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不是在密閉的箱裡發展出來的
新聞媒體與報紙以聳動的標題、悲觀的敘述，
強調大學畢業生前所未有的高失業率。
以最簡單的概念來說明此一現像：
大學學歷人口增加≠（不等於）就業職缺增加。
各行各業需要的是「肯做事、肯學習、有技術、有專長」的人，而不是僅有文憑的人。
學歷與證照大不了是個錄取的門檻，而不是錄取的保證、甚至是實力的證明。
糟糕的政客利用媒體炒作話題來攻擊對手。
偏偏很多事情不是政治訴求，而是務實的執行策略。
少部分選民被新聞、報紙影響，理智被情緒牽著鼻子走。
蔣友柏在白木怡言中說過：「民進黨與國民黨兩個黨用的都是負面的（選舉）策略，
沒辦法帶給選民『hope』（希望），卻很會操作『fear』（恐懼）」。
「後美國世界」這本書的作者「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印度人）
表達近年來多數學者對小布希外交政策的不滿，同時提出建議。
美國原來是帶給世界希望的國家，現在卻是輸出恐懼的國家。（尤其在911事件之後）
美國的成功帶來了恐懼，為什麼會帶來恐懼呢？
恐懼什麼？顯而易見，是恐懼「失去」。
「秘密」這本書裡，很精準的說明恐懼會帶來失去。
為何有些人發了財，然後又千金散盡。
因為當他們貧困時，一心想致富，
當「致富」終於成為其心中思想時，他們就「吸引」了財富到來。
致富成功後，他們開始擔心失去財富，最後恐懼「失去」變成了中心思想，
於是吸引了「千金散盡」的來臨。
「J曲線國家競爭優勢」此一書簡直可與「後美國世界」相互呼應。
美國以武力、經濟制裁來控制理念不合的國家，終將造成反效果。
與其拚命亮出最粗棒子要人家聽話，不如以平等互惠的政策對待諸國創造雙贏。
作者提出美國是現今的世界強權，國家的成功使得美國人出現了傲慢的心理，
而自大造成了停止學習和看不清真正的自己。
美國市場實在太大了，以致美國人總認為世界各國要瞭解美國市場和美國人可不容易，
這已夠他們學了，美國沒有必要學習外國的語言、文化和市場。
這可就讓美國處於競爭劣勢了。
在單極時代裡，不僅美國政策的內涵改變了，連作風也變得傲慢和專橫。
美國政府和外國領袖間固然也時有溝通，但都是單向式的溝通，
外國政府往往只是接獲告知美方的政策。
美國高層官員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裡，跟駐外官員很少有真正的互動，遑論跟外國人。
「我們會晤美方官員的時候，都是他們說，我們聽；
我們很少不同意或說坦白話，因為他們跟本聽不進去。
他們只是重申美國的立場，就好像是觀光客總覺得只要嗓門大一點、
說得慢一點，別人就一定會聽得懂似的，」歐洲某大國有位資深外交政策顧問這麼說。
新加坡前外長及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說道：
美國人活在自己的「小圈圈」裡，看不到「世界對美國的態度已起了重大變化」。
這種現象能給予我們個人有什麼樣的啟示？
「與神對話Ⅱ」的作者唐納．沃許有一種類似且令人醒思的觀點：
你們是三部分的生物，而大部分人卻只體驗到自己是一個肉體。
在30歲以後，他們連心智也遺忘了。
沒有人再閱讀。沒有人再寫。沒有人再教。沒有人再學。
心智被遺忘了。它沒有被滋義。它不再擴充。
沒有新的輸入。輸出微乎其微。
心智沒有被餵養。它沒有被喚醒。
它被哄騙，變得呆鈍。
你們用盡辦法擺脫它。
電視、電影、廉價書刊。
不管做什麼，都是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
所以大部分是活在肉體層次。
餵養肉體，給它穿衣服，給它「材料」。
大部分人經年不讀一本好書…我是說可以讓他們學到一些東西的書。
但是整個星期的電視節目，他們卻可以如數家珍。
這確實是讓人很為之悲哀的。
實情是：大部分人並不要思考。
他們選舉領袖，支持政府，選擇教會，都是以不需要他們獨立思考為指標。
「讓我輕鬆。告訴我要做什麼。」
大部分人要的是這個。
我坐在哪裡？
我什麼時候站起來？
我怎麼敬禮？
我什麼時候付款？
你想要我怎麼做？
規矩是什麼？
我的界線在哪裡？
告訴我，告訴我，告訴我！
我會做…只要有人告訴我！
然後，他們又倒胃口了，幻滅了。
他們遵從一切規距，他們做一切人家叫他們去做的事。
錯在哪裡？什麼時候變味了？為什麼崩潰？
在你放棄你的心智的那一刻，它就崩潰了…
你的心智，乃是你最偉大的創作工具。
是該跟你的心智再做朋友的時候了。
跟它做伴…它感到如此寂寞。
做它的滋養者…它是如此飢餓。
唐納．沃許告訴我們停止學習、忘卻心智會使人退步。
「J曲線國家競爭優勢」書中提到，
發動戰爭、走民族主義或鎖國政策是自掘墳墓。
「後美國世界」的作者也針對中國與印度的歷史，
說明不斷創新、不斷學習、不斷改變的重要性，
軍力不是美國實力的成因，而是它的結果。
真正的動力是至今仍然極為強勁的經濟和科技基礎。
同樣的觀念亦可套用在台灣或是個人的發展。
將重心放在台灣主權獨立的意識形態鬥爭，
事實上就是在搞鎖國與經濟孤立。
然而台灣跟本沒有本錢搞鎖國與孤立政策，（連美、英、法、日、德各國都不敢）
唯有開放的經濟策略，才能富國強兵，
哪怕是和對岸的中國在經濟政策上更為開放。
好比微軟開放式的作業系統遭受強大的駭客與病毒威脅，
即便如此也要持續開放程式碼，如此才能吸收更多創意、更加實用，更經得起市場考驗。
反觀蘋果的封閉式軟、硬體設計，在市場佔有率遠遠落在微軟後頭；
最終也不得不讓步設計出可與微軟相容的硬體系統。
再看看美洲的印第安原住民，還有台灣原住民的歷史發展，
不進步、進步緩慢終將實現達爾文的進化論：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
別將政治、民族主義或是人道主義搬出來談，
務實的經濟策略已是當下國際間的生存之道。
以下來看看作者以中國歷史警告美國外交政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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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時代
眾所皆知，哥倫佈於1492年啟航，展開人類類史上最具雄心的探險行動之一。
比較少為人所知的是，比此行動早87年就有位名為鄭和的中國艦隊司令，
展開同樣宏大的探險，之後又七度下西洋。
鄭和的艦隊比哥倫布、達白瑪以及15、16世紀歐洲所有大航海家的艦隊，
都要來得更大、更精良。
1405年，鄭和首次下西洋時，帶了317艘船艦和兩萬八千人，
與哥倫布的隊伍相比，後者只有四艘船和150名水手。
鄭和艦隊中最大的「寶船」艦長四百餘呎，
是哥倫布旗艦「聖瑪麗亞號」（Santa Maria）的四倍長，而且有九根大桅。
鄭和艦隊裡最小的一艘，是操控性極佳的五桅戰艦，
依然比傳說中的西班牙大帆船大上一倍。
中國船艦以特殊的木材、複雜的接榫，精密的防水技術打造，還有一個可調整的活動式龍骨。
「寶船」上有豪華的大船艙、絲帆和敞窗大廳，
都在當時最大、最先進的造船港南京的船塢上建造。
1405年後的三年內，共有1681艘船在南京建造或整修。當時的歐洲瞠乎其後。
大小有關係。這些巍峨船艦旨在「震懾」周邊地區，
展現大明天朝的威勢無遠弗屆。
鄭和於1405至1433年間七度下西洋，足跡遍及印度洋各海域和東南亞地區。
他贈送禮物給當地人，也接受貢品，遇到反抗時便毫不猶豫地使用軍力。
有一次，他擒回一名蘇門答獵海盜，另一回則擄回錫蘭叛軍首領。
他每回都滿載奇花異果和寶石而歸，更為御獸園帶回長頸鹿（古稱麒麟）等禽異獸。
可惜鄭和的故事莫名奇妙地收場。
1430年代，新的皇帝登基後突然結束帝國探險行動，
對貿易和探險不聞不問，其間雖有若干官員力圖維繫此一傳統，可惜都徒勞無功。
1500年，朝廷下詔，建造兩桅（航海應有的大小）以上者一律處死。
1525年，海防當局奉命，遇有出海的船隻即予以摧毀，船主下獄。
1551年，不管是為了什麼目的，凡乘多桅船出海就是有罪。
1644年清朝入主之後蕭規曹隨，仍然維持此一基本政策，
但清廷對自己的詔令不太有信心，於是索性採焦土政策，
把700哩長的中國南方沿海一帶燒個精光，讓它變成不適合人居的地方。
這些政策果然達到理想的效果：中國造船業瓦解。
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之後的幾十年間，便有數十名西方探險家來到印度和中國周邊海域，
中國船隻卻花了300年才開到歐洲–參觀1851年倫敦博覽會。
這種明顯的逆轉應該如何解釋？
中國菁英在國家的外交手段上莫衷一是，北京的新統治者則認定海上探險是失敗之舉；
艦隊所費極為昂貴，逼使朝廷對本已節依縮食的人民提高稅賦，回收卻很少。
有些接觸固然使得貿易繁榮一時，但從中獲利的只是商人和海盜。（中國傳統又藐視商人）
此外，到15世紀中葉時，在蒙古人和其他入侵者威脅中國邊境，
亟須關注又消耗資源之際，航海形同奢侈的消遺。
這是個命運攸關的決定。
正當中國選擇背離外面世界的時候，歐洲則是勇闖海外。
就是這些海上探險行動，使歐洲得以活化，並將國力與影響力普及全球。
倘若中國海軍仍縱橫下海，現代史的走向是否會大不相同？
可能不會。中國決定轉為內向，不單是個不良的孤立策略，也是文明停滯的表微。
決定中止海外探險的背後，隱含著中國和大多數非西方國家落後西方世界好幾個世紀的複雜因素。
他們的確是落後了。15世紀後的數百年間，
歐洲和美國先後產業化、都市化的現代化之際，中國仍然是貧窮農業國。
到16世紀，葡萄牙人把機械鐘帶到中國的時候，
歐洲的機械鐘已經比北京製造的笨重水鐘精緻許多。
可是，中國人把這些機械當玩具，認為它們沒什麼價值，
根本就懶得去學習如何操作（取得之後還得有歐洲人留下來操作自己所發明的東西）。
同樣的，一百年後葡萄牙人把大砲帶到北京之後，還得提供操作人員。
中國可以消費現代科技，但無法製造。
到了18世紀，北京甚至不想再看到設計精巧的外國小機械，
1736至1795年在位的乾隆皇帝，在致喬治三世那封著名的信件中拒絕英國通商要求，
並說明道，「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製辦物件」中國人已對外界關閉心房。
然而，我們該怎麼理解中國那些出類拔萃的航海大事？令人目眩神迷的鄭和艦隊。
中國既然組建如此壯盛與先進的海上探險隊，為什麼不能製造機械鐘？
海上探險可以說明東西方做法的差異。
西方的探險任務通常不是純屬民間，就是官民合作，
並以別出心裁的方法支應航行經費，所以雖沒有那麼堂皇，但成果較佳。
荷蘭率先革新財務和課稅方式，到1580年代時，
荷蘭鯡魚商人已廣泛採行期貨契約，而這些財務機制也標示一個重大的進步，
因為，它們可以確保方興未艾的探險事業籌款無虞。
每次探險的目的都是將本求利、從事發現和尋找新產物。
探險計畫在試誤中前行，每次都能記取之前的教訓，
日積月累下來便發展出一套企業、探險、科學和學習的反應鏈。
相形之下，中國的海上探險全靠君主興趣和權力，
一旦君主不在，探險也就戛然而止。
有一回，新皇帝甚至下令銷毀船隻圖樣，以致造船能力蕩然無存。
中國在13世紀很善於使用大砲，但300年後，沒有歐洲人教就不會操作。
哈佛大學經濟學蘭德斯（Davis S. Landes）的結論是，
中國未能「產生一個持續、自給的科技進步程序」，
其成就不連貫而短暫。有知識的時候沒有學習，這是亞洲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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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友柏在白木怡言中說明台灣目前已經不需要「偉大的領導者」，
「J曲線國家競爭優勢」的作者以有力的證據支持這個觀點。
極權國家的領導者就是法律，一切領導者說的算；（領導者掛了沒接班人就亡國）
民主開放國家以獨立的法律程序為基礎，就算是領導者也不能違法。
也就是說健全的法律制度有助於國家文明進步，
中國古代的君皇制讓大量的知識石沉大海，同時也是愚民政策。
（怕人民有了知識就造反，偏偏劉邦項羽不讀書，秦始皇焚書坑儒也是白費心機）
看看企業界也有了很多的類似於法律程序的制度，
如ISO、IECQ QC 080000、RoHS、UR、GMP等等認證，
無非是要將必要的SOP標準作業流程訂出來保障生產與產品的品質。
不能因為老闆、員工換了人，做出來的東西就完全變了樣。
我們要確保學習知識的自由，還有經濟發展的自由，
不要一昧排外、停止學習、挑起歷史仇恨、
將人道、人權、民族主義拚命搬出來大談正義。
該是提升個人競爭力與照顧親人的時候，
別像毛澤東操縱群眾玩弄文化大革命那種虛無意識形態的鬥爭。
務實的經濟政策才能促進國家進步，而不是民主與民權。
（如果不同意，就去翻翻「J曲線國家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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