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恢復平衡的美國
第1章 從天而降的美帝國
第2章 共和國、帝國與馬基維利式的總統
第3章 金融危機和國家復興
第4章 尋求均勢
第5章 恐怖陷阱
第6章 戰略重置：以色列問題
第7章 戰略大逆轉：美國、伊朗和中東
第8章 東山再起：俄羅斯
第9章 歐洲重返歷史舞台
第10章 亞太角力場：西太平洋
第11章 波瀾不驚：西半球
第12章 獨善其身之地：非洲
第13章 技術失衡
第14章 十年大格局：帝國與共和國
前言
恢復平衡的美國
預言未來一百年必須著眼於事件，而預言未來十年必須著眼於人物。在《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中，我對那些能夠從長遠角度塑造歷史的非人為因素進行了探討。然而人類的壽命十分有限，在我們短短的一生當中，波瀾壯闊的歷史潮流往往並不會對我們造成太大影響，反倒是那些特定人物的特定決策會對我們的生活產生難以估量的作用。本書是關於未來十年的短線分析：我們將會遇到什麼情況，將會產生哪些決策，以及這些決策將會帶來何種結果。大多數人認為，我們確定的時間跨度越長，未來就會變得益發神祕莫測。但是，我的觀點卻恰恰相反，因為個人行為才是最難預料的因素。在長達一百年的時間裡，一個國家會產生不計其數的個人決策，然而每一項個人決策都會被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因此沒有哪一項決策可以說是至關重要的。反之，在短短的十年間，特定人物，尤其是那些重權在握的政治人物所做出的重大決策，將會對我們產生巨大的影響。可以說，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一書所書寫的是為理解未來十年提供了一個框架。但那只是一個框架而已。
預測未來一百年，是一種辨別「不可能」的藝術，首先要確認，然後再排除所有那些至少從邏輯上看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其原因正如夏洛克．福爾摩斯所言：「當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性，那麼剩餘的無論多麼匪夷所思，也一定就是真相。」
然而，任何一個領導人都有可能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舉動，這些舉動或者愚蠢或者英明，而只有當時間跨度足夠長時，個人決策才不會顯得舉足輕重，從而降低我們進行預測的風險。當你已經從長遠的角度對未來做出預測後，就可以回溯一下，觀察未來十年事情將會如何發展。十年這樣的一個時間框架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這樣的時間長度足以讓那些重大的、非人為的力量得以充分施展，同時又短得正好讓那些特定人物所做出的特定決策規避可能難以避免的後果。因此，在十年的時間跨度中，歷史與權術狹路相逢，同時政策的作用也不可輕忽。
一般情況下，我不會熱衷於對某項政策的爭辯，因為我最感興趣的不是自己想要哪些事情發生，而是可能會有哪種情況出現。但是，如果只考慮未來十年的話，那些從長遠角度看來或許無關緊要的事件仍然會對我們造成深刻的影響。因此，它們對於未來我們應採取何種政策具有現實意義，本書中既是一種預測，同時又是一種探討。
之所以從美國談起，原因與對一九一○年的研究必須始於英國一樣。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處於世界的中心一樣，無論未來可能發生什麼，今天的全球體系仍在圍繞美國運轉。在《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中，我闡述了美國的長期優勢。但是在這本書中，我不得不論及美國的缺陷和劣勢。幸運的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這些缺陷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因為時間會沖淡一切。但是由於你我生命有限，這些問題對於我們來說往往有著切身的感受。在這些問題中，大多數源於亟待解決的體制失衡，有些是領導決策問題，因為在短短的十年中，人為因素會變得至關重要，這一點我從一開始就談到了。
現在，對於這些問題以及相關人物的探討成了我們的當務之急。較之於其他時代，在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之後的第一個十年，世界相對太平。至於美國面臨的真正安全問題，巴格達和巴爾幹只是小菜一碟，算不上什麼威脅。因此，在這樣一個其他各國似乎無怨無悔地接受我們領導地位的世界裡，美國沒有必要費盡心機謀劃大戰略。
但是十年後，「九一一」事件把這個幻想打翻在地。整個世界都變得危機四伏，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可供美國選擇的餘地少之又少。不幸的是，美國並沒有制定相應的全球戰略。恰恰相反，美國逐漸形成了一套極為狹隘的集中打擊恐怖主義的政治軍事戰略。
現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經接近尾聲。實際上，自被劫持的飛機向紐約和華盛頓建築群橫衝直撞的那一刻起，美國就已經開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甚至從全世界退出，現在這一進程還在繼續。因為東西兩岸均有大洋的屏障保護，所以美國一心想要從錯綜複雜的全球事務中抽身退隱，以便安享本土安全的太平盛世。然而，一邊是恐怖分子暗藏殺機，另一邊是那些認為美國危險莫測的民族、國家虎視眈眈，所以美國本土其實並不安全。
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裡，我們的長期戰略始終發揮著良好的作用，但在布希總統和歐巴馬總統的領導下，美國早已將這些戰略拋諸腦後。相反，這兩位領導人常常率性而為，甚至不惜以身試險。他們所確定的目標無法兌現，原因在於他們對上述問題做出了錯誤的估計，就算他們自信巧舌如簧，也於事無補。其結果是，美國的能力過度擴張，向全世界到處投送力量，已經不堪重負，也正是因為如此，那些蕞爾小邦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在制定美國未來十年的政策時，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回歸過去均衡的全球戰略，這是美國從古羅馬和一百年前的大英帝國取的經。這些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並沒有到處耀武揚威地稱王稱霸，而是通過在各個地區安插不同的傀儡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這些傀儡一方面可以相互制約，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來對付那些陰謀反叛者。為了保持均勢，他們利用敵對力量相互傾軋，從而最大限度地維護帝國的利益。同時，他們還會利用經濟利益和外交手段讓這些附屬國與自己休戚與共、緊密相連。不過，這裡所說的外交手段可不是國與國之間例行公事的禮尚往來，而是指在鄰國與附屬國之間縱橫捭闔，讓這些國家相互猜忌的程度超過它們對宗主國的不信任感。只有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它們才會動用帝國軍隊進行赤裸裸的武力干涉。正是因為遵循了這一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只有當歐洲大陸均勢岌岌可危時，當俄國在東線陷落而德國有可能在西線一舉橫掃英國和法國時，美國才最後參與其中；等到戰爭結束時，美國又敦促各方訂立和平條約，從而遏制法國在戰後獨霸歐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早期，美國盡量推遲直接參戰，而是在西線抵抗德軍，同時在東線遊說蘇聯人與德軍浴血奮戰，支持英軍。此後，美國又利用均勢策略成功地阻止了蘇聯對西歐、中東以及中國的控制。從「鐵幕」的出現直到冷戰結束，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美國的離間計、三角計與操縱計不僅明智連貫，老謀深算，而且收到了顯著的成效。
然而，在蘇聯解體以後，美國外交策略的重心發生了明顯的轉移，從只遏制那些與自己針鋒相對的大國，發展到凡是可能觸動美國敏感神經的潛在地區霸主，都成了美國竭力鉗制的對象。從一九九一到二○○一年的十年間，遭到美國入侵或者干涉的國家共有五個：科威特、索馬利亞、海地、波士尼亞和塞爾維亞。這種軍事行動的頻率節奏令人明顯感到非比尋常。雖然美國想要達到的目標並不總是十分明確，但其外交策略似乎不時受到人道主義關懷的驅使。如若不然，一九九四年入侵海地與我們的國家利益有何關聯？
在二十世紀九○年代，當時美國的實力異常雄厚，所以能夠遊刃有餘地進行縱橫捭闔，甚至可以心血來潮地對別國揮舞意識形態的大棒。當你的地位不可動搖時，你就沒有必要像進行外科手術一樣小心翼翼地採取行動。因此，在對付那些潛在的地區霸主時，美國大刀闊斧、志在必得，不僅要戰勝敵國的軍隊，而且還要佔領對方的領土。從軍事角度來看，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年代發動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全都是騷擾性進攻，其初衷是將那些野心勃勃的地區大國拖入混戰，按照美國選擇的時間和地點應對地區以及國內威脅，而非任由其發展並讓那些蕞爾小邦牽著美國的鼻子走。
二○○一的「九一一」事件後，由於剛剛遭受恐怖主義困擾，美國變得更加不知所措、進退無據，完全拋棄了高瞻遠矚的戰略原則。取而代之的是，它為自己確立了一個新的但是遙不可及的目標，那就是消除恐怖主義威脅。然而，基地組織，也就是這一威脅的主要源頭，同樣為自己制定了一個難以實現卻並非不可思議的目標，那就是重新建立伊斯蘭哈里發政權，那種在十七世紀時由穆罕默德建立、此後又以各種不同形式存在、直至一戰末鄂圖曼帝國解體後才土崩瓦解的、神權合一的國家。如果哪些國家的穆斯林政府在基地組織看來不夠正統，他們就會煽動民眾進行陰謀顛覆。基地組織認為，伊斯蘭國家之所以飽受蹂躪，不僅是出於民眾對本國政府的畏懼，更是因為在民眾看來，本國政府背後有美國撐腰，而美國是不可挑戰的。為了讓廣大伊斯蘭民眾擺脫這種畏懼心理，基地組織認為，他們必須證明美國其實是一個色厲內荏的國家——如果有穆斯林教徒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哪怕只有幾個，也足以讓美國變得不堪一擊。
作為對基地組織襲擊的回應，美國對伊斯蘭世界，尤其是阿富汗和伊拉克逐一發起了猛烈報復，以證明自己的國家實力與行動能力，但是這些軍事行動仍然是一種騷擾性進攻。美國的本意並不是為了打敗敵軍和佔領國土，而是為了擾亂基地組織的行動，並且在穆斯林世界製造混亂。不過，製造混亂只是一種短期手段，而不是一種長期策略。雖然美國證明了它完全有能力摧毀恐怖組織和減少恐怖活動，但它並未實現自己曾經許下的宏願，那就是澈底根除恐怖主義威脅。想要消除這一威脅，就需要對散佈於全球各個角落數百萬恐怖分子的一言一行進行祕密監視。且不說這種做法根本就無法實現，即便真的能做到，也需要耗費不計其數的資源。不言而喻，這一過程會讓美國精疲力竭，並且耗盡自己所有的資源，正如美國現在的情況一樣。消除恐怖主義固然是人心所向，但是並不能因此證明這一目標就切實可行，或者值得付出任何代價。
這種做法讓美國損失巨大、分身乏術，想要從這種狀態中恢復過來，只怕還需要十年的時間。目前當務之急是回歸維持地區勢力均衡的傳統外交政策，必須在當前美國展開軍事行動的主要地區，也就是從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脈一帶開始恢復均勢。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大部分時間裡，該地區一直存在著三種天然均勢，即阿以、印巴和兩伊之間的勢力均衡。然而，現在這三種均勢都已經不復存在，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美國最近的外交政策失誤所賜。由於沒有了鄰國的制衡，以色列又開始試圖頻頻在地面上製造既成事實。在阿富汗戰爭中，巴基斯坦受到了重創，已不再對印度形成有效的掣肘。此外，最為重要的是，因為伊拉克一蹶不振，伊朗反倒成了波斯灣地區最大的軍事強國。
對於美國來說，要想恢復該地區的均勢並且讓整個美國外交政策也回歸均衡，在下一個十年中，我們需要分幾步走，而這些步驟極有可能招致非議。在下面幾章裡我還會談到，美國必須不動聲色地與以色列拉開距離，同時加強（或者至少停止削弱）巴基斯坦的力量。正如羅斯福在二戰時與蘇聯締結和約，以及尼克森在二十世紀七○年代出訪中國一樣，無論有多麼不情願，美國現在需要對伊朗示好。要想實施上述步驟，我們在運用自己的實力時手腕必須變得更加微妙，而這種能力恰恰是近來兩任總統所欠缺的。對於未來十年來說，這種微妙性的實質是我們第二個重要的話題，關於這一點我會在下文詳述。
如果說中東地區是美國要重新恢復均勢的切入點，那麼在歐亞大陸就必須開始應對敵友陣營重新分化組合這一挑戰。美國歷代對外政策的關鍵目標之一，就是要把歐洲尖端技術與俄羅斯豐富的自然及人力資源分隔開來，使二者不得相互給力。二十世紀九○年代初，當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而莫斯科卻喪失了對蘇聯及其加盟共和國的控制權時，這一目標已經被我們拋諸腦後。幾乎與此同時，美軍在地中海——喜馬拉雅山脈一帶的失衡佈局為俄羅斯保守勢力恢復其在該地區的影響提供了可乘之機。在普京的領導下，俄羅斯不僅早在與喬治亞開戰之前就開始重新宣稱自己對這一地區的權力，並且從此加快了自己東山再起的步伐。此時的美國由於被伊拉克和阿富汗束縛了手腳而分身乏術，所以未能阻止莫斯科在該地區迅速恢復影響，甚至對於俄羅斯的勃勃野心都沒有來得及進行一次實實在在的威懾。其結果是，美國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與其意見相左，也想在歐洲擴大影響力的地區強國。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這一次等重要地區的另一個玩家歐盟，那麼俄羅斯捲土重來和繼續西進的危險便一目了然。人們曾經設想，歐盟會發展成為一個像美利堅合眾國那樣的超國家，但是二○○八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歐盟自身的體制性缺陷，從而引發了南歐國家的一系列經濟危機（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當歐盟最大的經濟引擎——德國發現自己可能要為其他歐盟夥伴的錯誤政策和過度放縱行為買單時，它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當務之急。其結果自然不言而喻，較之於歐洲鄰國，德國與俄羅斯有著更大的共同利益。無論德國可能從自己的歐盟夥伴那裡獲得多少好處，它的大部分天然氣只能依靠俄羅斯；反過來，俄羅斯所需要的技術在德國比比皆是；德國急需輸入人力資源，卻不想因為移民問題增加自己的社會壓力，顯然最好的辦法就是在俄羅斯興建德國工廠。而與此同時，由於美國在阿富汗戰場上要求德國增兵，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矛盾，最終導致了美德之間的摩擦不斷增加，德俄日益靠近。
這一切都足以說明，如果美國想要回歸平衡，那麼在未來十年中，就必須不遺餘力地設法削弱德俄之間這種協作關係。可以預見的是，美國所採取的手段很可能包括培植與波蘭的新關係，把它打造成一把地緣上的鐵道扳手，重重地砸在德俄接近的制動引擎上。當然，中國也應該引起重視。不過隨著中國的經濟奇跡走到盡頭，我們目前對中國擴張的焦慮不安也會日漸減弱。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會逐漸放緩，並且變得更加成熟——也許我們還要補充一句，即便如此，中國十億人口仍然生活在貧困狀態。因此，美國關注的重心應當轉向東北亞地區真正的大國，即經濟實力位居世界第三和海軍規模名列該地區之首的日本。
綜上所述，未來十年的情況錯綜複雜，其中有許多變動不定的因素。在這個階段，總統需要做的就是在美國的傳統、道德原則與多數民眾不願看到的現實之間進行調和，這需要施展高超的政治技巧，其中包括不妨與敵國結盟，同時讓民眾願意相信，我們的外交政策與價值觀念並行不悖。因此，總統應當像所有偉大先賢那樣兩面兼顧，一方面對傳統美德孜孜以求，另一方面巧言令色也要適可而止。
然而，世上再巧妙的手腕也難以彌補深層的缺陷。在我看來，美國所擁有的是一種「深層實力」。首先，所謂深層實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力量均衡。這就意味著，該國的經濟、軍事、政治實力要大體相當，並且能夠相互支持。其次，這種實力要有一定的文化與倫理模式作為基礎，並且能夠對權力的運作方式和個人的行為規範做出相應的界定。譬如，歐洲雖然經濟實力強大，但是軍事力量相對薄弱，而且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在那些成員國應遵循的義務框架上，歐盟各國很難達成任何共識。
雖然兼具根基深厚與均衡的情況並不多見，但是在下文中我會向大家做出具體闡釋，在即將到來的十年中，美國是唯一一個能夠強基固本並且綜合運用這兩者的國家。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點上，美國幾乎別無選擇。無論在左翼人士還是右翼人士當中都存在有這樣一種看法，那就是美國可以選擇從掌控全球大權的複雜局面中抽身隱退。人們相信，似乎只要美國停止干預全球事務，這個世界就不會再對它愛恨交加，這樣一來，美國人就可以高枕無憂地安享國內的太平盛世了。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們非常懷舊，懷念曾幾何時，美國只關注自己的國內利益，任憑世界自行其是。
誠然，美國立國伊始，喬治‧華盛頓曾經警告過，不要陷入任何同盟之中，但今非昔比，現在美國創造的財富已經佔全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僅僅是這一數字就足以將美國置身於世界事務之中。因為美國人的生產和消費情況決定了其他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美國的經濟政策決定了全世界國家的經濟狀況。況且，美國海軍還牢牢地控制著制海權，從而確保其向全球進行經濟輸出時暢通無阻，同時也有潛力在必要時阻斷其他國家的海上商路。即使美國想要縮減經濟規模以減少對他國的侵害，但問題是誰也不知道怎麼去做，更別提美國將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然而，這些並不能說明美國目前對自己的實力高枕無憂。一切都發展得太快太遠。正因為如此，要想讓美國的外交政策恢復平衡，就必須將美國重新置於與其在世界上的實際地位相稱的定位。我們注意到，蘇聯解體後，全球霸主地位由美國獨享，無以匹敵。現在需要正視的是，無論我們是否喜歡，也無論我們是有意栽花還是無心插柳，一番冷戰較量之後，美國不僅崛起成為世界霸主，也成為全球帝國。但是，這並非美國人民所期待的現實，這不是說他們不想從中獲得經濟上和戰略上的利益，而是他們不願為此付出代價。從經濟方面來看，美國人希望自由市場能夠增加國內經濟的增長潛力，但是卻不願意忍受其中的痛苦；從政治方面來看，他們希望能夠對全球事務產生巨大影響，但是卻不願意因此而受到世界各國的憎恨；從軍事方面來看，他們希望自己能夠安居樂業，沒有外患，但是卻不願意承擔長期戰略的沉重負擔。
所謂帝國，鮮有事先計畫好或者提前預知到的，而那些曾經煞費苦心經營的政權，比如拿破崙或者希特勒所自詡的帝國，都命不久長。反之，那些經歷了長期發展而羽翼漸豐的國家往往早在自己意識到這一點之前，就已經變得勢不可擋了。這就是古代羅馬和近代大英帝國曾經遭遇到的困境，但是它們卻成功地把握了這一機遇，因為在成為帝國之後，它們不僅能夠正視自己的角色，而且也懂得如何進行掌管。與昔日羅馬帝國以及大英帝國不同的是，美國對世界的支配結構是非正式的，但是美國作為全球霸主的事實並沒有因此有所削弱。美國不僅掌控著廣袤的海洋，而且其經濟總量佔世界四分之一強。如果美國人改用iPod 或者某種新型食品配方，那麼中國和拉丁美洲的工廠和農民就會立即據此重組生產線。這就是十九世紀歐洲列強支配中國時所採用的方式——絕不當正式的統治者，而是要把它塑造和利用得恰如其分，這樣，是正式還是非正式統治就變得無所謂了。
不可否認，美國人在同化其他國家時困難重重，其原因在於美利堅帝國的規模和實力具有天然的破壞性和侵略性。這也就是說，只要美國有所舉動，就不可能沒有其他國家從中受益或者受到威脅。美國的巨大實力不僅會為其他國家帶來經濟上的優勢，同時還會為自身招致敵對情緒。美國是一個商業共和國，所以它的一切都離不開貿易。雖然其經濟繁榮要歸因於國內資產以及自身優勢，但是如果脫離了世界，美國這種欣欣向榮的局面就會難以為繼。因此，如果美國想要繼續保持自己的規模、財富和實力，唯一的選擇就是學會如何理直氣壯地掌握自己這種具破壞性的巨大影響力。
除非能夠認清美國現在所處的地位，否則人們很難就帝國的益處、自身面臨的困境及其必然性達成共識。無可匹敵的實力已經足以令人心驚膽寒，如果這一力量不為人知，那麼它就如同一頭橫衝直撞的巨象。
有鑒於此，我主張，在未來十年中，無論願不願意，美國都應從有意忽略自己現有地位向接受事實轉變。而一旦接受了這一點，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會變得更趨成熟老練。在未來十年中，雖然我們不會對外宣稱美利堅帝國這一事實，甚至民眾也不會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對於這一局勢的正確認識，能夠讓美國對自身實力的掌控變得更加卓有成效。
內文1
第1章
從天而降的美帝國
美國總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其原因十分簡單，他所掌管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政策決定了所有世界其他各國與各大洲人民的生活狀況。美國總統不僅能夠下令進行侵略、禁運和制裁，他所制訂的經濟政策會在數十億人甚至幾代人的身上產生巨大的共鳴。在未來十年中，美國總統的大位由誰來執掌以及他（或者她）的所作所為對其他國家人民生活造成的影響往往超過他們本國政府的決策。
這讓我想起上次美國總統大選當晚的情形。當我撥通一位在布魯塞爾的下屬的手機，發現她所在的酒吧裡歡聲雷動，原來是一群比利時人正在為歐巴馬的勝出而額手稱慶。隨後我才得知，像這樣的奧巴馬歡慶會遍及世界幾十個大城市。各地的人們似乎都能夠感覺到，美國總統的大選結果對他們來說十分重要，很多人甚至為歐巴馬掌權而深受感動。
在歐巴馬就職後的第一年末，五位挪威政客出人意料地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可是在很多人看來，歐巴馬可謂無功受祿，應當感到慚愧才對。不過，按照諾貝爾頒獎委員會主席的說法，歐巴馬迅速地、極大地改變了世界對美國的看法，僅僅是這一改變就足以讓他受之無愧。喬治‧W‧布希之所以令人憎惡，是因為他看起來像一個恃強淩弱的帝國主義分子；而人們之所以喜歡歐巴馬，是因為他曾經表示，自己不會成為一個橫行霸道的帝國主義分子。
從諾貝爾頒獎委員會到新加坡和聖保羅的酒吧中，人們在潛意識中已經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美國總統有著舉世無雙的政治地位，而這一點恰恰是美國人民所不願承認的。無論是對挪威人、比利時人、波蘭人、智利人以及全球數十億其他國家的人民來說，美國新一屆政府的所作所為都至關重要。但是作為一個全球帝王，美國總統所扮演的角色現在多少顯得有些尷尬。在未來十年中，無論是對於世界人民還是美國總統來說，都會對這一事實進行激烈的思想鬥爭。
美國帝王
作為全球最大的軍事強國，美國總統所特有的地位與影響既非來自南征北戰與苦心孤詣，也非天賦神權，而是一種既成事實。美國的經濟總量是第二大經濟體的三倍，年產值佔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而這一切所賦予美國的霸權與它的人口、領土以及所謂的公平正義顯得極不相稱。然而，美國並不願意以霸主自居，諸多客觀因素造就了今天這種強人所難的局面，這並不是美國人自己能夠左右得了的。
當然，此前我們也不乏有關帝國的話題。從「命定擴張論」到美西戰爭，十九世紀的美國充斥著各種各樣帝國的幻象，但是與今天的美國相比，它們都會顯得黯然失色。因此，我在這裡所談論的帝國與這些早期觀點無甚干係。事實上，今天的美利堅帝國不僅不是我們煞費苦心的結果，而且也缺乏主觀上的意願。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直至冷戰結束，美國始終朝著這一方向步步前進。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之際，失去制衡的美國一躍成為全球無與倫比的頭號強國。
一七九六年，華盛頓在自己的告別演說中呼籲全國同胞，不要輕易與他國結盟，美國完全可以置身世界之外。那時的美國還是一個小國，而且東西兩岸都有大洋阻隔。但是今天，無論其他國家多麼希望我們不要恃強淩弱，無論美國人多麼希望自己能夠繼續保持孤立，對於一個年產值佔世界四分之一、海軍牢牢掌握著全球航道的國家來說，不管其主觀意願如何，它根本無法不對其他國家造成侵害。對於那些較小的國家來說，美國經濟就像一個巨大的漩渦，任何事物都會被它捲入其中，並且在不知不覺中，不是將其毀於一旦，就是為其帶來極大的益處。如果美國的經濟狀況良好，那麼它就像一個帶動整部機器運轉的引擎；反之，如果它出了什麼問題，那麼整部機器隨時都有可能垮掉。沒有其他哪個國家的經濟能夠將世界如此有效地結為一體，並且對其形成如此深遠的影響。
從進出口方面來看，有一點十分突出，那就是世界上有那麼多國家的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十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都有賴於美國。雖然不把美國包括在內的雙邊以及多邊經濟關係不勝枚舉，但是沒有哪一種關係能夠擺脫美國的影響。每一個國家都在觀望美國的所作所為，每一個國家都希望能夠對美國的行動施加一些影響，哪怕只是一丁點兒，它們就有可能從中有所獲益或者避免殃及自身。
縱觀歷史，正是這種相互依存引起了摩擦甚至戰火。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由於畏懼對方的實力，法德兩國都想方設法以影響彼此的決策。其結果是，這兩個國家在八十年間曾經三次開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記者（後來成為下議院議員的）諾曼‧安吉爾所撰寫的《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廣為流傳。在這本書中，他就歐洲經濟的相互依存作了詳細的闡述，並且斷言，由於這種相互依存關係的存在，歐洲不可能發生戰爭。顯然，兩次世界大戰可以證明，這一論斷大錯特錯。時至今日，那些自由貿易的宣導者仍在沿用這種說法。不過，我們可以預見，以美國為核心的這種全球高度相互依存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進一步增加戰爭的風險。
不可否認，容易導致擦槍走火的強國林立的局面已經不復存在，這的確稍稍降低了發生戰爭的危險。由於美國的軍事力量無與倫比，所以即使竭盡全力，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重新定義兩者之間的關係。但是與此同時，對於美國軍事力量的抵抗卻無處不在，從一九九一年起美國就戰火頻仍。
美國的帝權也許有所削弱，但是除了戰爭以外，其巨大的實力是不會在頃刻間就化為烏有的。德國、日本、法國和英國之所以變得一蹶不振，不是因為債務危機，而是因為戰爭摧毀了國家的經濟，從而催生了債務這個戰爭的副產品。十九世紀二、三○年代，大蕭條橫掃世界各國，其根源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經濟衰頹，貿易和金融體系的崩潰最終讓全球經濟陷入了癱瘓。與此相反，美國鑄就的經濟實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毫髮無損，這令它在一九五○年以後結交了眾多同盟。
在經歷過一次重大的破壞性大戰之後，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決定了它所擁有的國際影響，而這一重新排列的過程往往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完成。有人說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這種說法或許不無道理。但是美國現有的經濟總量超出中國三點三倍，因此中國經濟必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超高速增長，才有可能趕超美國。按照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的統計，二○○九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額佔全球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五，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與此相比，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只佔百分之四點四。
誠然，美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但是這一點絲毫無損於它對於國際體系的巨大影響。無論美國停止舉債、增加或者減少債務，它的經濟政策會持續地調整全球市場狀況。正是這種塑造他人的能力讓美國變得至關重要。當然，我們還應當知道，只要美國借入一美元的債務，就會有另外一個國家擁有相應的債權。這就說明，如果市場狀況良好，那麼向美國放債，在當前利率較低的情況下，也不失為一種明智的舉措。
許多國家都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但是美國所能波及的國家數量之多、程度之深，其經濟狀況與決策對這些國家人民造成影響之廣泛，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比擬的，這就是美國能夠雄霸天下的原因。
舉例來說，近年來，美國人對食用蝦類的熱情持續升溫。因此，美國市場的這一波動迅速波及湄公河三角洲，致使當地漁民不得不根據這種新的需求對自己的捕撈量做出相應調整。但到了二○○八年，當美國經濟開始出現衰退時，蝦蟹之類奢侈食品的需求呈下跌趨勢，這一變化立即對遠在湄公河流域的漁場產生了影響。同理，電腦製造商戴爾公司在愛爾蘭建造了一家大型工廠，但是由於當地勞動力成本上升，戴爾公司只好把工廠轉往波蘭，從而立即給愛爾蘭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壓力。反過來，就像大英帝國和羅馬帝國一樣，美國同樣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但是，因為美國處於這一網路的中心而非週邊，而且其軍事力量也進一步增強了其經濟能力，再加上美國所擁有的科技優勢，可以說，美國深層實力的結構顯而易見。
帝國的統治既可以層次分明、等級森嚴，也可以更加微妙和複雜。雖然埃及處於大英帝國的掌控之下，但是英國人卻從未正式宣稱自己擁有對埃及的統治權。儘管美國的實力足以左右諸多國家，但是因為它拒不承認自己的帝國地位，因此對於如何掌控自己業已擁有的權力，美國至今仍然沒有形成一個正式、合理的架構。事實上，美國在中東地區遭遇到了極大的阻力，然而這一點根本無損於它作為全球霸主的地位，更何況它仍是一個不成熟的霸主。帝國與失敗這兩個概念水火不容，因此在它走上成長與擴張的道路時，災難也一定接踵而來。早在大英帝國達到鼎盛時期的一百年前，它在北美洲的大部分殖民地就揭竿而起，紛紛擺脫了它的統治。羅馬帝國也一次又一次地爆發內戰。
美國實力的核心是經濟力量，不過這一點現在看來似乎有些令人困惑——而強大的軍事力量是其經濟實力的後盾。美國軍隊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受美國經濟影響和侵擾的任何國家以及這些國家組成的任何聯盟對其使用武力，或設法使之處於不利地位。就像古羅馬軍團一樣，美國軍隊要事先在世界各地進行部署，因為運用軍事力量最為有效的途徑就是在任何摩擦可能產生威脅之前就及時予以阻止。
實際上，圖中所示的情況遠少於美國真實的軍事存在。譬如這裡不僅沒有包括美國在許多地區，尤其是非洲地區祕密執行特別任務的軍事隊伍，也沒有涵蓋執行訓練任務、技術支援以及類似功能的美軍。有些美國軍隊被派遣開赴戰場，有些是為了打擊毒品，有些是為了保護東道國免遭潛在的襲擊，有些則是為了在需要的時候，能夠迅速從駐紮地區趕往附近的當事國。此外，還有一種情況，有些駐地美軍可以協助美國對這些國家以某種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進行掌管，而另一些美軍只是駐紮在別國，並不參與當地的管理。重要的是，在每一個大洲上，美軍都無處不在。因此，那些駐紮在本土美軍的任務不只是為了保家衛國，更是為了進行所謂的「武力投送」。也就是說，只要總統一聲令下，他們隨時隨地都能夠開赴前線。
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帝國，美國的經濟體制與軍事體制相互結合，而最終成為全球經濟的守護者。一方面，美國為其提供技術、商品與服務，並且通過武力保證海上航道暢通無阻；另一方面，美國獲得了巨大的全球市場以確保其商品銷路。為了確保自身的利益，必要時，它會向那些不守規矩的地區派兵以維持秩序。最終，雄厚的經濟實力與強大的軍事實力讓許多國家不可避免地需要同美國結盟。較之於任何正式的統治手段，這種需求也許會令其他國家與美國更加緊密地相互聯結。
帝國並沒有念念不忘地想要稱霸天下，但是實力日積月累的結果讓你最終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即時（通常是在成為帝國很久以後），人們才開始逐漸意識到這一點。一旦有了自知之明，他們就會有意識地利用自己的優勢進行擴張，並且運用帝國主義思想，鞏固自己稱霸天下的事實——只需想像一下「羅馬和平」時期（註1）或「白人的負擔」便知。對於一個帝國來說，只有在它建立之後而不是之前，才會產生諸如維吉爾以及拉迪亞德‧吉卜林那樣的騷人墨客。就像羅馬帝國與大英帝國一樣，在這個帝國中既有對美利堅的讚頌者，也有對其心懷恐懼以及懷念昔日美好時光的人。
（註1：羅馬帝國初期的二百年是羅馬的鼎盛時期，史稱「羅馬和平」。）
（註2：源自《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英國詩人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所作的一首詩。《白人的負擔》寫作於美菲戰爭時，美國當時正在征服西班牙殖民地。當時的副標題是「美國和菲律賓群島」。吉卜林通過含蓄的辭藻勸告英國國王不要過度擴張，以致需要教化殖民地那些沒有文化的人，而美國的一些帝國主義者把這首詩理解為帝國主義的特徵。）
同樣是落入世界帝國的困境，古羅馬和英國懂得如何為自己歌功頌德。然而，對於今天的美國而言，美利堅帝國雖然事實已成，但是它卻拒不認可，而且只要感到稍有束縛，它就會竭力排斥。不可否認的是，雖然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正式聲明或者文獻記載，但美國總統所管轄的這個帝國擁有史無前例的雄厚實力以及巨大影響力。
掌管帝國的方式
自蘇聯解體以後，對於自己成為「最後的勝利者」這一事實，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美國一直難以釋懷。因此在未來十年裡，美國總統的任務就是化被動為主動，首先要正視眼前的現實，停止裹足不前，並且對於如何掌管世界逐漸形成一套系統的方法。這就意味著，要讓美利堅帝國從現在這種名不正、言不順的無序狀態轉變為一個秩序井然、條理分明的系統，即「美式和平」——不過此舉並非出於總統自願，而是因為除此之外他別無選擇。
建立帝國秩序是我們的當務之急。雖然美國現有的實力無與倫比，但是它遠非全知全能，因此大權在握的同時也危機四伏。比如，美國之所以會遭受「九一一」襲擊，正是因為它權傾一時使然。因此，美國總統所要做的就是靈活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在察覺風險的同時看到契機，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並且從中獲益。
一聽到帝國這個字眼兒，有些人就會噤若寒蟬，遑論建立帝國秩序。對於這種態度，我想要指出的是，在對待其他小國以至平民時，美國總統並不能因為地緣政治的現實而想當然地大興仁義道德。歷史上，曾經有兩位總統直言不諱地追尋這一美德，吉米‧卡特和喬治‧W‧布希，但是最終均以慘敗而告終。與此相反，如理察‧尼克森和約翰‧甘迺迪那樣的總統雖然務實、冷酷，但是因缺乏至高無上的道德宗旨作為目標和原則，所以同樣一敗塗地。
為了建立帝國秩序，我建議未來的總統應當效法過去三位備受尊崇的政治領袖，在實施以道德準則為指導的對外戰略時，他們行動堅毅、冷酷無情。在某些情況下，儘管他們所採取的手段有違道德法理，但是由於其動機高尚，所以行動也變得名正言順。
為了保存聯邦政府的實力和廢除奴隸制度，亞伯拉罕‧林肯不僅煞費苦心地設下了騙局，而且還侵害了民事自由。對於自己想要廢奴的計畫，他並沒有如實相告，這才爭取到了邊境地區幾個州的支援。相反地，他假意宣傳自己只是反對奴隸制度超出南方範圍，而無意在那些已經認定蓄奴行為合法的州廢除這一制度。
但是，林肯所做的並不只是敷衍塞責。與此同時，他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暫緩執行人身保護令，並且授權馬利蘭州逮捕那些陰謀分裂的議員。他沒有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正名，而是聲明如果馬利蘭州和邊境各州脫離聯邦，那麼他們不僅會輸掉這場戰爭，這個國家也會變得四分五裂，從而令美國憲法名存實亡。
七十五年後，在一次同樣嚴重的危機中，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做法也與此如出一轍。當時，美國民眾還沒有準備好按照總統的意旨行事，為掩人耳目，他不得不撒下彌天大謊。二十世紀三○年代末，當歐洲大陸硝煙彌漫時，無論是國會還是民眾都希望美國能夠繼續保持絕對中立，但是羅斯福深知這種態度關係到民主制度的生死存亡。於是，他暗中向法國出售武器，並且向溫斯頓‧邱吉爾做出承諾，美國海軍會保護那些向英國運送物資的商船。顯然，他的做法與中立主義背道而馳。
像林肯一樣，羅斯福同樣受到道德目標的驅使，這也意味著美國的全球戰略必然會帶上濃厚的道德色彩。即使遭到了來自納粹德國的阻力，他也仍然堅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民主理念。為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和根本制度，羅斯福與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政府締結了聯盟關係，而實際上從道德層面上講，蘇聯政府和納粹黨人一樣腐化墮落。
在歐洲，當蘇聯人入侵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時，羅斯福卻對此坐視不管。在國內，他公然違抗最高法院的裁決，私自授權聯邦調查局竊聽政府要員，並對其郵件進行攔截和拆閱。然而最為過分的是他對公民自由權利的侵犯，即無視在美日裔美國人的公民身分，並且擅自簽署對他們進行拘留和強行安置的行政命令。更加令人髮指的是，這些被他集中關押在拘留營裡背井離鄉日裔美國人的子女，此時此刻卻在軍營服兵役，為美國的國家利益而浴血奮戰。
隆納‧雷根同樣大打道德牌，毫不留情地實施強硬政策。他的目標就是澈底摧毀被其稱為「邪惡帝國」的蘇聯政府，事實也的確如此。毋庸諱言，這正是美蘇之間進行軍備競賽的目的所在。雷根很清楚，蘇聯人負擔不起昂貴的太空武器研製費用，因此為了贏得這場軍備競賽的勝利，他使得這一競賽最終發展成為一場遙遙無期的太空爭奪戰。此後，他又煞費苦心、不懷好意地對蘇聯支持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民族解放運動的行為百般阻撓，一九八三年他入侵了拉丁美洲島國格林伍德，並支持尼加拉瓜的叛亂分子反對該國的馬克思主義政府。為了規避禁止干涉別國內政的相關法律，雷根政府又居心叵測地慫恿以色列向兩伊戰爭中的伊朗出售武器，從而利用所得利益支持尼加拉瓜的叛亂武裝。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當記得，雷根曾積極援助在阿富汗與蘇軍對峙的穆斯林聖戰組織。正如史達林之於羅斯福一樣，對於基地組織，雷根也許沒有想到，昔日休戚相關的盟友最終會演變成為與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敵。
因此，未來十年不會再是高揚道德旗幟的時代。相反，在這十年的過程中事實會悄然浮出水面，從而更加清晰地將世界的原貌加以呈現，這一特點也會在美國的制度中更為正式地體現出來。
在過去的十年中，美國一直致力於對恐怖主義給予強有力的打擊。在未來十年中，在涉及以色列和伊朗等國的問題上，美國對恐怖主義的打擊會變得更加含蓄和審慎。與此同時，對於波蘭和土耳其這兩個剛剛與美國明確交往關係的國家，在未來十年中，美國也會增進與他們的聯盟關係。這其實也是美國在實施帝國戰略過程中艱難而又具體的一步。然而，總統卻不能讓人們產生這種錯誤的幻覺，即讓美國人想當然地認為，世界各國會毫無抵抗地接受美國無與倫比的霸權地位。與此同時，他也不應當放棄美國現有的權力。他永遠不能忘記，除了美國的準帝國地位，他始終只是一國之主，而非世界領袖。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總統始終不能稱美國為「帝國」的原因。在美國人的民族精神中，本身就蘊含著這樣一種反對帝國主義的特質，而這種民族精神也不斷地影響著美國的政治文化。像世界其他各個國家一樣，美國同樣對勢力均衡之類的假話趨之若鶩。即便如此，在今後十年中，從非正式的意義上而言，美國作為世界霸主的地位會變得更加鞏固。
既然總統先生絕不能強迫公眾直面他們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的現實，那麼他就必須成為操控人們幻想的大師。無論南方的奴隸主們多麼渴望擁有奴隸，奴隸制度仍然沒有挺過十九世紀六○年代。同樣，縱然在公眾之中蔓延著孤立主義的傾向，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是如期拉開序幕。即使舉國上下都對即將到來的各種危
機不無擔憂，美國人仍然不得不與蘇聯展開正面交鋒。在上述每一種情況下，作為強勢的總統，他們必須設法製造某種幻覺，避免人們普遍產生反感，從而讓自己的計畫得以順利實施。對於雷根而言，隨著「伊朗門事件」的發生，他販賣軍火的計謀也在頃刻之間大白於天下，接踵而來的是對眾多參與者的聽證、控告以及定罪。當縈繞在雷根周圍的迷霧散去後，人們突然看到了一個由權力和謊言包裹著的蠢材，而雷根苦心孤詣營造起來的良好形象也在瞬間轟然倒塌。此時，以色列、伊朗和尼加拉瓜的局勢變得更加紛繁複雜，即使是雷根的批評者們也很難裁定雷根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全球地區戰略
美國的根本利益是國家的領土安全和相對不受約束的國際經濟體系。當我們談到目前的世界經濟狀況時，自由貿易制度其實並不像自由市場理論家們設想的那樣。事實上，自由貿易體制只是一個國際體系，在這一體系中，美國經濟能在最大限度上與大多數國家乃至全世界產生互動。然而，無論管理體制如何變化，美國都需要在全球範圍內購進和賣出、借入和借出、接受投資或是投資他國。
作為一個佔據全球經濟總量四分之一的大國，美國不可能僅僅依靠獨善其身得以繁榮。國家之間經濟的相互作用也絕不會僅僅停留在經濟本身的層面上。美國經濟的發展建立在技術和組織結構的不斷革新的基礎之上，這個基礎正如經濟學家約瑟夫‧A‧熊彼特所言，是一種「創造性破壞」，即科技創新在推動經濟體制不斷自我顛覆又自我重建的過程。
當美國的經濟文化蔓延到其他國家時，那些受到影響的國家可以選擇適應這種文化，或者被這種文化所淹沒。譬如，從班加羅爾到愛爾蘭，圍繞電腦及其周邊產品技術而產生的科技公司對於全世界的文化生活產生了意義深遠的顛覆性後果。對於這種變遷，作為美國文化自然感到無比愜意，然而對於沙烏地阿拉伯和中國之類的國家文化卻並非如此。為了在維護共產主義制度的同時適應市場經濟，中國不得不承擔額外的負擔。德國和法國也試圖限制美國文化造成的影響，並且對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經濟」敬而遠之。此時，俄羅斯人剛剛從二十世紀九○年代的第一次毫無防備的衝擊中緩過神來，並且試圖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恢復自身的平衡。對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國來說，他們已經被遠遠拋在了世界的後面，不再進行徒勞無功的掙扎。
在這樣的前提下，大多數國家對美國大熔爐持有慍怒和抗爭的態度就無足為奇了。每個國家都想要利用或者逃避美國文化的影響。歐巴馬總統不但意識到了這種阻力，而且對其進行了巧妙的運用。在國內，他宣導美國人要以身作則、率先垂範；而在海外，他強調美國需要更加謙和、戒驕戒躁。
雖然歐巴馬已經敏感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且對之進行有效操控，但是對於帝國權威的抵制卻成為無法澈底解決的問題。這是因為從本質上講，這種抗爭並非針對美國政策，而是針對帝國主義的內在本性。
美國已經在霸權領導者的位置邊緣徘徊了二十年。在這個帝國發展的前十年中，人們曾經天真地認為冷戰的結束就意味著所有戰爭的終結，這種錯覺總在所有重大衝突結束後才浮現，因而令人頭暈目眩。直到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美國人才猛然發現，地球很危險。因此，在對待這些危機時，美國總統的反應也異常激烈，這也使美國人變得躁動不安。從二○一一年到二○二一年的十年中，美國應學會如何應對來自世界各地的敵對情緒。
在未來十年中，美國總統得承認過去十年中威脅的重新抬頭是非常規現象，並且需進行新的戰略部署。基地組織和恐怖主義之類的威脅，並非美國將要面臨的最嚴重的威脅。雖然總統可以而且也應當告訴自己的同胞，這些威脅在可見的未來能夠銷聲匿跡，但是自己卻必須保持清醒，不可自欺。他必須逐步避免人們產生這樣的想法，美利堅帝國的威脅最終會消失不見。從而進一步引導人們意識到，這些威脅是美國擁有財富和權力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在這個過程中，他需要不動聲色地進行計畫並且執行這一策略。
雖然在全球範圍內，美國迄今為止不存在任何競爭對手，但是面對這樣的現實，總統對於不同地區需區別對待。為此，他不僅需要在不同區域內構建均勢，而且應當建立同盟並為介入行動制訂應急預案。這一戰略目標是，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美國都必須防止任何可能對其地位發出挑戰的勢力抬頭。
對於羅斯福和雷根來說，他們需要應對的只是一個重大的矛盾，然而未來十年中，美國總統需要面對的可能是某種矛盾高度分散的世界局勢。僅僅圍繞著一個或者少數幾個全球威脅的時代已經結束。事實上，歐洲和亞洲的勢力均衡並無密切聯繫，而對於如何維持拉丁美洲各國和平的均勢策略也不盡相同。因此，對於美國而言，現有的世界形勢雖然沒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時期那樣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但是它更為複雜。
不同區域分布的軍事力量表明，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呈現出區域性的支離破碎。現在，我們有必要大方地承認美國在全球戰略上的這種區域性，並且針對不同的地區局勢採取相應的策略。我們必須意識到，並不存在支持美國的全球性聯盟，與此同時，美國也沒有與任何國家建立起某種特殊的歷史關係。所有的聯盟都只是一種區域性，而非全球性的。這就意味著，北約的存在只在歐洲範圍內對美國具有意義。此外對美國來說，除了歐洲以外，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同等重要。雖然美國人難免會懷念昔日「最偉大一代」的英雄主義情結，以及美歐之間源遠流長的「特殊關係」，但是事實卻再明瞭不過，現在歐洲並不比其他地區更加重要。
即便如此，歐巴馬總統仍然將競選重點放在了歐洲。
在二○○八年的總統大選之前，歐巴馬的歐洲之行表明，他所謂的多邊主義其實是將美國的命運再次託付給歐洲，向歐洲諮詢美國的外交政策，並虛心聽取歐洲的警告（自從歐洲喪失世界霸主的地位起，他們的行動已經變得日益謹慎）。歐巴馬的這一姿態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不但歐洲人感到興高采烈，而且美國人也對此歡欣鼓舞。然而此後不久，當歐洲人發現作為美國總統，歐巴馬只能維護本國的利益時，這種熱情在頃刻間便消失殆盡。
所有這一切都給美國總統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未來十年，他要在一個不切實際地幻想受到擁戴、至少是不受打擾的國度，實施一系列態度強硬而又不乏理智的外交政策。這就意味著，他得一面迎合公眾多愁善感的情緒，一面超越這種感情從而制定合理的外交政策。在未來十年中，也許會產生更多恐怖組織，出現更多類似「九一一」的恐怖事件，但是如果美國繼續像過去十年那樣感情用事，那麼這不僅會耗盡我們的國家資源，對我們的國家利益也毫無益處。
所謂強硬而又理智的外交政策是指，在下一個十年中，美國總統必須時刻保持清醒和冷靜，機敏準確地發現美國的頭號危險敵人，然後締結聯盟對付之。這就是說，美國必須打破整個冷戰時期的聯盟系統和組織形式，其中包括北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聯合國。因為自一九九一年起，世界秩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這些冷戰遺物已經老舊陳腐，無法靈活適應當今變幻莫測的世界局勢。在這些體制中的某些部分可能仍然具有價值，但只能在全新的體制下它們才能發揮作用。有鑒於此，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做到因地制宜，並且在如下三項原則指導下服務美國的戰略利益：
1.最大限度地在全球範圍內以及不同地區實現均勢，從而使得各種勢力的影響相互抵消，並且轉移它們可能對美國產生的威脅。
2.美國應該利用經濟利益、軍事技術以及在必要時給予軍事援助的承諾來拉攏其他國家，從而廣結聯盟，並且設法促使其他國家與自己共同面對重大的矛盾和衝突。
3.只有在均勢遭到破壞以及盟國無法應對的情況下，才最終訴諸武力手段。
在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帕默斯頓勳爵曾經說過：「將某個國家永久地定格為英格蘭的盟友，或者視某個國家為我們永遠的仇敵，這是一種偏激狹隘的政治思維。我們既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對這些利益的追求才是我們的使命所在。」在未來十年，美國總統必須堅定不移地將這一思想貫徹到自己的政策當中。須知，美國可能引發他國的憎恨和敵意，別指望在國家利益不做讓步的前提下用花言巧語拉攏這些國家。必要時，必須得用各種美妙的許諾來拉攏這些國家。也許最終總統將不得不承認，即使是依靠利益誘惑的手段仍然難以達到目的。這就是其職責所在，因為他必須領導美國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不斷前行，不容閃失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