自由、競爭的市場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不二法門。我們曾經嘗試進行監督管制，然而結果乏善可陳。』這是你自己的話。對於引發次級房貸風暴的浮濫借貸，當年你擁有權力可以防患未然，許多人也曾建議你這麼做。然而時至今日，整個經濟要為你的無所作為付出代價。你是否認為，當時你的意識型態導致你做出如今悔不當初的決定？」
葛林斯潘：「嗯，我們應該先釐清意識型態的本質。它是一種觀念架構，讓人們藉以面對現實世界。每個人都有一套意識型態，閣下也不例外。人只要活著就需要意識型態，因此真正的問題在於意識型態是否正確。現在我想表達的是，的確，我發現自己的意識型態有缺陷，雖然還不確定它的嚴重程度，是否根深柢固，但這樣的事實令我非常困擾。」
魏克斯曼：「你發現一個缺陷？」
葛林斯潘：「可以這麼說，我認為世界的運作必須倚賴一個非常重要的架構模式，後來卻發現這個模式有缺陷。」
魏克斯曼：「換句話說，你發現你的世界觀，你的意識型態，其實並不正確，無法運作。」
葛林斯潘：「的確如此，這也是令我大感震驚的原因；過去四十年甚至更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有相當充分的證據顯示，這個模式的運作非常順暢，可圈可點。」
老實說，葛林斯潘的缺陷並不是資料有瑕疵的小問題，也不是塔雷伯（Nassim Taleb）等作家討論的「黑天鵝」問題：無法解釋某些可能性非常低、但是一旦發生就會後果不可收拾的事件。葛林斯潘的缺陷涉及更基礎的層面，扭曲了他關於世界組織方式、市場社會生態的觀點。而且葛林斯潘並不是獨行俠，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的首席經濟顧問桑默斯（Larry Summers）也必須面對類似的錯誤：他關於市場在本質上能夠自我穩定的觀念已經「遭遇致命打擊」。美國前任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的財政部長鮑爾森（Hank Paulson）也有類似的反應，對自己的錯誤表示無可奈何。連ＣＮＢＣ電視台《瘋錢》（Mad Money）節目主持人克瑞莫（Jim Cramer）都以認輸的口氣說：「對於今天的經濟情勢，只有馬克思（Karl Marx）未卜先知。」用市場的術語來說，這些自由市場的標竿人物一個接一個恍然大悟，自己的觀念必須「修正」。
世人對葛林斯潘認錯的已經耳熟能詳。打開財經媒體的讀者投書版，觸目所及盡是和葛林斯潘如出一轍的專家分析，大談風險的價格如何被錯估（的確錯得離譜），監管措施的欠缺如何導致金融體系恐慌（的確是一片恐慌），誘因架構如何鼓勵交易者將財務風險轉嫁到遙遠的未來（他們的確是這麼做），自由市場的信徒如何廢除原本有助於改善今日局勢的防範措施（他們也的確這麼做了）。然而這類反應背後隱含的思維都是「如果我們做好規劃，問題就能迎刃而解」。我不確定人們是否能夠真正理解葛林斯潘認錯的意義。人們無法承受這樣的震撼：政府與經濟體系的基本政策已經誤入歧途，而且至今找不到別的出路。
打個比方，這種情形就像有天早晨你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蟑螂。這是卡夫卡（Franz Kafka）中篇小說《蛻變》（The Metamorphosis）的基本情節。小說開場描述一整晚噩夢連連的年輕推銷員薩姆沙（Gregor Samsa），早晨醒來時發現自己變成一隻巨大的蟲。薩姆沙的反應發人深省，可以促使我們坦然面對自身的真面目。由人變蟲之後，薩姆沙做了哪些舉動？他並沒有尖叫著逃出房間，或者思索這一切是如何發生，這樣的蛻變有什麼意義，明天自己還會變成什麼模樣。一言以蔽之，薩姆沙的反應是：「我慘了！我的工作怎麼辦？」
面對當前這場經濟危機，我們的反應正是如此。
雖然你我並沒有一覺醒來變成蟲，但的確發現這個世界已經翻天覆地。過去大家都認為對我們有利的事物，如今原形畢露。葛林斯潘的「缺陷」意義深遠，要想透徹理解，就必須全面檢討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不僅要以新的方式來設定對社會和經濟的期望，涵蓋更豐富的人性要素；而且我們還需要另一套意識型態，來主導商品與服務的交易過程。
在葛林斯潘的世界，價格對意識型態的影響既深且廣。價格提供一種角度，讓我們掌握這個小小星球上的集體需求與資源。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經濟學思想正是如此，價格猶如一種卷鬚（tendril），讓需求和需要得以互通聲息。科幻小說與電影迷其實已經很熟悉這樣的場景，《駭客任務》（The Matrix）中得到解放的人類（以及追殺他們的電腦程式）能夠看出世界的原始面貌：由無數符號與訊號組成的「數位雨」。這既是科幻情節，也是經濟宰制的事實。螢幕上川流不息的資料，是全球金融交易鉅子的關注焦點，他們的目光在螢幕之間穿梭，試圖參透玄機、獲取利潤。《駭客任務》中的螢幕訊息是真實世界的模擬，但與其說是傳播事實，不如說是隱瞞藏匿。當代商業活動的問題在於，這種不可靠的數位訊息運作，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舞台道具。
我們以歐洲汽車業鉅子福斯集團（Volkswagen）為例。二○○八年十月，福斯一部車都不必賣，就登上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寶座。當時的經濟情勢仍然一洩千里，股市投資人對福斯的前景也並不看好。他們盯著螢幕上的資料，認定福斯和汽車業其他難兄難弟一樣，日子只會愈來愈難過。想像你是一個股市投資人，雖然深信福斯的股價將一路走跌，但你還是可以靠它賺錢，方法就是先賣掉持股，等到股價下挫之後再買回。如果你手中沒有福斯的股票，不妨求助持有這檔股票的人，例如法人投資者。你以一定價格向他們借股票來操作，並承諾很快就會償還。法人投資者樂意配合，因為出借股票可以賺錢，而且保有股票的所有權。你也樂此不疲，因為你可以先賣股票，等股價下跌再買回，償還出借的法人之後仍然有利可圖，支付摩納哥遊艇的分期付款綽綽有餘。這種買賣手法就叫做「放空」（shorting）。
問題來了，福斯的對手保時捷（Porsche）當時正在暗中收購福斯的股票，企圖掌握七五％的股權。保時捷的大舉買進行動曝光之後，大家很快就發現市場上的福斯股票奇貨可居，幾乎快被保時捷一掃而空，於是福斯的股價不跌反漲。放空投資人賣出的福斯股票都由保時捷收購，等到保時捷表明入主福斯的意圖，放空投資人開始驚慌，引發所謂的「軋空」（short squeeze），也就是投資人發現操作方向錯誤，試圖以買進股票來彌補損失。他們原本預期福斯的股價會和其他同業一樣，受到經濟衰退拖累而下跌，後來卻發現儘管福斯在汽車市場表現欠佳，在股市卻一路長紅，空頭炒手為了彌補損失，只能爭先恐後買進。
各方大買特買，福斯的股價一發不可收拾，躍升為德國法蘭克福指數DAX 30成分股之中市值最高的公司。然後這樁消息又引發一波搶進潮，但主角不是投機的股市炒手，而是與他們遙遙相對、平日作風保守的法人投資者。以退休基金為例，它們的投資著眼於長期收益，寧可慢工出細活累積財富，不願冒太大風險。它們保持投資組合均衡的方法之一，就是非藍籌股（blue chip）不買。屬於藍籌股的公司最能夠承受股市無可避免的劇烈震盪，它們的市值在公開市場名列前茅，被各種指數納為成分股。當福斯被列入法蘭克福指數成分股，法人投資者也自動自發，下海尋寶，價錢再高都買得下手。結果如何？短短一個星期之內，福斯從一股兩百歐元狂飆到一千歐元，等於市值膨脹到三千億歐元（三千八百六十億美元），一時間竟超越市值「只有」三千四百三十億美元的艾克森美孚（Exxon-Mobil）。福斯不費吹灰之力，榮登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寶座。
後來法蘭克福指數修改規則，福斯股價塵埃落定，二○○九年時反而將保時捷併吞。人們很容易從幾個觀點來詮釋這個故事：法人投資者偷雞不著蝕把米、市場規模的相關資訊不夠完整、短期與長期投資的遊戲規則糾纏不清。然而如果我們更加深入檢視，就會發現故事背後有一個觀念架構，而且是每一個樓起樓塌、盛極而衰的故事共有的架構。人們對於經濟泡沫化的理解帶有一個前提：當泡泡破滅，一切都會回歸常態，讓價格更準確地反映價值。從一七二○年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到二○○八年的房地產市場崩盤，每一個景氣泡沫化的故事都如出一轍。人們普遍認為，劫後餘生的世界經濟終將再度踏上正軌。然而這種共同觀念的基礎，都是把泡沫化視為例外情況，違背市場衡量價值的標準（與成功）程序。然而如果就像葛林斯潘所云，這種市場程序是有缺陷的，那麼我們對於墜落之後平安著陸的信心就成了幻想，因為我們腳下根本沒有堅實的陸地。
價格並不等於價值，經濟學家一直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它與利潤決定價格的概念密不可分。價格與價值的落差讓我們坐立不安。價格的不確定性正是萬事達卡（MasterCard）系列廣告趣味的來源，大家一定耳熟能詳：「果嶺費：二四○美元；課程：五○美元；球桿：一一○美元；樂趣：無價。」然而更深層的笑話卻是：我們完全無法從事物的價格來衡量它的價值。這種不安的直覺已經轉化為一種娛樂。今天如果有個外星人光臨地球，一件事情會讓他百思莫解：一個利用事物價值錯亂大做文章的電視節目《全民估價王》（The Price Is Right），居然會風靡地球上數十個國家。參加節目的觀眾面對各式各樣的消費性耐久財，一件一件猜測它們的零售價。最重要的一點是，輸贏的關鍵不在於能否猜對商品的效用或成本，而在於能否覺察廠商認為你願意支付的價格。
在基金管理這個行業，價值與價格的系統性錯亂能夠帶來可觀的財富。基金經理人的薪酬決定於他們能否干冒風險，賺取高於市場期望的收益，也就是他們為客戶帶來的「超額收益」（alpha）。假設我幫客戶賭擲銅板，賠率是二比一，我押注人頭，因此我每擲出一次人頭就可以贏兩塊錢。長時間來看，因為人頭出現的機率大約是一半，所以我的每一塊錢賭注可以贏一塊錢。然而如果我能夠為客戶贏到一塊五毛錢，那就太神奇了，而且這筆神奇的收益會透過獎金與加薪，轉化為我的個人收入。然而要變出這種神奇戲法談何容易，就基金管理而言，能夠創造附加價值的方法屈指可數：買進原先受到低估、後來大放異彩的股票；投資足以改變市場遊戲規則的創新產品或服務；創造出新的資產，吸引法人投資者下注。換句話說，超額收益應該是難能可貴，事實也的確如此。但是在薰心利欲的驅使之下，許多人創造出虛假的超額收益，他們設下的賭局看似可以長期帶來漂亮收益，其實潛藏可能造成巨大損失的小型風險。而且如果將這筆損失計算進去，所謂的超額收益就會煙消雲散，因此基金經理人會刻意忽略風險，以免影響滾滾而來的獎金。金融業鉅子彼此稱兄道弟，主宰經濟體系，利用監管法規薄弱之便大發利市，賺進以十億美元為單位的身價。他們利用一套名為「依模型計價」（mark to model）的會計手法，今天的收入來自根據他們預測、明天才會發生的結果。他們的做法總是可以自圓其說，一言以蔽之：市場萬能（markets know best）。
市場萬能是一個比較新近的觀念，拜意識型態的大力宣揚與政治的大力操作之賜，成為各國政府的傳統信條。一九六○年代的「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已經將市場萬能觀念發揮得淋漓盡致，假說提出者法瑪（Eugene Fama）當時還是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博士班研究生。就意識型態的基礎而言，效率市場假說是金融業的強心針，我們不妨把它視為另一個版本的《阿特拉斯聳聳肩》，只是多加了幾條經濟學的方程式。
效率市場假說認為，金融資產的價格反映了市場對於現況和前景的所有訊息。但所謂的「價格」反映的並不是資產未來的表現，而是現在市場對於資產未來表現的預測。價格總是帶有賭注成分，我們也知道市場的預測能力非常短視，然而效率市場假說解釋了為什麼經濟學家會覺得一個笑話好笑：
問題：更換一個燈泡需要幾個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
答案：一個都不需要。因為如果燈泡必須更換，市場早就換好了。
效率市場假說的問題在於它站不住腳。如果它能夠成立，那麼我們根本沒有必要花經費進行研究，因為市場已經以某種神奇的方式先馳得點。格羅斯曼（Sanford Grossman）與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兩位經濟學家在一九八○年就已指出這一點，數百項後續研究也顯示效率市場假說如何悖離現實，其中幾篇最重要的論文正是出自法瑪本人。市場可能會以非理性的方式運作，投資人可能會盲目追逐某一檔股票，以完全與股票本身無關的方式推升股價。
儘管眾多經濟學證據顯示效率市場假說是一個假象，然而相關概念仍然大受各國政府歡迎。除了葛林斯潘之外，還有許多人也發現這個假說雖然虛假，但是很好利用。市場人士促使管制機構弄假成真，依循效率市場假說行事，好讓他們進行天文數字的豪賭。一時間，錢潮果然風生水起。一九九○年代中期，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每月發行一份名為《消費指南》（How to Spend It）的增刊，幫荷包爆滿的讀者減輕負擔。過去十年經濟景氣的魔力，也讓中產階級受惠。房屋從單純的住所演變成金融資產、金融磨坊的糧草，於是將中產階級吸入經濟泡沫。不過和金融業者相比，一般的房屋擁有者是小巫見大巫：政府承諾會幫金融業者收拾爛攤子，因此對它們的豪賭推波助瀾。而且政府信守承諾，當業者的賭局拖垮整個體系，它們先前贏取的賭資仍然分文不減。換言之，利潤私有化，風險社會化。金融家的大發利市讓全世界付出高昂的代價，但是二○○九年頂尖對沖基金（hedge fund）經理人的獲利，卻創下史上第三高紀錄：索羅斯（George Soros）就形容自己「在這場危機中過得非常愜意」，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的員工也笑納公司創業一百四十年來最優渥的獎金。
這種情形告訴我們，「自由市場」的說法主張其實是一種偽裝，掩飾了許多根本與市場不相干的行為。高盛的員工之所以進帳豐厚，是因為公司祭出許多非關市場的伎倆。《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記者泰比（Matt Taibbi）以他慣有的熱切筆調揭露，高盛已經「買下」美國政府。歐巴馬政府的財經團隊與金融業水乳交融，讓華爾街備感欣慰。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二○○八年擔任紐約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董事長期間，曾經為摩根大通銀行（JPMorgan Chase）安排歷史性的二百九十億美元貸款，協助它併吞瀕臨破產的投資銀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歐巴馬的首席經濟顧問桑默斯曾在華爾街大型對沖基金蕭氏公司（D. E. Shaw & Co.）任職，每星期只需上班一天，兩年下來至少進帳五百二十萬美元。蓋特納和桑默斯在歐巴馬政府的新職，使兩人成為美國經濟叢林中的泰山，而華爾街也的確有理由樂觀其成。高盛曾經大手筆投資美國國際集團（AIG），然而這家創業九十年的保險業鉅子，二○○八年差一點被自家的金融產品部門拖垮，所幸美國政府及時伸出援手，讓高盛投資的一百三十億美元完璧歸趙。相較之下，克萊斯勒汽車（Chrysler）公司的投資人只能拿回二九％的本錢。
華爾街與美國政府的合作天衣無縫，任何一個關心民主政治的人都應該擔憂。至少我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可以懷疑，當初造成這場金融危機的體制，恐怕無法收拾殘局。塔雷伯指出其中的荒謬性：「一個校車司機如果矇著眼駕駛並且撞毀車子，就不能再給他一輛新校車。」不過問題來了，我們的經濟並沒有真正受到民主機制監控，政治更是如此，因此校車司機永遠來自同一家駕訓班。
儘管華爾街繼續挾持政府，不過有個消聲匿跡近一個世代的字眼，近來再度從政治人物的嘴巴冒出來：監管（regulation）。的確，高盛等業者在金融崩盤中大發國難財，但是政治人物也警覺到，市場已經有如脫韁野馬。克萊恩（Naomi Klein）的《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一針見血，揭示災難如何化身為極度自由市場政策的溫床，書中的分析頭頭是道，解釋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今日，從加州、華爾街到倫敦西堤區（City of London）的金融掠奪是如何進行。不過現在公眾與部分政治人物已經形成共識，當前的經濟危機代表自由市場的思維已經失敗，而不是必須更加發揚光大。在民意與民怨的壓力之下，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似乎已準備就緒，開始討論如何對市場祭出監管與限制。問題在於他們做得到嗎？而且就算做到了，新出爐的監管機制到底對誰有利？
自由市場從誕生伊始就曾引發不滿，然而今日的情勢仍屬歷來罕見：社會各階層同仇敵愾，廣大群眾認定自由市場政策是災難的罪魁禍首，因此要求變革。美國的「新政」（New Deal）與二戰之後歐洲的福利國家，都有一部分肇因於各種社會力量結合起來，要求對市場設定新的限制，並且重新安排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今日危機情勢與以往不同之處在於，它在全球各地野火燎原，而且時機就在人類設法避免全球氣候災難的關鍵時刻。氣候與金融這兩場危機的廣度與深度，正反映了自由市場文化在人類社會的根深柢固。為了瞭解這個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影響，我們必須先掌握它的根源，探究今日市場為什麼會變成這種型態。
東西的故事
小時候每逢週末假日，我就會到家裡開的便利商店幫忙。我特別喜歡到儲藏室搬東西補貨，因為可以在紙箱和貨架排成的迷宮中找尋糖果點心，然後用標價槍給它們貼上標價。標價槍是塑膠材質，大小和各位眼前這本書差不多，只要一扣扳機，它就會頓一下，吐出一張小小的標籤，上面的數字由槍上的轉盤決定。這把槍讓我玩得好不開心，就像個少年資本家揮舞著一把格洛克（Glock）手槍，隨心所欲標定價格；而且我經常惡作劇，在瑪氏（Mars）巧克力棒貼上九九九．九九英鎊的標價。不過最好玩的還是另一種遊戲：我把價錢訂為○．○一辨士，拿槍追我弟弟，要幫他貼標價。
對於年僅十歲的我，這種遊戲的好玩之處和「喬伊為了足球賽門票，連自己的媽媽都可以賣」這類話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許喬伊真的很想看球賽，而媽媽也是他生命中最珍貴的人，但是他不可能拿兩者來交易。我弟弟的價值也不只○．○一辨士，但我可以為他貼上這個價碼、拿他來交易，這個想法成就了我的遊戲。萬事萬物都可以標定價碼，這樣的想法讓政治與企業菁英愛不釋手，也導致公眾陷入悲劇境遇。
一九二○年，兩名德國教授賓丁（Karl Binding）與霍赫（Alfred Hoche）出版了一本專著《不值得活的生命應予摧毀》（Permission for the Destruction of Life Unworthy of Life），引發極大爭議。他們主張殺害「無藥可治的白癡、腦袋空空的行屍走肉、浪費糧食的廢物」；卸下這些沉重的包袱，國家才能夠蒸蒸日上。賓丁與霍赫振振有辭，詳細計算照顧這些人的成本，結論是他們會耗費「龐大的成本，包括食物、衣服與能源，等於是將國家的一部分生產力浪費在完全不具生產力的用途上。」兩名學者的計算完全正確，結論卻令人作嘔。
對於這套說法最直接的反駁就是，為人類生命標定價格的做法駭人聽聞。然而對政府與企業而言，這卻是家常便飯。英國政府和美國的醫療業在計算醫療成本時，都會斤斤計較一項治療能夠延長多少年的生命。這是因為醫療資源有限，政府與業者希望盡可能增加受惠人數。根據美國政府與保險業精算師的標準，一個美國人的生命約值七百二十萬美元，史迪格里茲與畢爾姆絲（Linda Bilmes）計算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成本時也用了這個數據，結果是超過三兆美元。如果以同樣標準來計算伊拉克人民的損失，結果是八兆六千億美元。儘管他們並不是真的拿七百二十萬美元來兌換一條人命，這些計算還是會讓人坐立難安。賓丁與霍赫的做法更進一步，主張生命的價值並非人人平等，殺害心智障礙者可以幫社會節省開銷。兩人還建議政府採行他們的構想，並且全力落實。的確，這都是國家社會主義（Nazism）的理論基礎，然而將人類生命當成商品、依據利潤高低來交易或銷毀，這類觀念並不是國家社會主義獨有，美國與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曾經藉奴隸交易謀利。
隨著時代改變，雖然人口走私在二十一世紀依然猖獗，二○○六年估計規模達四百二十億美元，但是仍然認同「人命有價」這種觀念的地方已經不多，合法的人口市場已經絕跡，而且世人普遍同意這是良性發展。法律甚至禁止人們在市場上販賣自己，例如我們對自己的器官只能捐贈，不能出賣。
奴隸制度的歷史告訴我們，在市場上，不僅容許買賣的商品可能改變，界定市場內涵的觀念也會被推翻。過去人類容許奴隸制度，如今則否。換言之，買賣商品以獲取利潤，並且讓市場決定其價值，這些行為絕不是天經地義。商品在成為買賣標的之前，必須先在人們的觀念中設定為可以買賣的對象。
今日我們買賣的大部分事物，在過去並不具備商品意義，從土地、音樂、勞力、照護、人口到糧食，都曾經處於比較曖昧的狀態，後來藉由複雜、層遞的過程而成為商品，送進市場，依據特定條件來買賣。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事方殷，一位匈牙利異議分子在英國振筆疾書，針對這類過程發表歷來最精闢的著作。
博蘭尼（Karl Polanyi）的《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解析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英國歷史，深入討論一個頗有十八世紀學究味的歷史現象：史賓翰連法（Speenhamland laws）。史賓翰連法是英國的「濟貧法」（poor law），立法宗旨在於藉由提供與麵包價格連動的福利措施，來濟助英國鄉村的赤貧民眾。不過博蘭尼的論述遠超出前維多利亞時期（pre-Victorian）的社會安全網，他指出市場與其周遭的社會緊密相連。博蘭尼的觀點和葛林斯潘正好相反：資本主義需要各種社會體制，兩者的關係非常特殊。為了讓市場能夠運作，社會必須授權將事物轉化為能夠在經濟體系內買賣的商品。博蘭尼的書名也是由此而來。「鉅變」描述的是強大的社會群體如何試圖將土地與勞力轉化為「虛構商品」，其本質和那些已經在市場上交易的商品大相逕庭。
現代人的工作與租金和薪資息息相關，以「虛構」的角度來看待土地或勞力或許很奇怪，不過這正顯示博蘭尼探討的變化有多巨大，它讓社會安排（social arrangement）徹底改頭換面，使人再也無法以其他角度來看待它們。換言之，這場鉅變不僅改變了社會，也改變了我們，改變了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看待我們在其中之地位的方式。
鉅變必然伴隨劇烈的社會變遷。為了讓土地能夠交易，原本使用土地的人必須驅離。這種圈地（enclosure）過程有時會訴諸暴力，農民被迫離開公有土地，移居城市，出賣勞力來換取收入，變成消費者來製造需求。換句話說，鉅變徹底改寫了土地與勞動的社會規則，並且衍生出新的事物讓人們擁有、定價。這個過程沒完沒了，來到二十一世紀，打造新型金融產品的工程師繼續推動這場鉅變。設計二氧化碳總量管制與交易（cap-and-trade）政策來對治全球氣候變遷的人士也是如此，因為他們將汙染的權利變成商品。
博蘭尼的論點不僅有助於理解為什麼經濟與社會是殊途同歸，也可以解釋我們為什麼會誤以為市場與社會可以截然二分。在博蘭尼眼中，全心追求利潤的市場文化是一種「市場自我調節迷思」，它倚賴社會的程度，其實遠超過表面現象。然而自我調節的市場如果想發揚光大，就必須大力鼓吹經濟與社會截然二分的迷思。我們通常不認為一對連體雙胞胎可以為彼此動手術，然而市場的迷思讓人們相信，不僅這對連體雙胞胎可以分割，而且一個是醫生，一個是病人。
這個迷思在危機時期比較容易被世人看穿。畢竟每當銀行業爆發嚴重問題，如果沒有政府支撐大局，經濟危機將一發不可收拾。資本主義既不能自立自強，也無法靠自身的力量擺脫困境。市場永遠倚賴社會，因此所謂的「大到不能倒」其實就等於「規模太大，所以一旦出問題，社會一定會收爛攤子」。自由放任的理念總是需要一個社會基礎，因此博蘭尼並沒有將我們的生活區分為「政府與自由市場」，在他看來，我們完全生活在「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y）之中。
同樣的道理，市場社會內嵌在自然界之中；市場自我調節迷思對這一點一視同仁，也試圖加以否認。人類文明倚賴地球的生態，雖然我們壓榨地球生態無所不用其極；有學者估計，人類將物種滅絕的速度提高了一千倍。我們毫不留情地圈占自然資源，摧殘地球環境，而且如果許多氣候學家的竊竊私語不幸而言中，想要挽救已經為時太晚。對於經濟成長永無止境的追求，導致維繫地球生機的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ic service）受到忽視，將人類變成滅絕其他事物的工具。生態經濟學先驅戴利（Herman Daly）指出：「當前的經濟成長已經和整個世界脫鉤，因此不再具有正面意義；更糟的是，經濟成長變成一個盲目的嚮導。」簡而言之，人類的經濟將許多事物視為理所當然，免費取用，而且無法償付這種做法的代價。
安氏盲
改以市場的角度來看世界，反而讓我們陷入五里霧中。這場鉅變的影響是如此深遠，因此當我們要衡量事物價值並加以管理時，除了標定事物價格、放任市場自由運作之外，幾乎想不到其他的方法。儘管市場自我調節的迷思問題叢生，我們還是緊抓不放，生怕沒有這些迷思就會迷失。在衡量事物價值的時候，我們只有一具指北針可用，它雖然很少指出正確的方向，卻讓我們以為自己知道何去何從。
這情形就好比我們集體罹患「安氏盲」（Anton’s blindness）。這是一種罕見的疾病，名稱來自奧地利神經科學家安東（Gabriel Anton），通常是在腦中風或腦部受傷之後發生，患者其實已經失明，但卻堅信自己仍然看得到，又名「安巴二氏症候群」（Anton-Babinski syndrome）。醫生在治療這種病症的時候，病患總是堅持自己沒病，只不過偶爾會產生一些奇怪的幻覺，看到無法解釋的影像。一位病患說她看到窗外出現一座新村莊，卻想不起來是什麼時候建造的；另一回則是看到屋子裡有個飢腸轆轆的陌生女孩。安氏盲患者經常跌跌撞撞受傷，但辯稱原因是手腳笨拙或者心不在焉，而不是視力喪失。他們以虛構扭曲現實，連受傷都可以合理化，因此也為這種病症提供診斷方法。另一方面，堅持自由市場是照亮人世的明燈，並且為它們的一敗塗地百般辯解，就和失明的人辯稱自己看得見一樣，也是一種虛構扭曲。
安氏盲在臨床上被歸類為「病覺缺失」（anosognosia），這個術語最早是由法國神經科學家巴賓斯基（Joseph Babinski）提出，字源出自古希臘文，意為「對疾病沒有知覺」，不僅會讓盲人對視覺產生錯覺，也會影響其他身體機能。一項研究找來三位左半邊身體癱瘓的病覺缺失患者，請他們站在鏡子前面，然後要他們舉起手臂，結果三位患者雖然手臂紋風不動，卻堅稱自己有舉手回應。接下來，一位沒有癱瘓的研究助理坐在患者旁邊，接受舉手、放下的指令，但是不做任何動作，結果三位患者中有兩人堅稱看到助理舉手之後放下。安氏盲之類的病覺缺失不僅影響個人，也影響社會；不僅改變我們看待自身的方式，也改變我們看清他人真實面貌的可能性。透過市場來觀看整個世界，不僅扭曲我們對自身的觀感，也將我們自身的障蔽投射到所有人身上。
安氏盲可以視為一個隱喻，有助於我們明白當前的經濟為何如此難以理解。我們落入一個文化與政治的陷阱，其信條堅持自由市場是衡量事物價值的不二法門，供應與需求的無限制運作能夠讓世界愈來愈美好。這不僅是一種錯誤認知，也扭曲了我們看待世人的方式。只把人看成消費者會遮蔽人我之間更深層的連結，扭曲我們的政治選擇。身為糧食的消費者，你只能表達抗議或者拒絕購買，但是無法重新談判、讓每個人都得到供應，也不可能成為糧食的共同生產者。唯一的選擇就是呼籲改變，或者一走了之。不久前我在倫敦的伊朗大使館外面，聽到一位年輕示威者正是使用這種的貧乏的消費主義政治語彙。當時伊朗剛爆發總統選舉舞弊疑雲，這位小姐說他們的示威目的在於要求伊朗政府「改正做法」，就好像這個政府的客戶服務做得不好，消費者只要向某某人的上司投訴一番，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並不主張要市場從這個世界消失。做為一個讓不同需求的人們交易商品的地方，市場的概念見於人類的每一個文明。今日市場最主要的特質在於，驅動交易行為的力量不是需求，而是利潤。認為社會運作的不二法門就是讓市場追逐利潤，而市場運作的不二法門則是盡可能減少干預，這是一種純粹的意識型態。市場的運作規則是由有權有勢者設定，我們坐視這種情況發生，因此釀成悲劇。這也是一種盲目，一種病覺缺失，我們全然信賴一種經常失靈的機能，以為由利潤驅動的市場可以帶領我們找到真正的價值，其實大錯特錯。
因此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才能夠治癒自己？歷史告訴我們，治療方法不能全靠政府，必須促成市場社會內部的變化。博蘭尼指出自由市場誕生的前提是嚴重的暴力，但他也觀察到另一個現象：人們會反抗。英國政府施行史賓翰連法，是為了平息鄉村民眾對於圈地行為猖獗的憤怒。自我調節市場有辦法將新事物變成可供交易的商品，但濟貧法並不是這種能力的產物，而是人們在自我調節市場年代對社會需求的回應。博蘭尼闡述人們如何反抗不斷擴張的市場。在這場拉鋸戰之中，史賓翰連法代表博蘭尼所謂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將土地與勞力轉化為可以交易的商品，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權利剝奪（disenfranchisement），這是第一運動；第二運動則是社會的反應，要療癒自我調節市場造成的傷害。兩種運動都是發生在市場社會的架構之中。
第二運動是第一運動的反制運動（countermovement），其相對強度變化不定，然而我們不應該將第一運動視為市場將社會帶向未來，第二運動則是將社會帶回過去的反制運動，兩者展開一場拉鋸戰。反制運動是以人們現有的政治運作為基礎，並且從這些政治運作與相關的機構出發，建立起全新的社會體制，例如美國的新政與歐洲的福利國家。依據博蘭尼的模式，社會變革並不是進一步、退一步的過程，有如一場集體進行的查爾斯登舞（Charleston），在一連串動作之後回到原點。社會變革比較像是一首永無休止的交響曲，從這一個樂章衍生出下一個樂章。
今日的反制運動會利用推特（twitter）與部落格，除了像舊日一樣直接採取行動，也援引最新穎的理念與科技，全力奮鬥爭取一個與以往不同、可以永續存在的世界。人類的未來決定於我們是否願意設想一個不一樣的市場社會，以及新的、不需要自由市場的衡量價值方式。本書第二部分將勾勒二十一世紀反制運動的輪廓，探討全球社會運動與社會組織如何遏制市場的力量、抗衡市場最強有力的代言人，從而重新定義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不過我們在治癒自身的盲目之前，必須先進一步釐清自由市場文化如何影響我們，萬事萬物如何變成可以買賣交易的商品，人類如何集體淪為現代市場社會的盲目觀眾：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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